首页 -> 2008年第9期

王朝最后一根稻草

作者:谌旭彬



去自如。这当然为契丹所不能容忍。1074年四月,契丹派使者要求重新勘定太行山以西代州(今山西代县)一带边界(此地宋、辽争执已久)。前宰相韩琦掌管军事多年,神宗以此事相询,韩琦的答复很明确:一切都是新法惹的祸,罢除新法,一切OK。
  韩琦在奏章中说:“据臣观察,近年以来朝廷做的很多事情似乎没有把契丹这个大敌放在眼里,对方因此见疑,开此祸端。据臣看来,我们有七件事情引起了契丹的怀疑:第一,高丽早已与我们断绝关系而臣属于契丹,如今我们却和他们通商·其二,以武力收复了熙河之地,契丹必然以为我们下一个要对付的就是他们,其三,在代州边境大量种植榆柳,企图阻止契丹骑兵南下,其四,推行保甲制度,教给了百姓战斗技能,其五,在黄河以北各州县积极修筑城郭,掘深护城河渠,其六,设立了兵工厂,制造新式武器,更新了部队装备,其七,在黄河以北前沿各州,设置了三十七将,以加强当地驻军的训练。”
  “依臣为陛下筹划,应当先派使者前去修好,安慰契丹,那些让对方起疑的措施,我们也应该早早地废除。这样做了之后,如果契丹还要寻衅滋事。我们就可以一振威武,恢复故疆,一报国家多年来所受到的屈辱!”(《宋史·韩琦传》)
  神宗皇帝看到这份媚敌求容、奴性十足的奏章,真是无言以对,感慨万千。
  真不知如韩琦所愿,将上述七条措施全部废除之后,契丹若再来挑衅,韩琦将凭借什么来“一振威武,恢复故疆,一报国家多年来所受到的屈辱”!
  相反,10个月后,王安石二度入相。他合小取大,将一块东西700余里的代北之地给了契丹,以换取一个长期和平的国际环境,则成了王安石奸佞无道的又一宗罪状。
  4年之前,王安石亲自提拔上来的良将王韶发动“熙河之役”,一举收复了包括熙州(今甘肃临洮)、河州(今甘肃临夏)和全部河湟地区(今青海省东北部)在内面积达20余万平方公里的土地。这次军事行动的目的在于切断西夏右翼,对其形成包围态势,以彻底击溃这个顺反无常的心腹大患。但是,这次巨大的胜利并没有获得士大夫们的理解。王安石辞职之后,王韶被以司马光为首的“旧党”指责为“开边生事”,遭到免职贬谪。更有甚者,因党项时常入境掳掠,士大夫们甚至建议神宗皇帝放弃“熙河之役”的胜利果实,将收复的国土退还西夏,以换取双方的睦邻友好。
  “旧党”士大夫们建议神宗抛弃20余万平方公里的熙河之地,相对于王安石放弃东西700余里的代北之地,并不见得高明到哪里去!唯一的解释是,“熙河之役”的胜利和代北之地的合弃是新政的苗,而废除使契丹怀疑的七事和放弃熙河之地则是“旧党”的草。
  还有更荒谬的事情。“旧党”士大夫们甚至将“安南(今越南)不灭”的罪责归咎到王安石“进郭逵而退李宪”的人事安排上。当日交陆犯境,朝廷最初起用宦官李宪前去抗敌,后来在王安石的建议下,用宿将郭逵替代了李宪,虽未颠覆交耻政权,但战事还是取得了胜利。
  如果宦官李宪被撤职的建议出自某位“旧党”同仁,恐怕“旧党”们非但不会将“安南不灭”的罪责归咎于他,而赞叹之声早已不绝于耳了吧。
  
  4、被酱掉的好榜样
  当然,这种政治风气也并非一无是处。当日上层士大夫们虽然汹汹不已,但他们只争国事是非,而不争个人意气,就事论事,决不搞人身攻击。这一点无疑极为难得。
  如韩琦压制王安石多年,又反对他的革新思想,朝堂之上两人已至水火不容的地步,但私下里王安石却极其敬重韩琦。每次论及近代宰相时,王安石总是说:“韩公德量才智,心期高远,诸公皆莫及也。”韩琦去世后,王安石亲为其笔书了两副挽联:“心期自与众人殊;骨相知非浅丈夫”,“幕府少年今白发;伤心无路送灵辆”。前者赞叹韩琦的道德功业,后者抒怀自己和韩琦的一段幕府之缘。
  再如苏轼在新政问题上也激烈反对王安石,但私下里二人的交情也很好。王安石有偏头疼的毛病,后来得神宗赐宫中不传之方治愈。元丰年间,苏轼自黄州过金陵的时候,曾去拜访过已经辞官闲居的王安石。二人谈论诗赋甚欢,王安石更以药方相授于苏轼。
  即使偏激如司马光,自彻底蜕化为彻头彻尾的“保守派”后,至死都念念不忘废除新法:“四患未除,吾死不瞑目矣。”但他和王安石私下里却也是几十年深交的老友,彼此从无恶言相传。王安石先走一步后,司马光曾建议朝廷对其赠恤宜厚。
  但是,这样的好榜样最后却被“旧党”其他人和支持者悄悄地消解掉了,王安石的个人形象也在这一过程中渐渐扭曲。
  《宋史·王安石传》里说王安石这个人忘恩负义,并记载了一个典型案例。熙宁年间,欧阳修请求退休,大臣冯京主张挽留,据说当时王安石说:“修附丽韩琦,以琦为杜稷臣。如此人,在一郡则坏一郡,在朝廷则坏朝廷,留之安用?”欧阳修对王安石有莫大的知遇之思是举世皆知之事,史书这一笔记载,已足以彻底将王安石的人格击倒,然而事实却并非如此。
  从王安石的诗文和他与欧阳修的书信往来看,王安石极为尊重欧阳修。欧阳修去世后,王安石提笔撰写了一篇《祭欧阳文忠公文》,道尽了自己对欧阳修的高山仰慕之情,其末了一句更是将欧阳修引为知音:“呜呼,蛊衰兴废之理,自古如此,而临风想望不能忘情者,念公之不可复见,而其谁与归?”
  王安石死后,也出现了他毁谤韩琦“但形相好尔”,还作了一幅《画虎图》并题诗予以讥讽的传言,捏造这一流言的人居心甚毒,众所皆知王安石小时候得过严重的疥疮,“肤理如蛇皮”,又有一张天生黝黑的脸,一个长相丑陋的人攻击别人玉树临风、潇洒倜傥,无疑是心理扭曲。
  柏杨先生说中国实乃一口大酱缸,诚哉斯言。“熙丰新政”中这唯一的好榜样就此被酱缸酱掉了。
  
  5、性格问题
  论及“熙丰新政”,王安石和司马光之间的对决自然也是不可避免的话题,而其中最有必要说明的则是这二人截然迥异的性格特征。近代心理学上说“性格决定命运”,这一理论在他们身上百分百适用。
  王安石性格好动。《避暑录话》中记载:“王荆公不耐静坐,非卧即行。”晚年辞官的王安石住在金陵钟山的谢公墩,他买了一头驴,每天早上一吃完饭就骑着驴前往钟山,在钟山定林寺睡完午觉,日落之前又骑着驴回家。《遁斋闲览》里说王安石棋品很差,和别人对局,从来不愿意深思熟虑,落子随意,等到快要输了,就一股脑儿将棋局搅乱,说:“下棋本来图的是适性忘虑,如今反而劳思费神,不如且罢。”围棋讲究静修,王安石棋力不高、棋品不好,也是性格好动的缘故。《墨庄漫录》里说王安石的书法“清劲峭拔,飘飘不凡,世谓之横风疾雨”,其实也正如此书作者所说“乃天然如此”,即是一个人真实性格的映射。
  司马光则恰恰相反,静默修为极高。《道山清话》中载,有一次,一位幕客将烛台打翻在司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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