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8年第9期
王朝最后一根稻草
作者：谌旭彬
王安石性格刚强执着，认准了的事情百折不回。世人皆知他面对巨大压力主持变法时的名言：“天变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司马光却很在乎人言，易为人言所曲。《霏雪录》记载，他编写《资治通鉴》时，用了很长时间都没编完，于是惹来一些闲言碎语，说他故意拖延时日，贪图朝廷给的饭补(“利餐钱”)。司马光听说之后。将书匆匆编完，结果导致此书最末的五代部分繁冗甚多。
司马光自己曾经说过一段轶事，也很能体现出二人性格上的这种差异。二人年轻时同在群牧使包拯手下工作。一日群牧司衙门里牡丹花大开，包拯置酒请客赏花。包拯劝酒不止，司马光拗不过，颇喝了几杯，但同席的王安石却“终席不饮，包公不能强也”。
如此性格差异，对号入座，王安石归入“新党”，司马光归入“旧党”，也就可以理解了。
有趣的是，晚年的司马光也殊途同归，变得比王安石还要执拗，无视满朝士大夫们的极力劝解，誓死要逆流而上，恢复过时了的“差役法”。
6、身后事，不由己
在中国历史长河中，王安石成了一个永远难以盖棺论定的神秘人物。
神宗去世后，9岁的哲宗登基，朝政长期把持在后宫太后和几位朝廷宰辅手里。但随着年龄的日渐增长，哲宗亲政的欲望也越来越强烈，朝中残存的“新党”如章悖等人自然成了哲宗拉拢团结的对象，元祐八年，高太皇太后去世，套在17岁的宋哲宗脖子上的枷锁开始出现松动的迹象，于是绍圣年间，王安石终于有了一个谥号：“文”，并得以配享神宗庙廷。
哲宗无子，在后宫太后们的安排下，其弟端王赵佶即位，即大名鼎鼎的宋徽宗，随着太后们的相继逝世，宋徽宗也开始拉拢团结朝中残余的“新党”如蔡京等人以对抗宰辅重臣，收回权柄。这些权利斗争又一次让王安石在九泉之下“渔翁得利”，崇宁三年(1104年)，王安石的神像被放人文宣王庙(孔庙)，排列在颜渊、孟子之后，十贤人之上，并被追封为“舒王”。
但这些你方唱罢我登场的戏码已和王安石及其变法思想没有任何实质性关系。他们挂着王安石的羊头，卖的则是自己争权夺利的狗肉。如果一定要说实质性的关系，那就是徽宗朝的著名奸相、“六贼”之一的蔡京是王安石的亲家，其弟蔡卞是王安石如假包换的女婿。
过了二十来年，朝政又是一变，宋徽宗玩出祸来，江山沦落。宋高宗泥马渡江，总结前代教训，为推卸老爹徽宗的亡国之责，王安石的塑像又从神宗的庙庭中被扔了出来，追封的各种头衔也被一一剥夺，再后来，宋理宗将王安石定性为“万世罪人”，最后，道学先生朱熹强烈要求王安石为北宋的覆灭负责，南宋士大夫们终于就王安石的盖棺论定问题达成最后的共识。
宋儒们在朱熹思想路线的指导下再次篡改了《神宗实录》，而元丞相脱脱在元代风雨飘摇的最后岁月里组织人马照着各种宋代实录匆匆抄出来一部《宋史》，其中《王安石传》里说：王安石做宰相，既是王安石自己的不幸，也是整个宋朝的不幸。
7、稻草和驴子
“墨翟真自苦，庄周吾所爱”是王安石晚年《无营》诗中的一句。做了半辈子墨翟的王安石在生命之灯油尽灯枯时分，似乎忽然看见了飘飘忽忽、悠悠荡荡的庄周和他那只虚虚实实、变幻莫测的蝴蝶。对此时此刻的王安石而言，墨子式的充实与担当是一种沉重，而庄周式的虚无与放弃反是一种轻松。
王安石轻松下来的同时，大宋朝也终于放弃了最后一次垂死挣扎，静静地安于天命，等待那场最后的大掳掠。
自宋代朱熹到清代王夫之，在主流士大夫们眼里，“熙丰变法”是压跨大宋朝这匹不堪重负的骆驼背上所缺的最后一根致命稻草，而自宋代的陆九渊到近代的梁启超，在众多非主流士大夫们眼里，这场变法则是压跨大宋朝这个可怜的溺水者能够抓住的最后一根救命稻草。
不管它是致命还是救命，总之，是最后一根了。
唯一始终不被人们所理解的，是所谓的“熙丰变法”并不属于王安石，而实属宋神宗。在历史闹哄哄的表象下，掩藏着一个被阉割过的王安石。而这场变法也只能是一根轻飘飘的稻草。这一点，从1068年四月王安石满怀希望入朝的那一刻起就已注定。
王安石死后约四十年，北宋灭亡。
“熙丰变法”的失败是一种制度性失败；王安石的悲剧也是一种制度性悲剧；北宋的灭亡也是一种制度性灭亡。这让我想起了柏杨老先生曾经讲过的一则寓言故事：一个农夫在悬崖绝壁的山道上赶一匹驴子，驴子紧挨着悬崖绝壁走，农夫心惊肉跳，总想拉它往里靠一点，但驴子总倔着不肯。农夫稍微用力，它反而咆哮嘶咬、乱踢乱跳，结果栽下了万丈深渊。农夫望着万丈深渊，一脸无奈地说：“驴老爷，您赢了!”
我现在也想一脸无奈地对大宋朝，包括他的开创者赵匡胤，包括那些严格遵循祖宗的“良法美意”和儒家政治游戏规则的孝子贤孙、忠臣名儒们，更包括宋神宗本人在内，说一声：
“驴老爷，您赢了!”[连载结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