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8年第9期
两代帝师翁同龢“维新”还是“维旧”
作者：山 谷
修筑津通铁路的计划，因遭到了翁同龢等人的反对而被迫搁置，最后朝廷采纳张之洞的折中建议，改筑芦汉铁路。
这是晚清政治中一个不大不小的事件，极力反对这个计划的是被人们看好的翁同龢，这多少让人感到有点意外。这不仅意味着翁同龢在晚清的政治舞台上不以国家利益为重，有意地掣肘李鸿章，从而暴露出他作为政客的丑陋一面，而且还充分说明，他对工业文明的认识是多么的短视。
一个着意于国家前途和命运的人，应该具有远见卓识，更不能泄私愤、报私仇。在认清天下情势，如何改变积贫积弱的落后状态上，翁同龢远不如同时代的其他大臣，如刘坤一、刘铭传、张之洞、李鸿章，甚至也不如盛宣怀。联系到他直到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开缺回籍时，才第一次坐火车，更可以看到翁同龢的这种思想倾向。
在一个封建土壤深厚的社会中，要想实行与小农经济截然相反的举措，哪怕是不需要更多论证的、明显有益于国计民生的东西，也都要经过艰苦的努力，以克服来自内部和外部的阻力。在复杂的晚清政坛上，如何达到目的，做好这样的事情，把阻力减少到最小程度，李鸿章、张之洞等人比任何人都明白关键所在。
就在这次铁路风波发生以后的第二年，由李鸿章提供机车，醇亲王在西苑内沿着太液池修筑了专供慈禧使用的、只有两千三百多米长的西苑铁路。西方物质文明的明显优势让慈禧大开眼界，正是这类活生生的西方文明的现实教育使得慈禧在铁路风波中作出最后的裁决，谕令李鸿章、张之洞会同总理衙门，正式筹筑芦汉铁路。
相比而言，如果说翁同龢是一位具有远见卓识的政治家，有着哪怕是“师夷长技以制夷”这样肤浅的、只在物质层面学习西方文明的思想，他都会站在积极进取的一方，而不会打横炮。
刘声木在《苌楚斋随笔四》卷八中，记录了另一则有关翁同龢的故事，名为“张之洞与翁同龢交恶”，故事中说：“文襄(张之洞谥号文襄)之于文恭(翁同龢谥号文恭)，交恶可谓深矣。实则文襄外任，好大喜功，滥借洋债，开各省之先声。文恭时任先农，力为裁制，全属公谊，原不失古大臣风度。文襄引为私憾，极力诋斥，殊失和衷共济之雅量矣。”
立场显而易见，作者是一个站在农业文明角度看问题的旧文人，认为翁同龢全属“公谊”。难道张之洞搞建设却不是“公谊”?在开展洋务运动着力于增强国家经济实力，而朝廷又财力匮乏时，商借外国资金为我所用，不能说是一个坏办法。但翁同龢不仅不给予积极支持配合，反而“力为裁制”，可见有问题的不是张之洞而是翁同龢，至少可以说明翁同龢对于搞工业建设的认知能力是多么缺乏。
三
在一个复杂多变的政治格局中，往往一件事、一句话就能检验出一个人的灵魂和人格。在朝廷政治权力的争夺中，下赌注力主与日本开战，翁同龢多少是打着为朝廷社稷的旗号，私下里与李鸿章等人展开权力较量的。在慈禧和皇上之间，他小心翼翼地走着钢丝。一方面，他本人及其父兄深受太后恩宠，不断被提携，继而让他辅读皇帝，在内廷行走，这层关系翁同龢不会不懂；但究其内心，他无疑是倾向自己的学生的。皇上年轻，来日方长，况且从封建正统的礼教上认定，皇上是天下至高无上的君主，而太后垂帘听政是夺情之举。自己是皇上的老师，在旦夕相处的岁月里，除了师生情谊还多了一层相互慰藉的慈爱之情。他不仅能“造膝独对”，甚至还能争辩几句，对皇上产生影响。
在西方各国公使要求改革觐见皇帝的礼仪，九五之尊的光绪皇帝都以为可以“曲从”时，翁同龢偏偏表示不同的意见。每每在这些问题上顶撞天子，做出忤逆的举止，可见翁同龢心高气傲到了什么程度，更表明了他处处不遗余力维护封建礼仪，自觉恪守旧礼教和旧道德的内心世界。但在杀伐决断的慈禧那里，他绝不敢放肆，除了唯唯诺诺，遵旨照办外，不可能有任何言行和举措影响到太后。
翁同龢决不会做出“挟天子以令诸侯”那样的乱臣贼子的行径，但不能说他没有以皇帝老师的资格取得对朝廷政务的话语霸权，一个潜在的“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心理情结。
康有为尊崇翁同龢是“中国维新第一导师”是不符合实际的。翁同龢对“维新变法”有兴趣，把康有为等人作为一种决策集团外的政治力量巩固自己朝内、朝外的地位，但他既没有自己的哲学和变法理论，也拿不出有关变法的纲领和相应的一整套的实施办法，何以能称为导师?
变法其实是翁同龢的被动选择，他没有变法所需要的一切知识和才能，他援手于康有为，如同当年拔擢张謇和文廷式一样，不可能站在时代的高度去对待变法。刻薄地说，这其实是他在甲午海战失利后的又一次也是最后的一次政治博弈。他可以用儒家的经典著作和典章仪礼来培养造就一个合格的封建小皇帝，但不可能用放眼世界的目光去引导年轻的统治者，让光绪从农业文明的土壤中走出来，变成适应新时代的接班人。
翁同龢是光绪“明定国是”诏的起草人，但不能据此说他就是变法的决策者。“明定国是”诏只是变法的一个信号，是一个十分温和的从教育人手的公告，而不是一个具体实施变法的纲领和一整套方案的不可或缺的开篇部分。如果说，在翁同龢被开缺之前，也就是在“明定国是”诏之前和之后，他就有相关的时间表和起码的步骤程序，那么他可以被称为“维新导师”。遗憾的是没有，只见皇上匆匆忙忙地在100天的时间里，不问可行不可行，如何落实和实施，而是接连不断地下达一百多条变法圣旨。在这些重大问题上，试问，作为帝师的他是如何帮助皇上运筹帷幄的呢?
一个军机处的实际领班、一品大员、皇上的老师，如此轻松地成为“维新导师”，岂不是过于滑稽了?
四
翁同龢只是个传统的知识分子而已，还是一个对工业文明不怎么热心的官僚。是历史成全了翁同稣，让他在力图改变自己处境的时候，不经意间选择上了“维新变法”的码头，而为后人称道。
对于这一点，从翁同龢革职编管后直到1904年去世时止，他的思想和行动中都可以看出来他至死心里都在想什么，希望得到什么。他关心的是皇上的处境和安危，是如何洗刷与“维新派”的关系，而没有从国家的前途、命运出发，执着于改革的信念，矢志不渝地忠实于自己的政治选择，对“维新变法”失败发出哪怕是一星半点的叹息和焦虑。在这方面，他不如康有为、梁启超远矣，更无法与孙中山相比。
是不是有点苛责了翁同龢?
戊戌五月，翁同龢自北京回到家乡常熟，不久就乘船至江西的侄子翁曾桂处，八月回家开始做久居的打算。他在《安宅记》中如此记录：“戊戌八月归自江西，久赁屋于塔前为栖身之所。国事方殷，忧怀如捣，追敢作身家计，然亲戚往来，见闻杂睐，不可弗记也，故书此册，庶几焚香告天之意。是月二十五日，松禅老人记。”
“永不叙用”后，除了不能穿官服，行动不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