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8年第19期
服石时代
作者：郑骁锋
不仅重要关头大喝特喝，平日里更是呼朋唤友狂饮滥喝。《世说新语》中载，七贤之一的阮成(阮籍的侄子)有一次与族人一起大瓮盛酒，围地聚饮时，一群猪闻到酒香走了过来，毫不客气地挤进去也喝了起来。诸人正喝得开心，竟不去理会，在同一个瓮里人喝人的，猪喝猪的，直到人与猪都酩酊大醉。
名士中也有奸细，钟会就是一个。他善于观风向，很早就投到司马门下，经常来名士间套话刺探，得料后便怂恿司马下手治罪。当他走到嵇康面前时，嵇康正在柳树下打铁——据说他家境不富裕，要靠打铁补贴家用。
嵇康见到钟会，理也不理，顾自干活。过了很久，钟会觉得很无趣，要走。嵇康忍不住刺了钟会一句：“何所闻而来?何所见而去?”这钟会也是个才子，回答得也妙：“闻所闻而来，见所见而去。”说罢便冷笑着咬牙走了。
不装醉还捅马蜂窝，定要招祸!其实嵇康自己也明白这样会招来祸事，他曾说阮籍“口不言人过，吾每师之，而未能及”，而说自己“刚肠疾恶，轻肆直言，遇事便发”。他岂不知在这世道只有像阮籍那样“喜怒不形于色”、“口不臧否人物”，最多翻个白眼才能安全一点，可硬是忍不住，改不了啊!
孙登估计就是看透了嵇康的这种性格，因此，他的临别赠言另有一个版本：“君性烈而才俊，其能免乎?”即你嵇康难免于今之世，因为性子太过刚烈。你自己写得虽好，“爱憎不栖于情，忧喜不留于意”，但只是空话，你的血太热，根本不能忘情世事，怎么能修道养生?
然而，嵇康直到临终才不得不叹服孙登的先见之明，他一直固执地认为自己应该是能修长生的。这也许就是他不像阮籍那样不要命地喝酒的缘故，因为在他看来，酒喝多了是要伤身的，正如他在《秋胡行》中所写：“酒色何物?自令不辜；歌以言之，酒色令人枯!”多喝伤身的酒，不如服养生的散。因此，嵇康喝酒节制，从不昏醉。
当然，阮籍他们喝酒也并不仅仅是为了避祸，更多的是为了宣泄痛苦。王恭曾经提过一个有意思的问题：“阮籍何如司马桐如?”有人回答：“阮籍胸中垒块，故须酒浇之。”意思是说，阮籍心中的痛苦郁闷岂是司马相如可比的啊!
可是，刚烈的嵇康胸中垒块比一般人要坚硬得多，寻常酒水是化不了的，好在有五石散能多多少少帮他化解一些。
“服五石散，非唯治病，亦觉神明开朗。”何晏此语其实有据。药性散发之时，尽管肉体很难受，但精神却可以进入一种茫然恍惚的迷幻境界，俗世间所有的烦扰愤懑都随着热气泄出了体外。那一刻，似乎世间所有的一切都已不复存在，什么阴谋、政变、血腥、哭叫，甚至父母妻儿，统统化为乌有，浑不知今夕何夕，只觉得天地间一片混沌，而自己则在这混沌中浮沉偃仰。肉体越是难受，心灵越是爽快，全身燥痛之时，似乎能感觉到灵魂破壳而出，融散在无边的宇宙之中，真正与天地合为一体。
这种体验是喝再多的酒也无法达到的。直到药性散尽，才颓然醒来，抹一把冷汗，长叹一声，跌坐在肮脏的泥地上。
内心深处，嵇康服散到底是为了长生，还是为了感受这酣畅淋漓的快感呢?
不幸生在这个被阮籍形容为虱子乐园的裤裆世界里，服散与修道，都是嵇康想拔着自己的头发逃离肮脏地面的无奈努力吗?
四
发散时的感觉是与何晏、嵇康等人的思想极为合拍的，或者反过来说，可能就是这种感觉使嵇康他们在神秘的玄学中越陷越深。
魏晋玄学听起来就很玄，解释起来也许更玄，其实基本内容不过是道家老庄的那套理论。老庄向往的就是这种“恍兮惚兮，惚兮恍兮，玄之又玄”的虚无境界。名士提倡，再加上五石散的配合，一时玄风大盛，成了那个时代第一流的思潮。
但在历史长河中，这却是个极大的倒退。
国家本是精神的产物，一个国家必须有一种立国的思想。大而言之，这种指导国策的思想直接决定了政权的盛衰。当年秦能一统天下便得力于法家；汉初天下疲敝，黄老清静之术正宜于休养生息；国力恢复一些后，为集权中央，法家申韩之术重新抬头，但法家服务的终究只是治权阶层，到底不够光明，仅凭强压势必不能长久，于是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尽管多受人讥“外儒内法”，但毕竟儒家从此走到了台前。众说中，儒家目光最远，欲以仁义泽被苍生，堂堂正正、光明正大，用钱穆的话说，正是“一步踏实一步、一步积极一步”。
到了汉末却刮起了一阵逆风，一步步踉踉跄跄地退了回去。先是由东汉经学儒术退为法家，如曹操的“用法峻急，有犯必戮”、“魏武好法术”。没过几十年，法家又退回了道家，而这回的玄学道家已远不同于当初的黄老道家。黄老的主张是在上位者尽量不扰下民，无为而治；而玄学最初却更多是名士的避祸之术。空谈玄虚，口若悬河，看似高妙，其实不过只是如鸵鸟一般在风暴中把头埋入了沙堆。保全自身已是不易，此外哪来的精力顾及劫难中的百姓黎民?
但这样的逃避又何曾是嵇康、阮籍他们的本意?《阮籍传》中云“籍本有济世志”，阮籍自己也有诗曰：“昔年十四五，志尚好书诗；披褐怀珠玉，颜闽相与期。”颜闵为谁?孔门高弟颜回、闵子骞也!很明显，阮籍也曾有一番雄心，想用儒术兼济天下，更何况“家世儒学”的嵇康?说不定他胸中的血还要更热呢。
然而，他们最终留给后世的印象却是毁坏儒家礼教的典型。
礼教在东汉时原本就被那些腐儒搞得繁琐零碎，令人难耐了，现在又成为了野心家打击异己，巩固贼赃的工具，于是他们干脆豁了出去，想把受玷污的礼教砸个粉碎，总好过用它来害人。
其中甘苦，鲁迅先生已经说得很明白：“魏晋时代，崇奉礼教看来似乎很不错，而实在是毁坏礼教，不信礼教的。表面上毁坏礼教者，实则倒是承认礼教，太相信礼教。因为魏晋时所谓崇奉礼教，是用以自利，于是老实人以为如此利用是亵渎了礼教，不平至极，无计可施，激而变成不谈礼教，不信礼教，甚至于反对礼教——但其实不过是态度，至于他们的本心，恐怕倒是相信礼教，当作宝贝，比曹操、司马懿们要迂执得多。因为他们生于乱世，不得已才有这样的行为，并非他们的本态。”(《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
后世看魏晋名士，看嵇康、阮籍，都是一副放浪形骸，鄙夷礼法名教的洒脱，看到他们狂饮、服散、光身、长啸、青白眼，却很少明白他们心中的痛苦。也怪他们排遣痛苦的方法太名士气了，致使后人常常为他们表面的潇洒旷达所迷惑，却忽略了背后的辛酸。
殊不知，阮籍出游，行到山穷水尽之处时便悲从中来，捶胸顿足放声大哭。刘伶乘着鹿车，载着酒一路喝去，让人扛着铁锹跟着，说：“死了便就地埋我吧。”嵇康则光着膀子对着熊熊烈火，狠狠地锤打通红的铁块，当然，还有必不可少的饮酒、服散。
五
司马氏夺了天下后，满目疮痍的大地摇摇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