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8年第19期
美男子潘岳：文章宁复见为人？
作者：赵泰靖
况且，若这篇文辞是潘岳所拟，这也应该是他一生中最大的事件，可《晋书》本传却对此事只字未提，是作者的无意疏忽，还是对此事也有怀疑，有意不提呢?
此事虽然还可以在《资治通鉴》中查到，但当时司马光处在封建正统观念得到全面强化的时代，并且他认为编史就肩负着维护封建纲常的重任，所以他毫不怀疑地记载这件事，应该是顺理成章的。
不管怎么说，太子的手稿确实被摆在了朝堂上，让众大臣来辨认评判。这是铁定的谋逆大罪，如果属实，是谁也不能为之辩解的。历史文献没有留下太子的辩白，太子有没有辩白不得而知。大臣中确实有人表示怀疑，提出对太子的处理要慎重，可是谁也无法否认这是太子的笔迹，史书上说是畏于贾后的权势，没人敢说真话。历史细节究竟如何，只有天知道了。
如果说潘岳与贾家的密切关系，原先还仅表现在感情上和表面上的话，那么通过废太子事件(如果他真的参与的话)，他的命运就和贾家紧紧连在一起了。
晋惠帝年间，国家政治形势迅速恶化，分封各地的藩王都在加紧扩充自己的势力，拥兵自重，觊觎朝廷，伺机作乱。汉末以来，“内附”的少数民族早已不堪酷吏贪官和骄兵悍将的压迫，也在积聚势力，蠢蠢欲动。西晋王朝就像架在干柴堆上的一个空架子，只等有人点一把火来把它烧垮。
废太子事件成了点燃这堆干柴的导火索，火势迅速蔓延大半个中国。先是西晋统治集团内部的相互残杀，史称“八王之乱”；紧接着是少数民族纷纷作乱和边外少数民族纷纷进入，汉族政权被赶出中原，北方陷入了持续的动乱中，中国陷入了300年的南北分裂状态。
太子被废不到4个月，赵王司马伦、梁王司马彤发动军事政变，矫诏废贾后为庶人，诛杀贾谧及其党羽数十人，随后又处死贾后。司马伦入朝执政，自封为相国，都督中外诸军事，并预谋废帝自立，而此时司马伦所最倚重的人是孙秀。
根据《晋书》记载，有两个出身下层的人对潘岳的生死关系极大：一个是他在琅邪时认识的孙秀，另一个就是公孙宏。公孙宏在生死关头救他一命，让他又多活了八九年后，由孙秀把他送上断头台。
孙秀在琅邪任杂役小吏时曾服侍过潘岳，此人八面玲珑，极会投机钻营，多方攀附高门，像潘岳这样的贵族子弟自然是他百般讨好的对象。但潘岳很讨厌他的为人，多次羞辱他，可能还打过他的耳光，踢过他的屁股。后来，孙秀缠上了琅邪当地世族王戎、王衍兄弟，得到举荐，再后来他投靠司马伦，得到亲重。司马伦攻破洛阳，诛灭贾谧，把持朝政，孙秀任中书令，专生杀之权。经历过屈辱的小人一旦得志，往往表现得极其残忍，经孙秀之手，杀人无数，凡与他有宿怨的人无一幸免。
潘岳自度恐难逃脱孙秀的加害，但还怀着一丝侥幸，所以没有离开已成为灾祸之地的朝廷。除了不愿离开朝廷外，可能还有不敢的成分，在这个敏感的时期，也许他认为像他这样心里极不蹋实的人只有兢兢业业做好本职工作，才能免除灾祸。
不管怎么说，潘岳没有离开朝廷、离开官场，又一次，也是最后一次暴露了他极其缺乏政治理性或政治智慧。
果然，政变后三四个月，53岁的潘岳就被孙秀以谋反罪杀掉了。
潘岳平日在官场趋附权贵，母亲曾不止一次告诫他：“安仁，你当知足，怎能趋附不已呢?”但他就是停不下来。潘岳被绑赴刑场，匆匆与母亲诀别时，史书只记下了他一句话：“负阿母!”这三个字中该包含多少悔恨之情啊!
潘岳被司马伦和孙秀杀掉，似乎是势所必然的，即使抛开他是否参与废太子事件，是否参与石崇密谋不说，他还有三条刺激司马伦和孙秀杀人嗜欲的动因：其一，他曾死死地得罪过孙秀；其二，他是贾谧的亲信之一，其三，他曾作赋讽刺过司马伦。
潘岳因为是作为乱臣贼子被杀的，所以在司马伦当政期间无人敢正式安葬他。第二年四月，齐王司马同起兵诛杀司马伦、孙秀等人，潘岳的侄子潘尼才将其安葬在其父潘玭墓旁，并立起墓碑，刻上“给事黄门侍郎潘君之墓”的碑文。
古代文人大多有很高的政治欲望，想在治国安邦上露一手。潘岳做官的才能实在令人不敢恭维，在政治上无所建树，靠做官追求私利，不仅搭上了身家性命，还落得永世恶名。他骨子里是一介文人，文学才能要比做官才能高很多，所以在他生前身后几百年，人们只看重他的文学成就。
自从曹丕在中国第一部文学批评专著《典论·论文》中提出“诗赋欲丽”的观点后，魏晋南北朝文学一直是沿着追求形式华美的路子走的。曹植、王粲首先在创作上树起了第一块里程碑，第二块的树立者是潘岳和陆机。
潘岳的诗文形式华美、明净和畅、浅近切情，在南北朝时期一直受人推重。在《诗品》的序中，钟嵘说：“陆机为太康(晋武帝年号)之英，安仁、景阳为辅。”排名次序是陆机第一，潘岳第二，张协(景阳)第三。但因张协的影响要比前两位小得多。从南北朝开始，文学评论界就已习惯于将潘、陆并称。
曹丕在《与吴质书》中说：“古之文人类不护细行。”观念上开了魏晋南北朝时期原谅文人品行污点的先河。刘勰《文心雕龙》专辟《程器》一篇，列举了一系列文人品行污点的例证，讨论作家的品德才干问题，其中有一条就是潘岳伪造了诬陷愍怀太子的祈祷文。
但刘勰辩驳说，古之将相，道德品质问题实在太多，如春秋时的管仲曾经盗窃，战国的吴起非常贪淫，汉初陈平污迹斑斑，周亚夫和灌婴之间互相嫉妒、乱进谗言等等，真是不可胜数，就连孔子的后代子孙、汉哀帝的宰相孔光竟然也去讨好哀帝的同性恋伙伴董贤，何况长期沉沦下僚的潘岳呢?他认为，文人之所以在品格上留下把柄，并不一定是由于本身有多不好，人的秉性万殊，各有长短，若非圣贤，难以求全责备。然而将相位高权重，有污点无人敢扩散；文人职位卑下，有污点就被任意宣扬。对此刘勰慨叹道：“这就是长江、黄河之所以洪流奔涌，涓涓细流之所以曲折难行啊!”
潘岳的文名虽很大，但由于门第不高和仕途坎坷、长期寄人篱下而形成了一种难以驱除的自卑感，他终日诚恐诚惶，很少有心境平和的时候，正如他在《西征赋》中所说：“我时时处处受拘束牵制身不由己，就像浮萍、蓬草一样被任意驱使，官位低下没有保障，说不定名节也随时毁灭，我就像破蛋壳里的鸟卵，巢将覆时的乳燕，心里战战兢兢，如临深渊、如履薄冰。”
潘岳经常处在仕与隐的心理冲突中，想归隐又合不下仕途的利益，始终无法安顿好自己的灵魂，为官时惊悸不安，无官时烦躁不安，总有一块阴影笼罩心头。其实，潘岳的心灵并不卑鄙阴暗，他过分重情感，有恩必报，笃于友情。贾家对他恩重如山使得他感激涕零，杨骏虽是贾家的政敌，但对自己不薄，所以他也始终对杨骏怀着一份感激和同情。他对政治关系的残酷性缺乏深刻的理解，总是不由自主地把政治关系和个人感情上的亲密关系搞混淆。
潘岳的性格是悲剧性的，而悲剧性的心灵总是异常敏感的。他对周围事物和人生痛苦的感受都超乎常人，对最能致他死命的政治凶险当然也有敏锐的感受，因此即使在他志得意满的时候，一种莫名的危机也会自动生发出来折磨他。他有时也自恨不争气：“嗟鄙夫之常累，因既得而患失。”(《西征赋》)可是却不能理性地主动应对，只能凭感性被动应付。
潘岳的内心痛苦太深重了，以至于再无余力去追求人生更高的旨趣，甚至连达观一点也很难做到。因此他缺乏理想，只顾眼前，但又不甘心沉沦、堕落，于是，内心时刻在苦苦挣扎，生命对他逐渐变成了一种负担，一种惩罚。
对于这样痛苦的人，死亡正好是一种解脱。
潘岳的创作都是他当时心境的真实流露，我们不能以他后来的作为与以前心境的不对应而否认他当时心境的真实性。深入地阅读潘岳的人生和创作，就会自然得出潘岳是“文章足以见为人”的。
千百年来，潘岳被认为是无行文人的典型，被杀头是罪有应得，但史学家的态度原本不是这样的，《晋书》中载，史臣曰：“……斯才也，而有斯行也，天之所赋，何其驳欤?”
潘岳的侄子潘尼与潘岳一样攀附贾谧，司马伦篡位、孙秀执政时他装病回家，逃过一死，闻司马同起兵征讨，又奔赴之，后位至公卿，以太常卿善终。虽然一生没有什么政绩，潘尼却落下了比潘岳好得多的名声。假如潘岳在司马伦入京前后暂退一步，他的后世名声会如何呢?他的《闲居赋》是否还被认为是矫情之作呢?
明末清流张溥在研究了潘岳和潘尼的生平和创作后，对二人生前命运和身后声名的巨大反差深感不平和无奈，在《潘太常集题辞》中感慨万分地发议论说：“存没异路，荣辱天壤。逃死须臾之间，垂声三王之际。至今诵《闲居》者，笑黄门之干没，读《安身》者，重太常之居正。人物短长，亦悬祸福，泉下嘿嘿，乌谁雌雄?即有不平，更能收召魂魄、抗眉而争列哉!”是的，身后是非谁管得!笑骂者尽管笑骂，我却愿为潘岳掬一把惋惜同情之泪。
编辑 蔡元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