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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坛“不倒翁”冯道：寡廉鲜耻还是大智大勇？（二）
作者：刘 谨
末帝即位之后，即调宣武节度使赵延寿到朝廷为枢密使，石敬瑭为天平节度使开赴郓州。巧合的是，与当年的李从珂一样，石敬瑭也拒绝调任，并与唐末帝公开决裂。末帝派张敬达率领数万大军进攻石敬塘驻军所在的晋阳(今太原)城。大军压境之下，石敬瑭不得已以幽云十六州的土地为代价向北方的契丹求救。契丹主耶律德光率领5万骑兵打退张敬达，后又进攻洛阳。一路上，后唐将领纷纷投奔石敬瑭。唐末帝见大势已去，率全家登楼自焚，从此唐亡，石敬瑭进入洛阳之后，在契丹人的支持下即皇帝位，国号为晋，是为晋高祖，年号天福。
在这前后不到三年却频繁更替了四任皇帝的刀光剑影的特殊年代，冯道除了顺应时代潮流率领百官送旧迎新之外，还不断地奔走于摇摇欲坠的朝廷与国子监中，继续为雕刻集释“九经”的浩繁工作艰难支撑。可以说，正是由于冯道的“不倒”，才使雕刻“九经”的浩大工程得以顺利实施，乃至顺利竣工。
四、后晋重臣
石敬瑭虽然如愿以偿地做了皇帝，却声名狼藉。日常朝事，无论巨细，他都要征得契丹主的同意。在政治上，他对契丹主唯命是从，卑躬屈膝，甚至称年龄比自己小得多的耶律德光为“父皇帝”。也许正因如此，石敬瑭统治时期所面临的一个最棘手的问题就是部下的频频反叛。
史载，自石敬瑭936年建立后晋到942年病亡的7年时间内，洛阳巡检使张从宾、灵州守将王彦忠、安远军节度使李金全、成德节度使安重荣等四人先后率众发起叛乱。可以说，石敬瑭没有一天不是在契丹的强权和部属反叛的夹缝中战战兢兢度过的。
当时，石敬塘手下的文武大臣对这种屈膝政治所持的态度大致可分为三种：一是以石敬瑭的心腹大臣、枢密使桑维翰为代表的“臣服派”，二是不愿受契丹役使的“独立派”，三是想取石敬瑭而代之的“野心派”。“臣服派”官员认为契丹的势力过于强大、不可战胜，因而做他们的附属国是再聪明不过的明智之举；“独立派”的官员主要是被割让的幽云十六州的将吏们，他们对此做法“咸以为耻”，明里暗里坚决反抗契丹的占领；而“野心派”人物多为位高权重的藩镇首领，他们或出于蔑视，或出于妒嫉，想伺机夺取石敬瑭的皇权。
唐亡伊始，入主洛阳之后的石敬瑭依然重用了冯道。据《旧五代史》载，天福元年十二月，“制以司空冯道守本官兼门下侍郎平章事、弘文馆大学士”。那么，在当时的政治情况下，备受重用的冯道应属于上述三种官吏中的哪一种呢?
以冯道的处事态度及道德修养而论，他应该位于“臣服派”和“独立派”之间，处于一种很矛盾的心理状态：因为一方面他作为汉族官员，从骨子里不主张汉朝统治者心甘情愿地依附于外族，另一方面，他又清楚地看出石敬瑭依附契丹强权背后的无奈。身处这样的政治环境，既然除此之外别无选择，那么，走马上任、竭尽心力地为新朝政权服务便成了他唯一的出路。
得到幽云十六州后，契丹主欣喜若狂之下加徽号于石敬瑭，封之为“英武明义皇帝”，石敬瑭也献徽号，并派使者出使契丹。石敬瑭听说契丹主一向看重德才兼备的冯道，庄宗朝时曾一度想把他掳到契丹为己所用，所以这一次他便特意委派冯道为太后册礼使，让他与契丹主册礼使刘煦一起带着车马仪仗出使契丹。临走之前，石敬瑭亲自送行，并意味深长地嘱托冯道：“此行非卿不可……卿官崇德重，不可深入沙漠。”言外之意，即不希望他长期留在契丹。冯道听后，慨然应允道：“陛下受北朝恩，臣受陛下恩，何有不可!”
冯道一行风雨兼程、历尽艰辛，快到西楼的时候，耶律德光听说冯道来临，欲屈身郊迎，但其臣下阻谏曰：“天子无迎宰相之礼。”耶律德光这才作罢。
据《旧五代史·谈苑》记载，契丹主曾多次劝冯道留下，冯道不便拒绝，有一次便婉转而含蓄地回答：“南朝为子，北朝为父，两朝皆为臣，岂有分别哉!”话说得非常得体。契丹主曾多次厚赏冯道，而冯道却把赏赐全部卖掉，把得来的钱全买成柴炭，逢人便说：“北方严寒，老年人受不了，只能备着，”似乎有了在契丹长住的打算，其实冯道无时无刻不在思念着中原故国及其家乡的亲人。
两个月之后，冯道终于等来了一次回国的机会。尽管他归心似箭，却一再做出不愿回国的样子，确定要走以后，又迟迟不肯上路，故意拖延了一个多月，踏上征程后也是边走边歇，优哉游哉地晃了两个月后才走出契丹的边境。左右的人对冯道的做法很不理解，疑惑地问：“别人能够活着回去，恨不得插上翅膀，你为什么偏偏要走得这么慢呢?”冯道意味深长地说：“走得再快，对方的快马一个晚上就追上了，你能逃得出他们的手心吗?倒是慢走还可以使他们放心，也才能安全地返回故乡。”大家听了，不得不叹服。
冯道出使不辱使命，回到中原后更得石敬瑭重用，遥想出使的艰辛，冯道写下一首《北使还京作》抒怀，全诗曰：“去年今日奉皇华，只为朝廷不为家。殿上一杯天子泣，门前双节国人嗟。龙荒冬往时时雪，兔苑春归处处花。上下一行如骨肉，几人身死掩风沙。”
冯道从契丹返回后，朝廷废枢密使，将其权力并归中书，院印悉委于冯道。从此之后，朝中之事，无论巨细，全都听凭他的处理，不久，他又被加封司徒、兼任侍中，进封鲁国公。尽管他所承担的职务繁多，但引人注目的是，一旦牵涉到军事上的征伐之事，他则很少过问。有一次，石敬瑭向冯道询问用兵之事，冯道委婉地回答道：“征伐大事，在于陛下拿主意。我只是一介书生，只知道恪守历代沿袭下来的规矩而已，怎能越俎代庖，替陛下拿主意呢?”
这到底是为什么呢?
俗语云：“有枪便是草头王。”看来生逢乱世的冯道熟谙其中的奥妙，不愿意得罪周围任何一位手中握有军权的人物，因为这样的人物太有可能成为未来世界的主宰，这是由唐末以来的朱温，李克用、李存勗父子，幽州的刘仁恭、刘守光父子以及后唐明宗李嗣源的经历不止一次地证明了的。这也是冯道在那个吉凶未卜的特殊年代之所以能够迎来送往，立于不败之地的秘笈所在。
晋高祖刚过51岁就积郁成疾。他知道自己来日无多，所以每当冯道独自来见，他总是让最宠爱的小儿子石重睿单独出来拜见，有时候还故意让太监抱了放在冯道怀中，意在对这位地位举足轻重的辅政大臣暗示：有朝一日，自己若有不测，希望他能利用自身的威望，立石重睿为帝。但石敬瑭死后，军权落在马步军都指挥使景延广手里，冯道与他商议之后认为国家多事，为了安定政局不亦废长立幼，便立石敬瑭的二儿子石重贵为帝，是为晋出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