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贤相王旦：权力和道德的统一体
作者：雷池月
在中国古代，做宰相难，原因在于宰相是百官之首，处在封建政治的枢纽位置，君相、君民、官民、宫府、僚属各种矛盾在他这里汇集，这就要求他不仅要有远见卓识，能知人善用，更要能宽容大度，协调平衡各方面的关系；而且还要善于揣摩圣意，因势利导，把体制的缺陷所可能导致的恶果降低到最小程度。这几个方面缺一不可。
11世纪的中国，基本上达到贤相标准的有好几位，其中比较突出的典型应当首推王旦。
王旦(957－1017)，山东莘县人。其父王佑五代汉、周之间便已出仕，在赵匡胤、赵光义时期当过尚书兵部侍郎，以清廉正直闻名。王旦幼年“好学有文”，父亲对他寄予很高期望，说：“此儿当至公相。”
王旦23岁进士及第，官授大理评事(最高法院的一般法官)，任职平江(今江苏苏州)知县(宋时官与职是分离的，官只是享受待遇的级别)。平江的官衙里，相传一直闹鬼，王旦到任的前一天夜里，守吏听见群鬼互相呼叫：“相君至矣，当避去。”王旦到任后从此再无鬼魅作祟的事情发生，这当然是后人附会的传闻，但一个小小地方官，倘若没有很好的政声，这类传闻是绝不会产生的，即使一时出自谄谀的宵小，也很快就会被湮没。
由于政声良好，王旦被荐为著作佐郎(相当于中央级研究机构的编审之类)，编了一部《文苑英华，诗类》，很受好评，升迁为殿中丞(官)，任郑州通判(职)，算是上了“副厅级”的台阶。后来他又转调濠州等地，任过转运使、知州之类。
王旦不喜欢处理琐碎繁杂的刑名、钱谷等事务，因而不愿呆在地方上做官。他主动献文朝廷并通过面试，被调到中央，先是人直史馆(相当于龙图阁或枢密院直学士的地位)，后不久授官右正言(类于申书省的纪捡组长)，知制诰(相当于中央研究室主任)。10年前王旦的父亲也曾是知制诰，现在子承父业，一时传为佳话。懂得相术的知开封府钱若水，见到王旦就夸他：“真宰相器也。”并且在朝堂上说：“王君凌霄耸壑，栋梁之才，贵不可涯，非吾所及。”
但是，王旦晋升却不算快。他比寇准大4岁，两人同年中进士，而寇准3 3岁就当上了参知政事，王旦任参知政事时却已经44岁了，满50岁那年才接替了寇准的相位。由于作风过于沉稳持重，王旦提升得慢，但他登上相位之后，却一干就是12年，直到因病重而在临死前辞职。
宋代宰相更换很频繁，连续任职时间之长好像没有出王旦之右者，这说明王旦确实是一个当宰相的材料，虽然他似乎没有建立什么可以彪炳于史册的勋业，但绝没有人因此而视他为尸位素餐的庸相，相反，史籍都认可他一代贤相的地位。
对王旦的历史评价，得自于他长期而扎实的表现的积累，归纳起来，大致不外乎如下几个方面，用套话来表述难免显得一般，但真正做到却并非易事。
一、胸中有全局，人事不糊涂
人们常把宰相比作帝国的大管家，从理论上说，上下左右、东南西北各个层次、各个方面的事都在他的职责范围之内，然而实际上，这职责却绝非个人的能力所能胜任，要协调这一矛盾，只能靠他在宏观上的运筹和决策上的功夫，其中包括对国家事务轻重缓急的准确权衡、对方针政策的缜密思考和切实贯彻，所有这些，概言之，就是要“胸中有全局”。但是，这仍然不是凭一人之力就可以做到的，毫无疏漏地将全局了然于心谈何容易!于是，对宰相退而求其次的要求就是“大事不糊涂”。
景德元年(1104年)冬天，真宗赵恒在寇准的推动下亲征澶州。留守东京的雍王赵元份突发暴病，当时任参知政事随驾出征的王旦被派回东京主持留守事务。重任在肩，王旦向皇帝提出将寇准召来，他有话要当面陈说。寇准来了，王旦启奏真宗：“十日之间未有捷报时，当如何?”真宗当然懂得他的意思，“默然良久”，说：“立皇太子。”王旦领命赶回东京，直接进入禁城，并严令封锁消息，连家人也不让知道，直到皇帝班师时，全家大小迎于郊外，才发现他早已回京。
在特殊情况下，王旦能预见到自己所接受的任务可能遇到的最大难题——一旦兵败，皇帝遭遇不测时，作为留守如何维持大局?册立新君当然是当务之急，而事先提出任何这方面的建议都是十分敏感甚至忌讳的，王旦果断而巧妙地把宋真宗置于不得不明确表态的处境，为了稳妥而不留下日后可能产生的疑点，他让首辅寇准出场担任见证的角色。回京以后，他深藏不露，以避免可能出现的危机被其他野心家利用。在这整个过程中所显示的胆略和智慧，充分证明了王旦驾驭“全局”和处理“大事”的能力。
景德四年(1007年)，王旦刚当上宰相不久，就对“扰民特甚”的酒税征收制度进行了重大改革。酒类(包括制酒的曲)作为国家专卖商品由来已久，五代之际，法苛刑峻，后汉规定私制酒曲者一律处死，后周时改为制曲5斤以上处死。宋初进一步放宽，私制酒曲15斤以上、以私酒入城3斗以上才处极刑，数额以下，量刑递减。为了控制民间制酒流入市场，对酒类生产课以重税，当酒税成为国家的重要财源时，政府表现出高，度的兴趣，要创造政绩的官员们的积极性更是必然随之高涨，为了核实制酒和收税的数量，中央向地方派出大量的“专员”，这些“专员”都希望自己负责核查的地区数额高，以此显现自己的能力，于是虚报成风。虚报了产量自然就要多交税，这种毫无道理的负担使民众苦不堪言。
免除这项苛政，王旦制定的政策其实很简单：第一条是撤销酒税官员，因为这些官员“务贪劳绩，不恤民困，竟以增益课利为功”。道理是谁都明白的，想升官，得有政绩，当了征税的专员，征税的多少自然就是衡量政绩的标准，要纾解民困，首先得撤掉这些官；第二条是根据中等年景(民间酿酒数量必然是由当年的年景确定的)立下一个定额，“自今中外(指中央和地方)勿得更议增课”。这两条效果很成功，一举去掉了多年来压在百姓头上的一个沉重的包袱。
还可以从一个例子看王旦在处理危机问题时的见识和技巧。大中祥符九年(1016年)，马军都指挥使张曼奉旨选兵——北宋时国防军(禁军)的兵源来自招募和从地方部队(厢军)中选补，候选的军士要经过一个较长阶段的训练和考核过程。张曼性格暴躁，执行了一系列严厉而苛刻的政策，候选者大都是久历戎行而且孔武有力者，小忍一时或无不可，反复折腾势必由惧而恨，于是“欲谋为变”。
畿辅重地，这样一个群体一旦作起乱来，其后果是十分可怕的。情况反映上来，皇帝立即召集二府(申书省和枢密院)的负责官员开会，会上，王旦说：“若罪旻，则自今帅臣何以御众?急捕谋者，則震惊都邑，此尤不可。”意思是说，如果这时候追究张曼的责任，那今后的继任者还怎么管理得了这些军士?但如果此时抓捕这些谋变的士兵，一定会造成首都的动乱，这办法尤其不可行。
于是，皇帝问：“然则奈何?”王旦答道：“陛下好几次准备任命张曼当枢密使，我一直不敢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