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8年第23期
朱元璋的反贪困局
作者：黄 波
官吏下乡常常扰民，朱元璋居然要立法不许官吏下乡，这样一条法令当然是荒唐的。官员是否扰民，关键不在于是否下乡，他不下乡，难道就不会扰民害民了吗?清末著名法学家沈家本对此就有激烈的抨击，他说：“官员不下乡，则其对辖区内的地理形势和风土人情必然懵懂无知，如何行政?不许官吏下乡，那些喜欢偷懒的官吏自然求之不得，乐得以此为借口优哉游哉，而想做事的官员却被活生生束缚了手脚，简直是因噎废食!”
沈家本的批评合情合理，如此一来，随“严禁官吏下乡”命令而来的“民拿害民官吏”制度也难免会受到一些非议。
首先，这一制度的无政府主义色彩非常浓厚，完全建立在朱元璋个人的主观臆想基础之上，缺乏由下而上的制度保障。
其次，对百姓来说，可操作性并不强，而且显而易见，其风险是非常大的。虽然《大诰》中没有明确表示，如果民拿害民官吏查证不实的话，对这些大胆的百姓如何处理，但考虑到历代对所谓“诬告”惩处极为严厉的常规，可以想象，任何一个百姓在遵照圣旨拿获害民官吏，绑赴京城的道路上，必然都是惴惴不安的。因为谁都明白，所谓“害民”与否，这个界定相当模糊，而且在官方和民间常常是各有各的标准，如果皇帝派人查证，双方各执一词怎么办?在权威对民间权利处于压倒性优势的条件下，即使是朱元璋所说的“年高德劭”的百姓，在忍无可忍，准备拿获害民官吏之前，也必须好好掂量一下，毕竟这是一件关系到身家性命的事情。
也许正是缘于上面一些因素，“民拿害民官吏”制度并没有结出很好的果实。史载，朱元璋的命令颁布后，真正撞到了枪口上、被“刁民”拿获的官吏不过区区两三例而已。如贵州黔阳县安江驿丞李添奇“恣肆为非，害民非止一端”，“致被士民李子玉等率精壮拿获赴京”，李添奇被斩趾；又有河北某县主簿汪铎等人“设计害民”，“被高年有德耆民赵罕辰等三十四名绑缚赴京”，汪铎被处死。可以看出，就是这区区两三例中，犯事的也只是不入流的小吏罢了，由此也可证明，“民拿害民官吏”制度并未能够普遍而有效地实行。
如果缺乏相应的配套制度，单靠个人拍拍脑袋就出台政策，哪怕这个人是至高无上的皇帝，哪怕这个政策看上去很美，其难达初衷也是一定的。不过，朱元璋建立“民拿害民官吏”制度，希望借民众力量来监督和惩治贪官污吏，毕竟是前无古人的尝试，只要想想传统社会官威积重难返的现实，就不应该低估这一制度中蕴含着的深长意义。只是这制度突破的一点星火，限于历史的主客观条件，未能形成燎原之势罢了。
奈何朝杀暮犯
朱元璋铁腕反贪，虽有一定的震慑作用，但却不能从根本上遏制贪风，他不断掀起反贪风暴，眼皮底下却闹出了产部侍郎郭桓的贪污大案就是一个证明。越到晚期，朱元璋的反贪手段就越残忍，他对反贪的效果就越悲观。他不止一次地如此悲叹：“我欲除贪赃官吏，奈何朝杀而暮犯”，“我这般年纪大了，说得口干了，气不相接，也说他不醒”，甚至自谦“才疏德薄，控驭之道竭矣”。
朱元璋的反贪，为什么会陷入困局?
像朱元璋所建立的高度集权的王朝，其本身就是孕育特权阶层的温床。民众对官僚没有基本的监督和控制权，必生蠹虫，这应该是一个根本的症结。由于民权受到极大的限制，即使是一些初衷很好的制度，也会渐渐变质。
就拿上面所说的巡按制度为例，朱元璋设置巡按御史，本意是靠他们在地方上厉行监督，使地方官员不敢犯法，所以赋予了他们很大的权力。但这些御史们并非个个是圣人君子，即握有皇帝授予的大权，难道就不会为了私利，打击正直的地方官员，甚至和贪黩者串通一气，瞒上欺下吗?如此一来，多了一个巡按御史，对正直守法的官员来说多了一层掣肘，而对百姓则更糟糕，饿狼之外又来一虎矣!事实上正是如此，明王朝的巡按御史制度越往后，其弊端也就越多。究其原因，问题的关键并不在制度本身。在皇权中心下，任何一个反贪的制度，都有着自身难以克服的重大局限。
而从“技术”上分析，朱元璋的反贪还有下列缺陷：
他对官员过分苛刻。朱元璋是个小农思想极重的人，史家皆称“明官俸最薄”，他最喜欢看见谷满仓，恨不得手下官员只做事不吃饭。一个四品官员被罢官后因缺乏回家的盘缠，竟不得不将4岁的女儿卖掉凑钱，朱元璋听说后不悲悯也不反思，只觉给圣朝丢了脸，将其处以腐刑，可这有丝毫补益吗?想用最低的成本豢养一支庞大的官僚队伍，又指望这些人天良发现不贪不占，对下爱民，对上尽忠，如何可能呢?
朱元璋的铁腕反贪，很大程度建立在他对官僚集团不信任的基础上。官员动辄得咎是洪武朝的家常便饭。吴人严德珉由御史升任左佥都御史，仅仅因为以疾求归，便引起了朱元璋的疑忌，将其脸上刻字，流放到边远地区。到了明宣宗时代，这人还在，有人见他脸上有字，便问他当年犯了什么法。他回答说：“太祖时国法甚严，做官者很难保全，那顶官帽可不好戴啊。”说罢竟向北面拱手，连称“圣恩圣恩”。这四个字，着实让人感慨无限!
皇帝和官僚集团没有建立起码的信任关系，就会带来两个后果：一是官员们小心翼翼，不求有功但求无过，在普遍因循守旧、畏法保位的大势下，很难有什么大的作为；二是因怕官员在一个职位呆久，滋生流弊，所以要频繁变动。这本来也是防贪之一法，可是朱元璋却有过之而无不及。《明史》说，终洪武朝，为户部尚书者四十余人，平均不到一年换一个，刑部尚书也是如此。这可都是正部级的高官，是要思考和策划方针政策的啊，如此频繁地更换，往往自己的计划刚刚实施就挪了地方，又怎么能够指望在这些人中诞生治世之能臣?
朱元璋又过于看重反贪中残酷手段的威力。乱世中起家的朱元璋很迷信暴力，总对人宣扬元王朝丢天下是因为“过宽”，所以他自己要以猛治国，施之于严刑峻法，殊不知刚猛的东西终究是难以持久的，这就像一张拉得满满的弓，如果始终不松懈就一定会绷断一样。
清末沈家本评价朱元璋的反贪，认为他没有找到问题症结，只是一味地依赖暴力，“不究其习之所由成而徒用其威，必终于威竭而不振也”，无论多么让人畏惧的“威”，终有“竭而不振”的一天。
事实证明，沈家本一语中的。
编辑 蔡元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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