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8年第23期
朱元璋的反贪困局
作者：黄 波
明太祖朱元璋之所以在后世还有颇好的口碑，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是他对官吏非常严厉，因为在许多人心目中，既然官权受约束，民权自然就能出头，老百姓就能过上好日子了。明中叶的著名清官海瑞就曾经非常仰慕地赞叹，说太祖对鱼肉百姓的官员不惜施以惨刑，百姓得以安居乐业，是历史上的“千载一时之盛”。直到1955年，吴晗先生在一篇论文中谈到朱元璋反贪时仍然下了这样一个结论：“朱元璋下定决心，随犯随杀，甚至严厉到不分轻重都杀，对贪污的减少是起了作用的，对人民有好处，人民是感谢他，支持他的。”
对上述论断，有几个问题值得一说。朱元璋对待官僚队伍十分苛酷，原因就在于怕这些人上下其手，贪污、害民，而在他看来，这简直就是在挖他王朝大厦的墙角，非痛下辣手不可，所以，洪武一朝，“无几时不变之法，无一日无过之人”，的确是中国历史上反贪最为严厉，杀戮贪官污吏最多的时期，而朱元璋也堪称最恨贪污、处置贪污最不留情的皇帝。
但是，朱元璋反贪的效果如何，是不是完全都是积极的，还大有讨论的余地。
首先，朱元璋大力约束官权，是不是就意味着民权的扩张，并由此导致百姓的安居乐业?恐怕并不尽然，朱元璋以严刑峻法为后盾的强力控制，不仅是针对官员，也是针对平民的，洪武朝并非只是包括农民在内的平民百姓的盛世。
其次，朱元璋的反贪虽然足够铁腕狠辣，但是否就说从根本上遏制了官场上的贪污腐化之风?恐怕也不能这么说。其反贪效果不佳，是连他自己也要忍不住大感沮丧的。在朱元璋的反贪风暴中，有很多冤假错案，对那些无辜者，今之论者能否仅仅因为他们是官僚集团的一员，就站在一旁拍手称快?
面对这么多问号，我们对朱元璋的反贪肯定无法单纯给予掌声。作为一个现代人，在道德评判之外，更应该思索的是：朱元璋真心反贪，其手段又如此严厉，为什么最终还是陷入了一个宿命的困局?
教化与刑杀的两手
朱元璋反贪，放在那个时代来说，几乎已穷尽其技。
他可以放低身段，对官员动之以情，晓之以理。洪武初年，各地府、县的官吏来朝，他对这些手握百姓身家性命的人说：“现在天下新定，老百姓生存维艰，就像鸟儿初飞和树苗刚栽下去一样，你们可不要拔鸟的羽毛和撼动树根啊。”这是诱导官员激发“天良”，希望他们不要逼百姓太狠，以免重蹈元王朝覆灭的命运。
朱元璋并非只会杀人，他一样擅长对官员做思想工作。他曾经打过两个比喻：一日“今汝俸禄，有如力田”，二日“守俸如井泉”。意思是说，国家的俸禄相比贪污得来的横财，当然少了点，可是好在“岁享其利，无有已时”，而贪污所得，一旦事发顷刻立尽。
在廉政教育上，朱元璋也是煞费心机。洪武二十五年，他命户部备录各品级文武官员一定的禄米数，并据稻谷出米率换算成用谷数，又写明田亩的粮食产量和付出劳动的多寡，汇为一书，命名为《醒贪简要录》。官员们从朝廷里领的禄米，费谷多少石，种田的农民又会付出多少劳动，一目了然。太祖希望用这样真实的数据教育官员，诱启他们的惻隐之心。这本《醒贪简要录》很有可能是最早的“廉政教材”。
从这两个比喻和这本“廉政教材”中，颇能看出朱元璋的苦心。
当然，朱元璋最为人熟知的，还是对贪官的残酷打击。当时官吏贪污白银60两以上就要被处死，贪污80贯则处以绞刑。朱元璋在处理贪污案件时，又往往法外用刑，诸如断脚筋、挑膝盖、剁指、断手、刖足、阉割、抽肠、剥皮等很多不载于法律的酷刑。据野史记载，当时各地都特建一庙，专门作为剥皮的场所，谓之“皮场庙”。贪官被押到那里，先砍下脑袋，挂到旗竿上示众，再剥下人皮，往人皮中塞满稻草，成为人形，摆在衙门里作警示之用。
更要命的是，朱元璋反贪喜欢大搞株连，一个案子事发，常常要因此倒下一大批官员。像有名的户部侍郎郭桓贪污一案，牵连其中而丧生的高达数万人，真正是“杀人如草不闻声”!据说，长期在恐怖氛围中讨生活的官员们看出了一点朱元璋喜怒的规律，哪天朱元璋的玉带被按在腰下，便是大开杀戒的信号，若这根带子到了胸前，官员们就可以松一口气了。
以刑杀辅助教化，大肆屠戮，无疑会对官僚阶层形成很大的震慑作用，但也带来了严重的后果。首先是使知识分子视人仕如畏途，有的宁愿毁损肢体也不愿为官；其次是其中积累了很多冤案。朱元璋的反贪有时候全凭捕风捉影，而这些风和影，他是宁信其有不信其无，照样大开杀戒。所以对那些冤魂，我们当然不能因为他们是官就一律称赞杀得好。
民拿害民官吏
提起反腐，现代人常会把“制度建设”四个字放在嘴边。有人撰文，为了让文章更有说服力，又喜欢拿古代的事来作例证，动辄说中国传统社会只讲人治，所以在反腐问题上，“制度建设”云云仿佛是一个极度稀缺的东西。
其实，这都是不折不扣的想当然。
设计出一种监察官吏的制度，使官员在监督之下奉公守法，在中国有悠久的传统。春秋战国时期的御史一职已兼有监察的职责，到了秦朝，御史大夫府成为专门的中央监察机构，汉承秦制，在中央设御史府(台)，在地方设立十三部刺史，并首开先河，制定了监察法规《监御史九条》和《刺史六条》。此后，中国古代监察制度日益严密。
当然，古代的监察之权都来自于皇帝的授予，它是完全服从于巩固皇权这一中心的。这是中国古代监察制度万变不离其宗的一个主要特色。但一朝自有一朝之特点，一君王自有一君王之个性，朱元璋时代的监察官吏制度和他颁布的其他许多政策一样，仍然具有浓重的朱氏色彩，如：
设登闻鼓。“洪武元年，置登闻鼓于午门外。”这个鼓是专门鼓励百姓击鼓告状的，为了防止走过场，朱元璋命令一名御史每天在那里负责查看，凡民间有冤情而地方官员又不受理的，当事人可以击登闻鼓，由御史带着上奏。
设巡按御史。巡按御史品级并不高，但权力很大，相当于钦差大臣，专门负责在各个地方巡视，遇到大事直接向皇帝禀报，小事则可以径行处理。
设置特务机关。检校、锦衣卫都是直接听命于皇帝的特务人员，是皇帝的超级耳目，任何官员都在其侦听、窥伺范围之内。特务机关的主要作用是防止臣下图谋叛乱，而掌握其贪污不法的劣迹也自然包含在内。
而在朱元璋创立的各项监察制度中，最有研究价值、最耐人寻味的，当数“民拿害民官吏”制度。放到中国传统社会的背景下考察，“民拿害民官吏”堪称是一个重大的制度突破。
“民拿害民官吏”制度明载于朱元璋晚年制定的特种刑法《大诰》中。这一制度的出台，是因为在此之前，朱元璋颁布的“严禁官吏下乡”的命令没有得到很好的执行，所以，对“违旨下乡，动扰于民”的不法之徒和舞文弄法、欺压良善的贪墨之吏，允许民间年高德劭的百姓率领青壮年将其绑缚，押到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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