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人物传》第一卷终于公开出版发行，令人高兴！我为史学界高兴，为读书界高兴！
这本书的书名之上，冠有一道小题：“中华民国史资料丛稿”。从《前言》里看出，编写《中华民国史》的计划中，要编三种资料：《大事记》、《人物志》和专题资料《中华民国的政治经济和文化》。《前言》说：“关于人物志，需要写传记的约一千人；列入人名辞典的约四千人；另外还拟编制若干人物表。”这种做法一定为读书界双手欢迎。
过去那几年间，顺利印行的新书甚少，可读的新书更少。某些名曰资料汇编或文章选编的纂集，往往是找来几根棍子，支撑着别具只眼的高论。这种梦魇似的日子已经结束。象《民国人物传》这类书终于公开发行，我觉得，把它放在广阔的前景中去考察，可以看作是历史研究和论述工作方面的一块小小的计程碑。
我说的只是一块小小的计程碑，并无把它说成一座什么史学丰碑的意思。很可能有人会说，就这么一本书，究竟有什么稀罕？
诚然，它是一本没有什么“稀罕”的资料书。李新、孙思白同志主编的这一卷，正文四百页，介绍民国人物六十七人。按印刷页计算，文稿二十七万二千余字，平均约四千字一人。编者在《后记》中谦逊地说：它“是近代史研究所民国史组各位同志的习作”。书中按政治、军事、经济、文化分类列名。最短的一篇，是往日基督教界的头面人物余日章，一千三百字。这个人的存在，就是美帝国主义在中国制造的人形鸦片。最长的一篇，是中国革命的先行者孙中山，约一万九千字。其次，窃国称帝的袁世凯，写了不到七千字。胡汉民、邓演达等人，均在五千字上下。编者在《前言》中说：“每篇以二三千字为准，不必写得太长。”简短难于铺叙，这一卷文字与原来的设想相距尚不远。
认为这种书不“稀罕”是有根据的。过去，报刊和书籍，介绍人物生平经历、逸闻遗事者，屡见不鲜，毫不足奇。这固然由于旧时代的政治情况，各种社会因素的作用，以及治学为文的惯例影响所致。此中良莠不齐，鱼龙混杂，奇闻百出，不可思议。忆我儿时，某些地方志《列女传》里三两行，却是以鱼翅席几桌和银元若干论值的。报刊的涌现，小册子的盛行，当世和近世人物更是不可或缺的一项。稍有虚名的人，字号、乡里、行第、简历和撰著等等，很易共晓。当我两肩方与书桌相平时，蒋介石已骗取了北伐军总司令的职位，正在苏、浙、皖一带耀武扬威，上海报纸就发表过他的生辰“八字”，属猪的命单，预言其结局为讨饭无路。知名的报刊，如天津《大公报》主办的《国闻周报》，封底一期一篇人物；上海美国人鲍威尔父子主编的《密勒氏评论报》(英文)，也是一周一人，都附照片。《世界知识》则注意域外人物的介绍。流行的杂志，一般都有人物的评介。本书写到的“天厨味精”吴蕴初，记得早在三十年代韬奋主编的《生活》周刊上就读到过。这个杂志所介绍的中外人物，约在1935年左右，便合辑为《人物评述》一厚册而由生活书店印行问世了。提起清末民初的人物，沃丘仲子(武进费行简)的《近代名人小传》、《当代名人小传》各有三两册，史传笔法，颇有材料。北平小型报《时报》馆也编过四、五百页的书，大本小字，白下群魔，网罗甚伙。到抗战结束后，重庆尚有《人物杂志》出现。＊其它有关撰述甚多。人们都知一句旧话：“知人论世”。“读其书而不知其人，可乎？”往日刊行过的人物志这类书，如果目前有人编一份1905—1949年所刊中国人物书籍目录，兼及海外所出中外文本，那将不是没有用处的。而报刊人物介绍，汗牛充栋，虽有一部分成书的报刊目录可作底子，也不是轻易可以编出目录索引来的了。
然而，目前读书界正处于“学问饥饿”的时刻，出版界正想要奋发有为，史学界呈献出他们的初步成果。尽管这果子还有点青涩，却是书林二十多年来所罕见的收获，而且公开发行了，——这本身就不寻常。
因为它运用马列主义观点来写断代人物传。《史通》分叙六家，统归二体。《史记》是纪传体的创始。《史记》记载人物活动有三种体例，即本纪、世家和列传。司马迁的纪传体文字，力求纪实，手法多样，褒贬兼具，于朴素精炼中显示其飞扬生动的文采，鲁迅因此称之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这种文体有其叙事缺陷的一面，它总是和编年体相互并行的。我们伟大的祖国具有悠久的历史，特别是近百数十年来，无数惊人的事变，走过苦难的历程，充满着尖锐复杂的斗争，产生了各种面貌的人物和值得总结的丰富深刻的经验教训。毛主席在《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中恰如其份地表达了我国人民的民族自豪感，提到我们民族的开化史上，“有许多伟大的思想家、科学家、发明家、政治家、军事家、文学家和艺术家，有丰富的文化典籍。”在《论人民民主专政》中，提到“自从一八四○年鸦片战争失败那时起，先进的中国人，经过千辛万苦，向西方国家寻找真理”。有正必有反，有美就有丑，历史上就有各式各样的正反两方面的人物。历史书籍如果没有人物，只见铜器铁器的出现，规律法则的作用，洋枪大炮的飞舞，那真是不可思议的。千真万确，只有人民才是创造历史的动力，而人民有自己的领袖和代表，自己的朋友和敌人，都应该是一个个具体的有名有姓的人。系统的人物介绍一类书籍业已久违。现在这本书的《前言》宣称：“大家一致认为：用马克思主义观点来阐述中国剥削制度社会最后一个朝代——中华民国的兴亡，不仅是必要的，而且是可能的。”根据这一认识，不但写一本中华民国史，还要编三种资料，其二就是中华民国人物志。前言里列出写传记的五项原则，这是运用马克思主义观点系统地编撰断代纪传的一次有组织的尝试，值得我们欢迎和注意。
还因为它并不喧嚷地走进了禁区。这当然是它的工作任务决定的，但需要决心、认识和气魄。多年来都讲要“厚今薄古”，“今”的召唤已久。可是，薄古匪易，厚今尤难！纵无明文条令，从来也没有象公布重点文物保护单位那样宣布过什么禁区，而“今”却是学人望而生畏的题目。现在这本书恰恰是在禁区中活动的成果。单是编三种资料，将涉及这一历史时期的各种现象和问题，要写传记的人物约一千人，编者还希望“大家都来写”，“那个行业的人由那个行业的人来写最好，那个地方的人由那个地方的人来写最好”。这是史学战线上的佳音！这有利于促进学术的跃进。这里面有不少人物往往被认为是“不可接触者”。不少近代现代人物的著作、函牍、文献材料等等，在有关单位的保管部里悄悄地躺着，和地下的矿藏一样迫切等待着勘探和采掘。甚至旧日公开行世的书刊，也可能被当作“绝密”而锢藏着，一般读者固难接近，更不用说利用它们来作树碑立传的素材了。其实，一部五四运动史，如果一定要涂去陈仲甫、胡适之的名字，不涉及他们的活动，不严正地评介他们的作用，真不知这部书如何运思和下笔呢。古城的怒吼，湘江的激浪，津门的呼应，以及上海、苏、皖、鄂、粤各地的回响，都将被写到。各有主从重轻，不得一笔抹煞或无限放大。政治的激动震慑了学术的展翅，学术的徘徊辜负了政治的嘱咐。二者俱伤，一事无成。党所教导的“厚今薄古”、“古为今用”的方针，难以得到酣畅的执行。现在摆在读者面前的这本资料书，并无冲破禁区的叫嚷，却在做一些起码的工作，值得我们欢迎和注意。当然，附带插一句，还要多谢出版者，想必经过几番考虑而后才公开发行的吧。
上述两点之外，还因为它重视材料的搜集、整理、考核和编订。写一部书，首先要切实占有材料，本来是个老生常谈。我们不能不想起列宁写《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那是在俄国1895—96年大罢工爆发后一个稍呈沉寂的时期，列宁着手写书时是1896年1月被捕以后，他从狱中托人按他拟定的书单找书，克服了种种困难，成功地搜集了为进行研究所必需的一切资料。封建落后的旧中国阻碍了文化的发展，资产阶级也没有为我们准备必要的社会经济资料。这许多年虽说已经做了大量保管整理的工作，种种原因使其缺乏必要的人力和照护。“四人帮”及其侍从之臣更破坏了我国史学研究的优良传统，他们摆出一副严肃的面孔，非常郑重其事地胡说八道，不要真实的材料，不顾历史的事实，全凭捏造、曲解、阉割和偷换来创作他们的史论。在一阵难堪的破坏之后，我们至今还听到有关抢救和保管历史资料的呼吁。我们面前的这本书在《前言》中表示：“为一个人写传记，必须充分占有材料，认真进行研究。只有对这个人的一生有了总的概念，对他的主要言行有了具体的判断，并且自信这个概念和这些判断是符合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然后才可以下笔。”又说：“不要离开事实材料，作过多的评论。”“要求真实可信。”“不要以讹传讹。”这才是我们党历来提倡的优良的学风和文风！关于《民国人物传》的选录标准，书后有个附录，不用重复抄摘。这样地重视事实材料，“宁可不写或存疑”，值得我们欢迎和注意。
我只根据上述三点感受，说这本书是历史研究和论述工作方面的一块小小的计程碑。我还要重复一下，我没有说它是史学创作方面划时代的里程碑，完全没有这个意思。这二十几万字的作品，如果要寻章摘句，列举几条史实的失误，叙述的欠当，并非难事。而这些，和关键已否把握，繁简是否得宜，文字如何抒写，应留待广大读者的检验和批评。
写到这里，我不由地想起吴玉章老前辈的话来。他的《历史文集》序言中有一段，用他自己的话说，“并非什么高论”：
历史既然是一门科学，而科学都是老老实实的学问，因此，研究历史就必须采取老老实实的态度。研究任何一个历史问题，都必须占有充分的材料，进行认真的分析，史实务求其真实，评论务求其公允，只有这样，才能取得一定的成绩。“事实确实，立论公平”，这就是我研究历史的座右铭。
这又何止讲的是研究历史呢。为政与治学并不是不相通的。若以片面一言，而定历史人物终生者，知惭愧否？诚如吴老所说，“但要做到也颇不易。”我们面前的《民国人物传》的《前言》说：“凡是有疑问而又查不清的，宁可不写或存疑，不要以讹传讹。”这就不以我为准，留待今后和大家来继续研究。
我看《民国人物传》的编写、出版与公开发行，可能是个好兆头。从党的十一大到三中全会，的确为我国的学术文化事业迎来了明媚的春光。天高路远，春郊好试马。让学术振翼高翔吧。既已迈开大步，那就不要迟疑驻足，坚持主张，开展工作。我们盼望在这方面有更多更多的成果，为史学界也为了读书界。
七九年一月十日于北京弘慈广济之庐。
* 由于旧藏日用书籍已付一炬，而到图书馆查书至今仍需极大的耐心和不惜浪 费的宽裕时间，这里只有凭记忆叙述，难免不准确。——作者注
郁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