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过去几十年的漫长岁月中，曾经有许多外国朋友支持、同情中国的革命，并且写出不少报道中国真实情况的动人著作。但是，这些著作却很少在中国的书店出现，而在“四人帮”统治时期简直成了“禁书”。例如斯诺的《西行漫记》(原名《红星照耀中国》)，前几年世界上大概只有苏联、中国看不到。苏联统治当局仇恨这本书是不言而喻的，而中国人自己也查禁这本书，这就简直莫名其妙。其实理由也简单：无非是书中描绘的真实情况颇不利于“四人帮”的统治而已。
这几年，这个禁区打破了。西行漫记》和其他一些著作已在排印，史沫特莱、洛伊斯·惠勒·斯诺的著作已经出版。正在这时，听说有几位友好人士来我国访问，其中有美国朋友洛伊斯·惠勒·斯诺，还有德国朋友安娜·利泽。作为出版社的编辑，我们决定去拜访她们，把中国出现的这些变化告诉她们，也听听她们对出版这类著作的意见。
洛伊斯·惠勒·斯诺即美国名记者、《西行漫记》的作者斯诺的夫人。我们与她从未谋面，但是，在出版她的著作《我热爱中国》的过程中，就已经间接地同她交换过意见。当时，斯诺夫人很热情地答复我们，全部同意出版社的安排。不过尽管如此，这次我们访问她时，心中还不无惴惴。主要是，在过去通信商谈出版问题时，有些事情没有提出来。例如，我们要翻译的那本著作，原文名A Dignity with Death(《庄严的死》)，到发稿时，发现这个书名在中文很难处理，难以使中国读者理解。正好，斯诺的老友马海德医生在给这本书写的序言中提到，斯诺在临终时用他生命的最后力量说的一句话是：“我热爱中国”。我们就改用这句话为书名。这样的处理事先没征求作者意见，她会不会同意呢？会不会使她有“强加于人”的感觉呢？
这样，话匣子一打开，便自然而然谈到《我热爱中国》这本书和书名上来。我们向斯诺夫人说明了情况，对未征求她意见改动书名表示了歉意。斯诺夫人首先认真看了这本书的中译本，显然对封面装帧发生兴趣，说：“封面上的埃德(即斯诺)抽烟的形象，很有趣，画得很好。可惜我不懂中文，看不懂这本书。”接着，她谈到了书名，说：“这个名字改得很好，我很喜欢。原来我想取名《中国人来了》，因为中国人来后，情况发生了很大的变化，给我的印象太深刻了。可是出版商不同意这个名字，他们认为书名要与‘死’联系起来，后来只好取了《尊严的死》。我自己也不满意。因为这个缘故，这本书在美国出版时用了两个名字(正题是《尊严的死》，副题《当中国人来的时候》)，采取了妥协的方案。现在中译本这样改了很好。”
我们向斯诺夫人介绍了《我热爱中国》在中国的反应。斯诺一家和中国人民的友谊，在这本书里刻画得如此动人，以致包括出版社的同志都是含着眼泪把它读完的。《人民日报》的书评指出，我们可以从这本著作中“汲取信心和勇气”。斯诺夫人听了以后，感动地说：“是的，这本书在美国和别的国家影响也很大。通过它可以使人们了解在埃德生病期间，我们家发生的一些事情，特别是中国人是怎样帮助我们的。正如我书中说的，不在于中国人的医疗技术水平有多高，而重要的是他们高度的责任心和深切的关怀。这本书出版后，我桌子上来自各国的信件成堆，很多读者说看了这本书以后，知道中国人民对我们的关怀照料，深为感动。很多信写得极为动人。因此从这方面说，这本书是增进了中国和西方人的友谊和了解，我感到非常高兴。这本书很好地介绍了人与人之间的相互帮助和照顾。”斯诺夫人还顺便谈到，由于中国人帮助斯诺治疗疾病，使得一些国外的普通人士对中国产生了敬仰。例如他们在瑞士的邻居潘绍德医生，是个村镇的儿科医生，老俩口子都退休了。他们同中国医护人员在治疗斯诺疾病时有密切交往，很受感动，因而向往中国。由于谦虚，一直没提出要来访问中国。斯诺夫人爽朗地笑着说：“这次我给他们老夫妇代为提出来了，我想中国人民是欢迎他们的。”
我们告诉斯诺夫人，我们首先要感谢外国朋友对中国革命和建设的支持。我们党长征以后，在国民党一片造谣诬蔑声中，斯诺是第一个冲破重重困难，亲自访问陕甘宁边区，真实报道中国共产党的情况的外国记者，他的《西行漫记》曾经引导过许多青年走上革命道路。说着，我们把一本至今较为完整地保存下来的1938年上海出版的《西行漫记》中译本给斯诺夫人看，她摩挲良久，然后欣然在书上签名留念，并要我们向保存这本书的同志致谢。
在交谈时，斯诺夫人再三对她的房间内书物的杂乱向我们致歉。原来，她正在编印一本关于中国革命的影集，其中的说明文字全部引自斯诺的论著，屋内到处放着有关这本书的文稿。她给我们看了自己的版样，解释编辑的经过。话题谈到一张斯诺的八角红军帽的照片。大家知道，斯诺访问边区时，发给他一套服装，其中的八角红军帽是在他为毛主席照相时借给毛主席戴过的。离开边区后，他对这顶帽子爱惜得不得了，一直珍藏到七十年代。后来，这顶帽子送给了我国革命历史博物馆。斯诺夫人风趣地说：“送这顶帽子时，我们家中还有过争论。我认为帽子应属于中国，女儿西安认为帽子是爸爸的，应该留作纪念，她和哥哥克里斯多弗都戴着这顶帽子照过相。后来还是决定送回中国。但当我送到革命历史博物馆以后，他们又送我一个漂亮的盒子，我不知是什么，打开一看，原来是一顶复制的帽子，和原来那顶一模一样。”这样，孩子们的愿望也都满足了。斯诺的两个孩子，在《我热爱中国》中斯诺夫人有很生动的描述，他们现在都很大了，也都在为促进中美人民友谊而努力。斯诺夫人这本著作的编辑工作连孩子们也都参与了，连西安的男朋友也是一位帮助这本书拍摄洗印照片的积极分子哩！
鉴于过去的教训，我们这次当然要就斯诺著作今后的出版问题向斯诺夫人详尽征求意见。斯诺夫人听了我们的介绍以后，干脆利落地说：“埃德和我写的东西，都是属于中国人民的，你们什么时候想出都可以，不必征求我的意见。”
同安娜·利泽同志的两次访谈，是在同斯诺夫人访谈完全相同的氛围中进行的。很凑巧，有一次访谈的旅馆房间，也正好是斯诺夫人刚住过的。
安娜·利泽今年七十多岁了，她是名副其实的中国人民的老朋友。四十三年前，她与一位中国革命者在德国结婚，一起来中国。整个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期间她都在我国，帮助和支持我国革命。她同周总理、邓大姐和宋庆龄副委员长都很熟悉，很多老同志她都认得。一口熟练的中国话，对中国历史和现状的了解，都使我们如对一位老同志谈论家常，而不是在访问外国朋友。
安娜·利泽同志在德国出了一本著作《我曾为毛而战斗——一个德国女性经历的中国革命》，我国要出中译本。这本书记述作者在整个抗日战争期间的见闻，对我们党坚持抗战和国民党政府的腐败作了翔实的报道。国际上对这本书评价很高，日本、法国都出版了译本。日译本改名为：《嫁给革命的中国》，后来香港又据日译本出版了中文译本。
我们从这本书谈起，请安娜·利泽同志讲讲写这本书的情况。她说：“这本书是为德国人写的，尤其为德国妇女写的。德国妇女对中国革命了解很少，尤其是因为当年纳粹法西斯的统治，不了解中国抗日战争时期的情况。原来的书名也适应了国外的情况。”她同意中译本改用一个更合适的名字。我们提出，可否用她著作中“中国——我的第二故乡”一语为名，她欣然同意。
安娜·利泽同志说，她想不到这本书对中国读者也有用。不过，她停了停又说：“对于中国的青年人，看些讲过去革命历史的著作，对于他们倒是有好处的。”安娜·利泽同志深知旧中国的黑暗，又亲身体验着资本主义的腐朽堕落，自然感受更加深切。她说，看一看中国的现状，再同旧中国比较一下，真是不知怎么说才好。她这次来中国，就是想到过去住过的地方看看，亲自了解解放以后中国的伟大的变化。她答应等去外地访问归来后，给这本书中译本写一篇序言，专门讲讲这个问题。半个多月后，安娜·利泽同志果然不爽前约，写好序言并一段段读给我们听。她历述延安、西安、重庆解放前后的变化，最后指出：“在中国，年老的一代还知道那可怕的过去，记得苦难、压迫和剥削的全部情况，同时也记得中国共产党和人民大众所进行的使中国革命取得胜利、人民得到解放的英勇斗争，而中国青年人则没有经过那些岁月。所以，应当让青年人也了解过去，只有这样，他们才能更好地认识今天，更加努力地为明天而工作。”
我们请安娜同志谈谈自己的经历，她很客气地说，关于她自己是没有什么可说的，她原先只是一个贫苦家庭出身的女孩，虽然上了大学，得了哲学博士学位，但她反抗法西斯，倾向进步。在中国的经历，前十年都已写在《中国——我的第二故乡》这本书里，后十年(1945－55)她也正在写。后来，当我们说起在“四人帮”统治时期压制出版友好人士著作，并请她谈谈外国友好人士情况时，她顿时精神抖擞地说开了。她说：“《西行漫记》这本书真是该翻译出版，它就是过一百年也是有用的。”她认为，在整个中国革命过程中，为中国贡献力量的外国友好人士多得很，有许多至今藉藉无闻，出版社应当搜集资料，把他们的情况写出来。她随便举出几位朋友，都是在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期间，抛弃自己的舒适生活，来中国帮助工作的。有一位朋友在新四军工作了很长时间，死在中国，她的遗物至今还由安娜·利泽同志保存着。象这样的朋友，都是值得纪念的。安娜同志谈到这些，兴致极高，可惜的是，她还有别的约会，不允许她尽兴谈下去。她答应到德国以后，再与我们通信交换意见。
作为出版者，我们当然还是要问一下安娜同志，她对出版自己的著作中译本还有什么要求。完全同斯诺夫人一个态度，她用流利的中国话说：你们爱怎么办就怎么办好了！
访问两位外国朋友，得到一个同样的答复，都表示自己的著作是属于中国人民的。还有什么结果会使我们这些编辑、出版工作者觉得这些访问更圆满呢！
沈明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