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瘦丫头！”他说。
“我说过我要做你老婆，”伊说，笑了一阵：“可惜我的身子已经不干净，不行了。”
“下一辈子吧！”他说：“我这副皮囊比你的还要恶臭不堪的。”
远远地响起了一片喧天的乐声。他看了看表，正是丧家出殡的时候。伊说：
“正对，下一辈子吧。那时我们都象婴儿那么干净。”
他们于是站了起来，沿着坡堤向深处走去。过不一会，他吹起《王者进行曲》，吹得兴起，便在堤上踏着正步，左右摇晃。伊大声地笑着，取回制帽戴上，挥舞着银色的指挥棒，走在他的前面，也走着正步。年轻的农夫和村童们在田野向他们招手，向他们欢呼着，两只三只的狗，也在四处吠了起来。太阳斜了的时候，他们的欢乐影子在长长的坡堤的那边消失了。
读者！这不是欢乐的爱情幽会，而是一对情侣正走向死亡。上引这一段描写，是摘自人民文学出版社最近出版的《台湾小说选》中台湾作家陈映真的小说《将军族》。这篇小说描写的是寄寓于台湾的大陆人三角脸和台湾省人小瘦丫头两个卑微人物的爱情悲剧。他们的纯洁爱情在现实生活中得不到美满的结合，便双双殉情，以其生命向社会发出最后的抗议的呼声。
象《将军族》这样朴实无华、自然逼真的作品，在《台湾小说选》中还有不少，阅读过后使人耳目一新，深受感染。是什么原因呢？我认为主要是选集所收辑的十几位台湾作家的二十余篇作品，尽管取材不一，风格不同，但它们有一个鲜明的共同点，那就是坚持了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继承了“五四”以来文学的现实主义传统。这些作品从生活出发，或以粗犷的线条，或以细腻的笔触，从不同侧面真实地反映了台湾的社会现实，而这正是大陆人民迫切渴望了解的。
在选集中，象《将军族》这样描写下层人民生活的，思想性与艺术性结合得较好的作品不止一篇。这些作品在台湾得到广泛的关注和称赞。除陈映真的作品外，还有杨青矗、王拓、王祯和、黄春明、曾心仪、宋泽莱等人的作品，都以真实地反映了台湾的社会现实，而又有自己的特色著称。这些作家们站在大众的立场上，描写受欺压、受凌辱的工人、农民、渔民、小职员等的遭遇和命运，反映了台湾由于政治动荡、经济畸形发展所造成的贫富悬殊的社会现象，描绘了下层人民的生活和奋斗，写出了他们的悲哀和欢乐、苦闷和憧憬。
杨青矗的《低等人》是这类作品中又一篇比较好的小说。《低等人》的独到之处是作家采用了层层掘进的手法，选取了最能动人心弦的自己找死的情节，突出表现了即使甘心做奴隶而仍不得安稳的低等人的命运。小说写了运输垃圾的临时工粗树伯的“只比乞丐高一级”的生活，每天清理两千多个垃圾箱，只拿二十来元台币的月薪，无力娶妻生子，只能和瞎眼老父相依为命，吃的是粗食烂菜，穿的是别人给的或是从垃圾箱捡来的衣服。当粗树伯正安于这种饥饿边缘的生存的时候，突然被厂方解雇。对于没有退休金可拿的临时工来说，这是个致命的打击，生路被断绝了。粗树伯想，与其在家等死，不如死得“有价值”一些。按台湾一些工厂的规定，职工如系“殉职”，可以得到一笔抚恤金。他如果“以身殉职”，即可让老父领取到一笔微薄的抚恤金，度过残年。于是他采取了行动。作家把这一次不寻常的自杀描写得十分细致。先是两处独白，表现粗树伯想“殉职”的虔诚，祈求已殉职的英灵赐给他机会；接着，展开两个场面，写他处理自己的后事：暗示老父，嘱托族弟；又用逼真的动作描写和细致的心理刻划，表现了找死(不是一般的自杀，必须死在工作岗位上)的难劲：他为了找机会，放弃解雇前的休息假，争着参加整理环境卫生。他偷偷溜进化学药品室，见着药瓶，有了想法，假装摔倒。他看见写着“高电压，危险”的牌子后，有了想法，用身子碰、拿铁丝<SPS=2046>电网，用锹往电机房挖沟……最后，才写到他故意让本公司的轿车压死：回头看轿车来，好象让路，一闪，垃圾车倾斜，他顺势“把车子用力一扳，人和车翻倒在路中”，让车轮从身上碾过，……终于如愿以偿，临终前“绽开一丝痛苦的微笑”。读者可以感到，作者下笔时是眼中含泪，心中滴血的。这种鞭辟近里的揭露，直使读者感到惊心动魄！同时，作家还用反衬手法勾划出粗树伯周围的环境和所接触的人：公司大院的俱乐部、电影院，甲级宿舍的麻将声，年轻的新课长和总工程师等。通过这些，表现了上层社会的豪华，揭示了台湾社会贫富不均的真相，更进一步地唤起人们对劳工悲惨命运的同情和对社会问题的深思。
与此不同的是，选集中有些作品描叙了资产阶级的生活。这些作品从上层社会这一侧面来反映台湾的社会现实，写得也很逼真、深刻，对读者能起到一定的认识作用。有代表性的作品有台湾著名小说家白先勇的《永远的尹雪艳》和女作家於梨华的《姐姐的心》。
《永远的尹雪艳》是通过名舞女尹雪艳的交际花生涯，反映了大陆迁台的遗老遗少的没落生活和对过去荣华富贵的眷恋。小说细致地描写了尹公馆的豪华住宅，旧雨新知的聚会，发泄怨艾的谈天，华美的筵席，搭子得当的牌局，……从而说明昔日上海滩替尹雪艳捧场的“五陵少年”，尽管“有些天平开了顶，有些两鬓添了霜”，人事有所变迁，但他们仍然是台湾社会复杂构成的重要成份，是控制台湾政治、经济的重要势力，他们一直保持着上流社会的生活水平。同时，他们也总有些沦落异乡之感，过去的一切时时引起他们的怀念。这种怀旧之情是通过对上海大千世界的环境和风俗的描写，通过把尹雪艳当作“上海百乐门时代永恒的象征，京沪繁华的佐证”去追逐的刻意描写而表现出来的。艺术手法新颖，匠心独具。只有当作家冷静地、客观地分析他所接触的上流社会这一部分人的时候，他才能做到这一点。
《姐姐的心》是写姐姐利用给妹妹找对象拉合股生意，揭露了资本主义社会人与人之间丑恶的金钱关系。作家充分发挥了她的长处：观察生活仔细，感情充沛，用“情”贯穿全篇，小说的“义”是通过“情”来表现的。一方面用大量笔墨侧面写妹妹曼如对吴乃中的钟情、爱恋，对姐姐曼萍反目的不满，最后愤怒揭发姐姐的阴谋诡计；另一方面写姐妹的争吵，亮了实底：妹妹表示，嫁人“不是嫁给他的钱”，姐姐则表示，“我们是为了他的钱才要你和他接近的”。用“情”的线开展故事，以“情”的激化突出矛盾，淋漓尽致地披露了姐姐被金钱熏黑了的心，为了拉人合股，把自己的妹妹当诱饵，达不到目的时便以挑拨、欺骗、驱逐等卑鄙手段毁掉妹妹的幸福。这种揭露是发人深思的。
选集中，还有老一代作家的一些作品，再现了日本帝国主义统治时期的台湾社会生活，被称之为“抗日文学”。尽管是在日本统治允许的范围内曲折地反映抗日的主题，但有的作品仍很有深度。值得一提的是吴浊流的《先生妈》和杨逵的《送报夫》。
《先生妈》描写的是一位台湾老妈妈与她独生儿子由于对待殖民体制的截然不同的态度而产生的尖锐的家庭冲突。小说通过日常生活细节的描写，表现了反对日本殖民统治的重大社会主题。作家描写了行医发迹的儿子搞“日语家庭”，饮食起居，待人接物，一概模仿东洋，甚至母亲逝世一点也不悲伤，只热衷于搞日本式的葬礼，完全丧失了做儿子的道德和祖国观念；而身处“日语家庭”之中的先生妈始终恪守中国的传统风俗，厌恶奴化的一切，甚至用菜刀砍和服，终至郁闷而死，临终遗嘱仍是不准用日本和尚，保持着高尚的民族气节。作家把家庭生活放到历史的大背景里去描写，写得颇有工力。作品寓意深刻，经得起回味。它既反映出日本帝国主义殖民政策对台湾人民毒害之深，奴化思想已经渗透到家庭，腐蚀了人们的灵魂，离析了母子之情；又反映了台湾有正义感和民族气节的人民对日本殖民统治的抗拒情绪达到了深恶痛绝的程度。
《送报夫》不仅写了台湾人民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不满，而且写了台湾人民的反抗活动。小说描写从台湾去日本的杨君受到派报所老板的敲诈、剥削，终于与日本的送报夫联合起来进行反抗斗争，形象地揭示了全世界劳动人民是一家，民族压迫的实质是阶级压迫这一真理。作品的艺术感染力也是不弱的。
选集中，有的作品抒发了对大陆同胞的骨肉之情。例如方方的《陆军上士陶多泉》，就是描述台湾军队中的官兵怀念大陆家乡亲人的。士官长陈绍发看宣传单，怀念河南老家，私下准备好轮胎，终于游水回到了大陆；除夕会餐时大陆出身的士兵思念家乡，相对流泪，借酒浇愁；机械中士熊华光思乡苦闷，与妓女相爱，寻找精神寄托；陆军上士陶多泉惦念着逃走的陈绍发是否记得自己的万县老家地址。迁台的这一部分人对大陆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他们怀念祖国大陆的山河、家乡的旧居、眷爱的情人、相知的亲友，……一切过去的回忆都萦回在他们的脑际。小说真实地反映了这种深沉的思念大陆的情感，表现了统一祖国乃人心所向的重大主题。人同此心，心同此理。台湾读者阅读过后会激起感情的波动，就是大陆读者看了也会唤起对台湾人民强烈的思念。
《台湾小说选》中的各篇作品，还塑造了一批人物形象。不少人物给人以强烈的真实感。一些作家以炽热的感情，从台湾社会的底层发掘出一批“小人物”，塑造出他们的典型形象。他们生活悲苦，默默地忍受着各方面的压力，有的人任凭生活的播弄而无法摆脱悲苦的命运。黄春明的《锣》里的憨钦仔就是属于这一类型的人物。
作家精心选取憨钦仔打锣差事被辞掉到第二次被雇用这一段生活来展现人物的思想和性格。他给村公所打锣喊通知的差事被装有扩音机的三轮车顶替后，生活没有了着落。他偷木瓜，怕被人发觉，就佯装拉屎，表现了憨钦仔的让人心酸的幽默和无知；他赊欠人家的烟酒钱，就绕道走；他吹牛皮骗赊老头的烟，又拿到罗汉脚面前夸富，表现了憨钦仔的可悲的虚荣。作家还用细致的心理刻划来发掘人物的精神世界：他盼着有人家办丧事，好去打杂混饭吃，于是就用扫把头去敲打棺材，因为这里的人们有这种迷信，认为这样一敲打，第二天某家人家就会死人，就要办丧事。他自告奋勇，去敲打棺材。但事后又感到悔恨和内疚，这表现了他的怯弱与善良。作家以极大的同情，写他重新被雇用后高兴得胡乱编词，最后落得个又被解雇，因而发疯的悲惨结局。看到憨钦仔，很自然地联想起阿Q来，他与阿Q的悲惨命运颇为相似。这一人物的塑造是比较成功的。
象憨钦仔这样的“小人物”，在选集中还有好几个。他们个性相异，命运却相似。王祯和的《嫁妆一牛车》里的呆愚的万发，为了生活，任妻子阿好与姓简的通奸，忍受别人的耻笑，仍麻木地活着；王拓的《炸》里的刚强的水盛，为了给孩子交学费，冒着生命危险去用火药炸鱼以便捕捞；杨青矗的《升》里的圆滑的林天明，为了升正工，借钱送礼，结果一场空……。这些人物形象都是很鲜明的，富有浓厚的生活气息。
更可喜的是作家们也塑造了一批具有精神力量的正面人物形象。他们从自己的痛苦的经历中，悟出了一条真理：要改变自己的处境，就得去追求、去斗争。这一部分人是先觉者，是社会的希望，是前进力量的代表。王祯和的《小林来台北》中的小林，就是这样的人物。他对总务老张的遭遇予以深切的同情和切实的帮助，对航空公司洋奴们的腐化生活极为不满，最后发出愤怒抗议——“你们这款人！”王拓的《奖金二○○○元》中的陈德汉，当他看到外务员郑文良受资本家的驱使而去卖命奔走，结果被车撞伤时，便挺身而出，调查公司的福利规章，为郑文良争公正待遇，痛斥老板：“你这个吃人肉，喝人血的……”。这些人物形象的意义就在于替人民喊出了不平的呼声，表现了勇敢与正义感。
《台湾小说选》中的作品，在语言运用上也具有特点：朴实无华，而又生动，有浓郁的民族风格和地方色彩。人物对话是从生活中提炼出来的，有些是性格化的语言。例如，宋泽莱的《打牛<SPS=0678>村》里的笙仔和贵仔的迥然不同的性格，很多地方是通过对话表现的。写弟弟贵仔卖瓜与包商吵架时的一段话：“……只包七千五，我都宁愿放火烧掉，这种黑暗的无天无良的世界。”把贵仔急躁、倔犟的性格活灵活现地刻划了出来；写哥哥笙仔，也是通过他与商人的对话，表现了他憨厚、怯懦的性格。
叙述和描写时使用的语言也是口语化了的，朴素清新。如笙仔送瓜路上的一段描写：“休息的时候是快乐的，劳动的时候也有它的快乐，甚至伊也相信，饿肚子的时候也是快乐的……”。这种对心境的描写是逼真自然的，写出了笙仔的与世无争、知足常乐的内心世界，和他老实敦厚的性格。
这里值得特别提的是白先勇的语言运用。他学习了古典文学的语言技巧，汲取了西方文学语言的某些长处，糅合到他从生活中提炼出来的语言中去，使得他的语言的艺术性较高，具有简练、准确、严谨、生动、流畅的特点。例如，《永远的尹雪艳》中描写尹雪艳时所使用的语言：
尹雪艳着实有压场的本领。每当盛宴华筵，无论在场的贵人名媛，穿着紫貂，围着火狸，当尹雪艳披着她那件翻领束腰的银狐大氅，象一阵三月的微风，轻盈盈地闪进来时，全场的人都好象给这阵风熏中了一般，总是情不自禁地向她迎过来。尹雪艳在人堆子里，象个冰雪化成的精灵，冷艳逼人，踏着风一般的步子，看得那些绅士以及仕女们的眼睛都一齐冒出火来。这就是尹雪艳：在兆丰夜总会的舞厅里，在兰心剧院的过道上，以及在霞飞路上一幢幢侯门官府的客堂中，一身银白，歪靠在沙发椅上，嘴角一径挂着那流吟吟浅笑，把场合中许多银行界的经理、协理，纱厂的老板及小开，以及一些新贵和他们的夫人们都拘到跟前来。
从这一段描述可以看出，白先勇的语言，功底很深，达到了圆熟的地步，称得起是大家的手笔。
由于多方面的原因，近三十年没有机会阅读到台湾小说，今天能够看到它，真是让人心喜！从中，我们可以了解到中华民族的骨肉同胞——台湾人民的生活；可以看到祖国宝岛——台湾的旖旎风光。它的出版标明了我们文艺思想的解放和双百方针的贯彻。它给打倒“四人帮”后的文艺百花园增添了一束素美的新花。对台湾与大陆的文化交流，它也将起到一定的促进作用。这是一个良好的开端！相信今后将有更多更好的台湾作家的作品被介绍给大陆读者，我们殷切地期待着！
刘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