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研人是晚清小说作家中成就较高的一个。他的创作中谈到科学技术的地方比较多，而且具有一定程度的爱国主义思想，这是和他的生活经历分不开的。吴趼人长期居住在当时成为通商口岸的上海。青年时曾在洋务派主办的官办工业江南制造局作过小职员，接触到当时引进的先进的西方的科学技术。据李怀霜的《吴趼人传》记载：“君(指吴研人)又邃于探理，……且能表里科学，深通科学。”“又虚心降志，旁求事理，富有材艺，自金石篆刻，以至江湖食力之伎，亡所不能，亡所不精。”据说他在制造局军械所时，曾自己设计、自己动手制造过模型的小火轮，可以在河中行驶数里后，再自动返回原地。他的代表作《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以下简称《现状》)中对于电镀工艺也有相当了解，介绍了镀镍工艺。在他的另一著作《新石头记》中还谈了生物学的知识和机械原理等等。这些都说明吴趼人对当时西方输入的科学文化是采取虚心学习的态度的。
应该指出：当时的洋务派也对西方的科学技术主张引用。但他们对于帝国主义是盲目崇拜，对本国的一切又十分鄙视，他们事实上成为帝国主义利益的代理人，而吴趼人接受西方的科学文明则是出于爱国主义热诚的。他本人是个反对帝国主义、反对买办阶级的爱国志士。《吴趼人传》中曾举出这样一件事：有一个人在他面前吹捧外国人，贬低中国人，他气愤得当时就打了他两个耳光，厉声叱责，毫不留情。他反帝的态度是坚决的。当1904年美国公布华工禁约，对在美国早期建设作出巨大贡献的中国工人进行迫害时，广州、福建、上海等与在美侨胞关系密切的地方的中国人民掀起了反对种族歧视、反对迫害华工的反美华工禁约运动，吴趼人是这个运动的积极参加者和宣传者。他当时立刻辞去汉口美国人办的《楚报》的编辑职务，返回上海参加了这个运动。先后写了《劫余灰》、《人镜学社鬼哭传》，对以自杀来激励运动的烈士冯夏威表示敬意，也尖锐讽刺了上海当时某些媚外的绅士商人，他们和广大人民的反帝意志背道而驰，大规模欢迎来华的美国国防部长达孚特。他对买办阶级的痛恨，正好说明他的接受科学文明和洋务派的盲目媚外立场是完全不同的。他的接受西方科学知识是在“洞夫国势积弱，民力浸衰，赞翊改革”的改良主义思想指导下进行的。也就是说，他是为了挽救祖国危亡才学习西方科学文明的。最近一些介绍吴趼人创作思想的文章中，举出《现状》当中有个外国领事，因为有人异想天开，收购煤块去榨石油，造成当地煤价上涨的事，去拜访当地清廷官吏，拆穿这个大笑话，说吴趼人是推崇洋人，卖国主义。这个见解我是不敢苟同的。这件事，吴趼人是在讽刺那些一点起码科学常识都没有的洋务派和封建官僚，看不出有什么媚外思想。难道那个想从煤里榨出石油来(在当时条件下)的糊涂虫倒是爱国的实业家了吗？我们可以说爱国主义的思想贯穿了他的整个创作是不能轻易否定的。
也正因为他是为救国而接受西方的科学，因此他对洋务派的官办企业的腐朽本质作了深刻的揭露，认为这样办近代工业的路是完全行不通的：非但不能使国家富强，只不过给贪官、奸商勾结制造可乘之机；非但不能发展西方输入的科学技术，反而堵塞了我国学习科学文明的道路。这方面由于他有亲身经历，特别感到沉痛愤慨。他对这些人进行了辛辣的讽刺和无情的鞭挞，揭露了他们在这些企业中如何扼杀我国最早培养出来的科技人才。在《现状》中他写了一个在制造局学了十年，对于造船工艺绘图、制作十分精通的“官学生”赵小云，外国洋行想用重金礼聘他去工作，然而局中官僚却看不起他，学了十年还是个“官学生”，只给他四吊钱一个月的“膏火费”，使他无法生活，最后他为了生活还是到洋行去作图样师。另外一个工师梁桂生，看出外国技师设计的轮船图样有错误，造好以后将难以行驶。他向厂里的主管反映了这个情况，反而遭到“总办”的斥责说：“外国人打的样子，还有错的么？”不信他比外国人强。结果造出来的船成为行动不便的废品，最后还是由梁桂生把它改造后才能勉强使用。制造局用重金礼聘来的外国人就是这样低劣无能的家伙，可是洋务派官僚们却奉若神明，那怕“是个外国(叫)化子，也看得同天上神仙一样”，无论什么“都说外国人好，甚至于外国人放个屁也是香的”。然而遇到了疑难之事，官僚们却仍旧不得不找他们一贯轻视的、真正学会西方工艺的“官学生”和“工师”来解决。关于管理工厂，他们只是把那套腐朽透顶的官僚制度原封不动的搬到厂里来。滥设机构，安插私人，五花八门，无奇不有。显而易见，这种企业根本不会有裨于国计民生，只是为那些贪官污吏找到另一条生财之道，使我国的科技文明发展仍旧迟缓落后。
吴趼人所以能接受科学还由于他对宗教迷信的反对态度。他在学术思想上是反对科举，“恶宋儒之学，于朱氏熹多所诟病”，而重视汉儒训诂考证。如他在《现状》中曾对于制造局编的历史年表进行考证正误，说明他是接受清代朴学的重证据、考核严谨的学风和他们的朴素的唯物主义思想的，这种思想基础是易于接受近代科学文化的。然而也正由于他没有思想上的革命，不是以科学文化来改革旧的制度，还是提倡“恢复我国固有之旧道德”来解决社会问题，所以他赞成儒家的“先王以神道设教”。这种思想仍然陷于“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公式中，强要把两种根本对立的思想扭合起来。结果他也和其他改良主义者一样，陷入无法解决的重重矛盾中，所谓改革也只能成为不能实现的空想。
由于吴趼人的生活经历大半在已资本主义化的上海，他接触的人很多是商业资本家，因此他的作品也反映了资本主义工商业应得的位置。如《现状》中贯穿全书的主要人物九死一生，就是一个商业资本家的代理人的身份，经营的是以工业原料煤、铁、铜为主的商业。这个商人却是作风正派，为人正直，而又博学多才，在书中是以正面人物出场的。吴研人从他在上海的生活经历已经认识到资产阶级的商人不是过去封建士大夫所鄙视的“逐什一之利”的市侩，而是在社会经济中举足重轻的人物。当时小说界除了姬文的《市声》外，吴趼人可说是以商人为主线写成有影响小说的作家代表。
综上所述，我们看到吴趼人思想上有爱国、重视科学和工商业资本家的一面，在小说中把刚刚登上中国近代史舞台的资产阶级摆到较高的位置，这是吴趼人创作思想进步的地方。然而他毕竟出身封建士大夫家庭，受到封建儒家学说影响较深，因此形成他既接受科学文化，又维护旧道德，既讽刺封建官僚，又提倡要对“君、国”“讲忠孝大节”。他爱国，反对帝国主义侵略，是感到道德沦丧，世风不古，因此他又反对旧民主主义革命，反对政治上的维新，不主张推翻清王朝，而只是要求改良。这些都是他在创作思想上的无法解决的重重矛盾。因此虽然他参加反对帝国主义运动，文章措辞激烈，而提出的主张却十分温和，不敢过分得罪外国人。如他在反美华工禁约运动中，提出的办法只是：“不用其货，不受其佣”，还要“系以劝导”，“不可因此滋生事端”。(《抵制禁约记》中引吴趼人《致曾少卿书》)这种反抗十分软弱。因此当反美华工禁约运动失败以后，他在思想上趋于消极，产生“救世之情竭，而后厌世之念生”的虚无主义的逃避现实的思想，使他又回到封建文人的老路上去。从此以后他创作当中积极的因素逐渐减少，消极颓废的因素与日俱增。晚年他提倡的“写情小说”，竟成为日后文坛上的一股逆流——鸳鸯蝴蝶派的开山祖师。吴研人的创作道路，证明了中国十九世纪末的改良主义者不肯革封建思想的命，那怕是开始如何尖锐泼辣，激昂慷慨，一遇到挫折，或者受到批判，就完全抵挡不住，最后终于被时代前进的洪流所抛弃，逐渐走向过去自己所反对的一边，成为阻塞前进路上的绊脚石。
王延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