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本文集，收文共二十篇。
全书有四个部分。第一部分是一般问题。主要说明经济数学方法的内容、起因、任务、研究课题和基本原则，以及它与运筹学、经济计量学的联系和区别；第二部分是社会再生产模式问题，着重论述社会主义再生产模式的历史发展，并对一些有关问题进行了探索；第三部分是部门联系平衡表问题，包括它的基本内容、编制方法及发展方向等；第四部分是对经济计量学的批判和利用，作者指出，对经济计量学应当批判，但也应当采取一分为二的态度，适当利用。
本书是我国目前这一方面第一本较有系统的专著。它和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有着非常密切的联系。在今天积极开展经济数学方法的研究是有重要意义的。
中华书局陆续出版近代人物文集：
二十年前，中华书局曾经制定了编辑出版一套中国近代重要人物文集的计划，组织了一批书稿。在文化大革命中，这项计划中断了。打倒四人帮以后，对这计划进行了补充调整，恢复了与原来担任编者的联系。
在中国近代史上出现的许多反对封建统治、反抗外国侵略、寻找救国救民真理、探索国家富强之道的思想家、政治家、革命者和爱国者，留下了大量的论著。中华书局出版的近代人物文集，在搜辑材料方面将尽可能保持它的完整性。已经出版的有《林则徐集》、《魏源集》、《廖仲恺集》、《朱执信集》等，正在排印的有《谭嗣同全集》(增订本)、《唐才常集》等，大体上编竣的有《郑观应集》、《刘光第集》、《樊锥集》、《严复集》、《孙中山集》、《黄兴集》、《宋教仁集》等，已经约编的有《蔡元培集》等。此外，还有《章太炎政论选集》(已出)、《康有为政论集》、《王国维书信集》和《胡适来往书信集》等。某些人物的论著繁多，或且已经结集而又不难查阅者，出版的是其论著的选辑。
中国近代史上逆历史潮流而动的人物，也是我们应当研究的。所以文集也将包括一些反动统治阶级的重要代表人物的言论选集。
与此配合，中华书局还将出版若干人物的年谱或年谱资料长编。
《全金元词》，唐圭璋辑校，中华书局将出。
南京师院中文系唐圭璋教授，继《全宋词》之后，又辑校了《全金元词》。金、元两代词人不少，前人在辑录唐宋词集之时，往往兼及金元诸家。如明吴讷在辑《唐宋名贤百家词》时，就收了金三家，元八家；清初侯文灿的《十名家词》，亦有元三家。此后，金、元词虽渐次被学者重视，并不断有所辑补，但其规模都远逊唐圭璋所辑校的《全金元词》。
《全金元词》的编辑意图，在于保存词篇，因此巨细兼收，甚至零章断句也在所不弃。全书收有金七十家，词三千五百七十二首；元二百一十二家，词三千七百二十一首。可以说基本达到了“全”的程度。
体例和《全宋词》一样，以时间先后为序，并且每位词人，只要可考，都有小传。
本书收录诸家词作，尽量采用善本和足本，并作了校勘。凡改字、补字，皆有校语。并且每篇都注明出处。书后附有作者索引。
《被追赶的日本；亚洲四强的实力》，桥本秀一著，日本ダィャモンド社1978年版，218页。
在此书中讲的“亚洲四强”，指南朝鲜、台湾、香港和新加坡。这些国家和地区还是属于发展中的国家和地区，但由于近一、二十年来采取积极发展经济的政策，工农业发展速度很快，出口贸易总额迅速增长，已成为国际市场上不可忽视的新进力量。1977年南朝鲜出口贸易总额突破了百亿美元大关(1962年只有5500万美元，1972年也不过是16亿美元多一点)，台湾达93亿美元，香港的服装和玩具出口跃居世界第一。就按人口平均的国民总产值而论，这些国家和地区都已超过或接近一千美元。其中南朝鲜经济发展速度尤为迅速，近十年来每年增长率都在百分之十以上。南朝鲜一方面积极引进外资和先进技术，大力发展石油化工、钢铁、造船、汽车、电子工业等，另一方面又广开财路，鼓励发展出口工业项目，扩大出口贸易(目前出口产品中轻纺工业品仍占三分一)，同时积极向中东和东南亚各国出口成套设备和技术，千方百计地增加外汇收入。在国内采取提高大米收购价格的政策，刺激农业的发展，提高农民收入，扩大农村市场。
从经济体制上看，这“四强”有所不同：南朝鲜是国家资本主义，大权由国家控制，也搞五年计划(目前正进行第四个五年计划)，台湾是比较重视民间企业的自主权，而香港则采取自由放任主义，新加坡类似乎南朝鲜。但是，他们却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即大胆引进外资和技术发展自己的工业，但并非仅仅是为了满足国内市场，自产自销，自给自足，而首先是为了出口，千方百计地挤进国际市场。两者相辅相成，互相促进。著者认为，这些国家和地区在国际经济体系中所起的作用越来越大，是日本的潜在的敌手，不可掉以轻心。
此书著者桥本秀一是日本广播电台(NHK)经济部记者。他经过长期在国外的采访和研究有关材料后写出这本书，材料丰富，观点也比较客观。
《西学东渐与中国》，增田涉著，日本岩波书店1978年版，361页。
增田涉(1903—1977)在日本以研究中国文学和鲁迅而闻名。他自幼喜读中国文学作品，在大学专修中国文学，并于1931年3月至12月到上海登门向鲁迅求教，每日听讲三小时，对鲁迅的为人和学问都有切肤的体会。因此，他回国后立即写《鲁迅传》，发表于《改造》杂志上，以后直到1936年10月鲁迅先生逝世，一直保持通信联系(《鲁迅先生致增田涉书信选》已于1975年由文物出版社出版)。他从二十年代开始从事鲁迅作品的翻译工作，曾负责《鲁迅选集》和《鲁迅全集》日译版的编译工作。增田涉不仅和鲁迅交往密切，和郭沫若、茅盾、郁达夫和郑振铎等人都有过接触。解放后，他曾于1966年和1973年两次来我国访问。他为中日两国人民的文化交流做出了很大贡献。
增田涉晚年研究了近代西方科学知识向东方各国传播的史料以及我国鸦片战争和太平天国的史料，曾以《日中文化史片断》为题分别发表在《书评》杂志上，此书即这些论文的集子，主要从书志学角度上论述西方科学知识的传播以及日中两国的文化交流。
鸦片战争后，先进的中国人向西方寻找真理，“只要是西方的新道理，什么书也看”。那时翻译出版了很多西方图书，如《万国公法》、《西医略论》、《内科新说》、《博物新编》、《谈天》、《几何原本》、《格物入门》等，由在华的西方传教师和中国人翻译出版。当时的日本也和中国的情况相似，开始打破锁国政策，积极吸收西方文化。但在起步时，中国人跑在日本人前边，西方科学知识先翻译成中文，而日本人则借助于中文，加读音和点句翻印过去。另外，一些中国人的思想也给日本人带来某种影响，如魏源的《海国图志》提出防御西方侵略者的海防策，日本人也立即翻译过去，曾对明治维新的思想先驱佐久间象山、吉田松阴等人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此书对研究近代文化史和中日两国文化交流史均有参考价值。
《鲁迅在仙台调查记录》，“鲁迅在仙台”调查会编著，日本平凡社1978年版，433页。
日中友协宫城县连合会于1973年9月为纪念鲁迅先生到仙台医专读书七十周年，成立“鲁迅在仙台”调查会(会长是半泽正二郎先生，会员达160余人)，进行了一次广泛的调查活动。此书是这次调查活动及其成果的记录。
关于鲁迅先生在仙台(自1904年7月至1906年3月)求学和生活情况的调查，在这之前曾有过三次：第一次是在1937年，饭野太郎先生在佐武保太郎教授的建议下进行过一次调查，后写成《在仙台医专时期的鲁迅》一文发表在《艮陵》杂志上。仅由于这一篇文章，作者当时立即受到“赤色分子”之嫌。第二次是在1955年9月，第三次是1966年，均由日中友协宫城县连合会为纪念鲁迅先生逝世20周年和30周年先后进行了两次调查。仅就这些事实，我们足以看到日本人民是如何珍爱伟大的文化旗手鲁迅先生的，以及他们为日中两国人民的传统友谊所做的巨大贡献。
此书结构如下：第一章：周树人到仙台前的社会背景；第二章：周树人入学前后的仙台医专；第三章：仙台医专时期的周树人；第四章：藤野先生；第五章：离开仙台前后的周树人；第六章：以后的仙台医专和藤野先生。收集的材料中包括图片、学校档案、信件、调查记录(其中包括走访鲁迅先生在仙台医专时三位在世的同班同学铃木逸太、薄场实、半谷广男等先生的记录)等，多为背境材料，但对研究鲁迅先生在仙台情况定有参考价值。
《超级大国之间的欧洲。持久的平衡》(Europe Between the Super－powers.The Enduring Balance)，A.W.戴波特著，美国耶鲁大学出版社1979年版，256页。
二次世战后，东欧和西欧分割开来，冷战时期又各自从属于苏美而形成一个相对抗的新欧洲体系。自五十年代起，这个体系虽经历了戴高乐主义、缓和、经济问题、欧洲之外的种种冲突和欧洲统一运动等挑战，却依然存在至今。
有些观察家认为这种新体系毫不稳固，仅是一种过渡形式罢了，而本书作者则持相反态度，他认为目前的平衡状态很可能长久持续下去，因为它符合那些对其施加影响的国家的利益。
作者戴波特(Deporte)根据欧洲近代史资料，对最近几十年的欧洲局势作了颇有见地的分析，判断当今东西欧两大集团的体制以及美国和西欧的关系是牢固而正常的。他在序言中说，“我们已有足够的经验认识到，欧洲这种新体系三十年来已为它的成员国有效地执行了它的基本任务：生存与和平的维持。因此有理由相信它若继续适应所出现的各种变化，其基本结构和作用就会保存下来。……我认为这种自1955年至今的体系会一直延续到2001年。”
作者曾获芝加哥大学国际关系问题的博士学位，现任美国国务院政策计划官员。此书对国际问题研究工作者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大屠杀》，杰拉德·格林著，陈良廷等译。上海译文出版社将出，523页。
长篇小说《大屠杀》是美国著名作家格林的新作，列为美国1978年畅销书。全书分两条故事线索进行。一条是写犹太医生魏斯一家五口在纳粹德国的悲惨遭遇。故事开头是1935年他的大儿子卡尔和德国姑娘英加结婚的场面，他们相亲相爱，冲破种族歧视，结为夫妇；但是不祥的阴影已经笼罩在喜庆的筵席上。随着希特勒的政治阴谋步步得逞，魏斯一家终于家破人亡，只有小儿子鲁迪在一个捷克的犹太姑娘帮助下，和她一起逃出法西斯匪徒的魔掌，在乌克兰参加了游击队，与法西斯匪徒战斗到底。他是魏斯一家唯一的幸存者。这条故事线索就是用鲁迪的口气说述的。作者通过他的口在“序曲”中写道：一定要把这个人类的悲剧告诉给我们的孩子。对于法西斯所犯下的滔天罪行，“我可不准备饶恕，也许我永远也不会。”
另一条故事线索是法西斯反动军官多尔夫少校的日记。多尔夫是德国的失业知识青年，不问政治，只求小家庭的温饱；为了谋求出路，投靠了法西斯党卫军。由于他精明干练，得到党卫军头子的赏识、提拔；他也拿希特勒《我的奋斗》作为自己的信仰，为实现希特勒的政治野心而卖命。他的一篇篇日记既纪录了他自己的灵魂的堕落过程，同时也暴露了纳粹内部勾心吊角的情况，供述了法西斯匪徒的种种灭绝人性的罪行。
书中还通过生动的情节，描述了一些善良的人们的觉醒和转变的过程：他们从对纳粹抱着幻想到认清它的本质，从逆来顺受到挺身而起、投入战斗。
作者又根据这部小说改编为电视剧本，由美国全国电视广播公司拍成长达七个多小时的电视片。今年一月这部电视片在西德播映，轰动一时，观众超过二千万人，开创了西德电视收看率的新纪录。第二次大战结束后三十四年来，德国人民，尤其年青的一代，对当年纳粹分子屠杀六百万犹太人的滔天罪行，不甚了了；他们第一次在屏幕上看到党卫军用机枪扫射被迫赤身裸体的男女等种种惨状，在精神上引起极大的震动。有些青年看了电视片后说：为什么我们的历史课本不把这种情况告诉我们呢。
在法国，在这个电视片连续播映的几个晚上，电影院和咖啡馆的营业顿时清淡许多，电视收看率也达到了空前的纪录。欧洲其他各国也相继播映这个电视片，同时还竞相翻译和出版了《大屠杀》小说和电视剧本。
《大屠杀》是一部主题严肃、值得一读的好书。它的血泪控诉激发起我们对法西斯敌寇无比的憎恨，使我们对法西斯的反动本质有更进一步的认识。
《曼氏兄弟》(The Brothers Mann，The Lives of Heinrich and Tho－mas Mann，1871—1950，1875—1955)，奈杰尔·汉密尔顿著，美国耶鲁大学出版社1979年版，422页，16.95美元。
当代杰出的德国作家亨利希·曼和托马斯·曼是一对彼此在感情上紧密相连而在政治和艺术上又相迥异的兄弟。哥哥亨利希是一个在文体和政治信仰上的激进现代派，而弟弟托马斯早期则是一个在这两个领域的保守派。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他俩居于相对的营垒。亨利希发表了一篇反对帝国主义战争的政治性的战斗文章《左拉论》，使他俩的关系疏远了，并促使托马斯写出一篇辩护文章《一个不问政治的人的观察》，认为亨利希所表示的对民主的信念是对祖国的背叛。这场在文学和政治上以及兄弟之间的著名论争，持续甚久，直到德意志帝国倾覆、魏玛共和国诞生时才算缓和下来。托马斯后来转变为坚定的共和派，最后离开纳粹德国，移居美国。亨利希所写的众多书籍和报刊文章，成为三十年代德国反法西斯主义的最雄辩的见证；他在1941年也赴美和他弟弟会合，1950年在那里逝世。
二次世战期间，托马斯·曼渐渐成为名流，是罗斯福总统的朋友，成功地出版了他的篇幅浩瀚的四部曲《约瑟夫和他的兄弟们》，并被赞扬为一位为西方民主呼吁的主要小说家和文学代言人。但是，五十年代初，他对战后美国麦卡锡主义兴起的政治气候产生了反感，从而使他对美国的幻想破灭，又回到欧洲，定居在瑞士，1955年病逝。
这部第一次用英文写的曼氏兄弟传详尽分析了这两位知名的兄弟作家所处的那一时代的文学、社会和政治背景，书后并附有他们的著作年表。菲利甫·汤因比在《伦敦观察家》上评论此书时说，“写一部情节相互交错而又相互结合的曼氏兄弟传，真是个好主意……这哥俩属于欧洲文学最后的伟大而不朽的作家行列，从早期就开始社会活动，他们每一次在公众场合的发言都是一次政治行动，因此这本传记对于读者了解那一令人惊异而至今仍然谜一般的时期，作出了有价值的贡献。”
作者奈杰尔·汉密尔顿毕业于剑桥大学历史系，1966年出版他的第一部作品《皇家格林威治》，现居住在北欧。
《再见吧，非美利坚》(James Aldr－idge：Goodbye Un－America)，杰姆斯·阿尔德里奇著，英国米契尔·约塞夫出版社1979年版，160页。
这部小说是当年写《外交家》而出名的澳大利亚作家的新作，其中描绘了两个形成鲜明对照的美国人的生活。匹普·罗威尔是个贵族式的新英格兰人，而莱斯特·泰拉达则是一个出身低微的美国人。两人都强烈追求一个意志坚强而性格古怪的女人。这两个男人喜好辩论，都对政治极感兴趣，起先是新闻记者，后成为罗斯福总统的顾问；两人尽管对美国的外交政策有分歧的看法，但友谊看来是相当巩固的。接着，在麦卡锡时代，泰拉达为了掩饰自己过去曾是共产党人这段经历而出卖了罗威尔。罗威尔被列入黑名单，他的妻子抛弃了他而投入泰拉达的怀抱。罗威尔几乎一文不名，流亡到巴黎，但不幸的遭遇却增强了他的个性，在他最后面对他的妻子和泰拉达时却显然占了上峰。《英国书籍新闻》1979年第5期评论此书时认为它是一部政治小说，反映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和个人不纯的动机。
《上海》(William Marshall Shang－hai)，威廉·马夏尔著，英国哈米希·哈米尔顿出版公司1979年版，241页。
这部小说的情节发生在1941年前的上海公共租界里。当时日本侵略军已经包围租界，正等待东京一声令下就开进去。小说中的主人公包括警察局里的一名心胸狭隘的英国助理专员，他的妻子正在追逐他部下的一名英国警官。另外是一个私贩枪枝给国民党官方而谋利的美国流亡分子和一个法国天主教神甫。此外还有一个极端反对欧洲人的日本陆军上尉。《英国书籍新闻》1979年5月号介绍此书时说，“尽管小说的高潮没有摆脱那种追求情节奇异的气氛，但它描绘一个在远东被围困的欧洲人社团和过去殖民主义者的风尚习俗等方面仍是令人信服而颇能吸引人的。小说中对当时的环境所作的详尽观察，只能出自一个具有第一手东方经验的人的手笔。”
书讯
周福生/陈铮/崔文印/民/梅/玉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