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先讲一下真理标准的问题。现在提出这个问题，不仅有国内意义，还有国际的意义。马克思主义产生至今一百多年，在实践中接受检验，我们应当怎么看？二十世纪初，十月革命取得了伟大胜利。四十年代末，中国革命又取得了伟大胜利。这些伟大事件辉煌地证明了马克思主义的正确，在世界上也产生了很深远的影响。五十年代初，两个阵营中，帝国主义的名声是很臭的，社会主义的名声在世界人民中影响越来越大，人民寄希望于苏联，寄希望于中国。但是近二十多年来，情况有些变化。首先苏联出了问题，出了斯大林问题，接着出了赫鲁晓夫的问题。苏联变了。紧接着社会主义阵营分裂。阿尔巴尼亚“明灯”熄灭了，越南这个所谓的社会主义国家一塌糊涂，搞法西斯。连我们中国也出现过林彪、“四人帮”搞动乱。这是一个方面。另一方面，资本主义倒有了二十多年的“黄金时代”。这说明一个什么问题呢？我觉得，恐怕在这一些年当中，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没有随着实践的发展而发展。因而可不可以说，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在国际范围内已经落后于实际情况了？
马克思主义理论分三个部分，讲得最详细的是政治经济学。《资本论》，当时是符合实际情况的。后来发展到帝国主义阶段，情况有变化，《资本论》还是正确的，但不够了。所以，列宁写了《帝国主义论》，解决了当时的问题。但是，《帝国主义论》到现在半个多世纪了，情况又有了很大的变化，资本主义的发展出现很多新情况、新现象，而我们许多同志还是仅仅从书本上去了解资本主义。当然，要读马克思的《资本论》、列宁的《帝国主义论》。但是，问题在于我们仅仅从书本上了解资本主义，而书本是在十九世纪或二十世纪初写的。经过几十年，已经有不少变化。虽然本质、基本矛盾还是那样，但是确实还有好多情况变化了。这些年我们闭关自守，不了解外面情况，隔绝了，没有研究，对资本主义国家情况所知甚少，知道一点又不敢说。现在打开门一看，觉得和书本上讲的不大对得起来，学生也提出很多问题，理论界也觉得很多问题要思考。如果说，实践检验证明马克思主义不灵了，那是胡说。但是应该承认，实践检验说明了马克思主义对资本主义的认识还没有完成。不但马克思没有完成，列宁也没有完成。今天资本主义的某些新现象，不仅是马克思没有预见到的，也是列宁没有预见到的。这没有什么奇怪，因为他们还没有这种实践。现在要有一些书，从各个方面来分析《帝国主义论》以后这几十年资本主义国家的新现象，对出现的新问题、新情况作出马克思主义的回答。当然，我们现在没有再出一个列宁，毛主席也没有写这样一本书。那怎么办呢？我想不应该去等待再出一个什么天才，而应该靠集体的力量，靠理论工作者集体的力量去探讨、去研究，不是写一本书，而是写许多文章，许多书。经过多年的研究、多年的讨论，这样来得到新的认识，这也就是发展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经济学。
话说回来，如果我们现在已经有了这样的科学的、权威的著作，对当代资本主义的问题分析得很清楚了，那是不是可以说，对资本主义的认识就完成了呢？我认为仍然不能这样说。什么时候才能完成对资本主义的认识呢？要到资本主义灭亡以后。只有到那时，才能把资本主义整个的发生、发展、衰落、灭亡的全过程加以研究，完成对资本主义的认识。
如果我们对资本主义的认识都没有完成，都有待于实践的进一步检验，有待于在实践中发展，那么对社会主义的认识就更是这样了。究竟什么是社会主义？现在好多人糊涂了。我在1964年写过一篇文章《桌子的哲学》，文章中说在做第一张桌子之前，先有一个桌子的观念。这篇文章有许多同志同意，也有一些同志不同意，可以讨论。我想借这个问题来说明社会主义。社会主义是先有社会主义的理论或社会主义的观念、社会主义的理想，然后才有社会主义的现实，并不是先有一个现成的社会主义摆在那儿了，我们再去反映这个社会主义，才产生社会主义观念。当然社会主义的理想或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产生，有它的客观物质条件，有它的历史条件，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必须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下才能产生的。从这点上说，我们要唯物的说明这个理论的产生。但是，这并不是说必须先有一个社会主义的存在，然后才能有社会主义的理论，并不是那么一回事。当然，我的那篇文章《桌子的哲学》讲得有缺点，要补正，就是在做桌子的实践过程中，桌子的观念又有新的发展。因为在没有实践之前，可以提出一个设想，可以有一个观念，但是这时候不可能已经有一个完备的观念，只有在实践过程中发展和检验，把桌子做出来了，桌子的观念才能发展得比较完备。用这个问题来说明社会主义，就可以了解：在马克思时代，不可能有一个完备的社会主义理论，马克思只是为科学社会主义奠定了一个基础。至于说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已经完成了，这不可能，因为社会主义还没有搞，没有这个实践，怎么可能有一个完备的社会主义理论呢？理论可以走在实践前面，但是理论的完成，只能在实践完成之后。马克思和恩格斯对社会主义社会是什么样子讲得很少，这是他们的科学态度。他们不象空想社会主义者那样，把社会主义描绘得十分具体，而认为这些具体的东西应该留待实践来解决。在苏联社会主义实践过程中，在中国的社会主义实践中，我们检验这个理论，发展这个理论。至今，好多问题还有待于我们去研究，去总结经验，才能有所创造。我们要建设适合于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尽快地发展生产力。这包括吸收外国的好经验，比方说南斯拉夫的经验、罗马尼亚的经验，乃至还有其他一些国家的经验。为什么不可以吸收呢？以前就是夜郎自大，唯我独“革”，只此一家。现在，经过这些年的挫折，我们的头脑冷静下来了，虚心一点了。当然，怎么学，究竟学哪些，也是有点分歧。不管怎么说，应该认真地学习人家的经验，不要老是以为我们自己怎么了不起。
这里涉及到怎么坚持社会主义。首先，要搞清什么是真社会主义，什么是假社会主义。只有批透了“四人帮”的假社会主义，才能坚持真社会主义。其次，社会主义并不是只有一个模子。大原则相同，具体作法还可以百花齐放。以前我们只知道照搬苏联的。当时只有苏联一个国家是社会主义，我们照着学来了。后来我们一面批苏联，一面脑子里还是那个框框，以为社会主义就是这一种做法，没有其他做法。有比较才有鉴别。我们把这套做法与其他国家比一比，与南斯拉夫、罗马尼亚比一下，才知道还可以有不同的做法。所以，坚持社会主义要搞清这些问题，这也说明要解放思想才能坚持社会主义。坚持社会主义不是维持原样，一切照搬照抄。当然，有些东西要按照十七年那套去做，但是不够了，必须有新创造，必须要解决新的问题。如果我们不解决这些问题，我们没法坚持社会主义。所以不能讲要在四个坚持的前提下解放思想，倒是应当反过来说，只有坚持解放思想，才能坚持社会主义。你说要坚持社会主义，你坚持的是什么样的社会主义？张三一个说法，李四一个说法，要解决这些问题，要让大家探讨。要探讨就要解放思想。不解放思想怎么发展社会主义理论？不发展社会主义理论怎么坚持社会主义？有许多做法已经不能再做下去了。“四人帮”宣扬“永远按既定方针办”。既定方针、路线你永远照办，你不办就是修正主义。梁效在《光明日报》发的那篇文章就是这个逻辑：马克思死了以后，恩格斯与机会主义作斗争，按既定方针办了；恩格斯死了以后，列宁又照马克思、恩格斯的既定方针办了；后来斯大林又照列宁的既定方针办了；毛主席还是照既定方针办；所以我们现在的方针还是马克思的方针。真是荒唐透顶的形而上学！
我的意思是社会主义还有待于我们创造，在这个问题上我们理论工作者和实际工作者有广阔的天地，大有可为。要做到这一点就要解放思想。如果说毛主席有一套完整的社会主义时期的理论，这个说法不科学。说毛主席有一套完整的民主革命的理论，可以；但社会主义的实践还远没有完成，怎么有可能产生一个完整的社会主义理论呢？毛主席在1962年提出要认识社会主义建设这个必然王国，这个认识还没有完成，我们现在仍然有盲目性。明确了这个问题，我们才能解放思想，才能认识到发展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毛泽东思想的必要性。过去有一个框框，好象理论的问题只能是某一个领袖的责任。这是从苏联来的，也是我们中国的传统，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孔子、孟子，每一代出来一个圣人，只有他讲的话可以作标准，即所谓“道统”，别人讲的都是不算数的。我们要推倒这个框框。理论要集体创造，包括人民群众，包括理论工作者，每个人都可以有所贡献、有所创造。我们都是愚者，愚者千虑，必有一得，这一得、那一得加起来，我们的理论就前进了。过去多年习惯了，我们不用动脑筋，等着中央怎么说，毛主席怎么说，毛主席说了，我们就照办。现在没有了。我们要学习毛主席的许多教导，但是还有很多新问题，现成答案没有，那就要逼着我们自己动脑筋，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来进行探讨。这样我们的理论工作就有了生机，有了希望，也许我们中国的理论事业还有一个很大的发展。
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是允许探讨、允许批评的
如何对待马克思主义，对待毛泽东思想？现在提出四个坚持，我们不把四个坚持和解放思想对立起来。要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也要解放思想。不能解放思想，就没法坚持。首先什么是马克思列宁主义？什么是毛泽东思想？各人讲得不一样，特别关于毛泽东思想。毛泽东思想是允许探讨的，马克思主义是允许批评的。有人问，宪法规定我们国家的指导思想是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允许批评是什么意思？我说宪法的规定，是指我们的党、我们的中央、我们的政府、我们的领导人要依据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来制定我们的方针和政策，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来指导我们的工作。另外，我们应该用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向全国人民作宣传。这并不是不允许任何人提出怀疑，甚至批评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毛泽东思想。过去谁批评，就是一条罪状，就要抓起来。1957年反右派时，也就是两条罪状：反党、反社会主义。到文化大革命时期，就变成三顶帽子，叫做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这是林彪搞的：“谁反对毛泽东思想，全党共诛之，全国共讨之”。
我觉得经过这些年的实践，证明毛主席1957年的那篇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讲话，基本是正确的，而我们现在要坚持的正是这些东西，尽管有些论述后来被遗忘了，抛弃了。如阶级斗争基本结束，这句话早就被遗忘了，现在我们拣起来了。这里边也有一些问题：同样一个社会主义时期，有时说阶级斗争基本结束，有时说阶级斗争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这是互相打架的。这一句是真理，那一句就不是真理。没法句句是真理，也不可能句句照搬。怎么办？只有一个办法，按实践标准，凡是经过实践检验是正确的，我们坚决照办。所以，三中全会引1957年毛主席讲的大规模的急风暴雨式的群众阶级斗争已基本结束这句话，是因为这句话经过二十多年的实践检验证明是正确的。反过来我们为什么不引别的话？别的话没有经过实践检验证明，或者证明不是那么回事，所以我们不引。这些问题不单是个对领袖的态度问题、旗帜问题，而是关系到我们国家的社会主义成败、生死的问题。
马克思主义允许批评，这本来就是毛主席提出过的思想。也就是在1957年论人民内部矛盾这个报告中说的。毛主席说，“在我们国家里，马克思主义已经被大多数人承认为指导思想，那么，能不能对它加以批评呢？当然可以批评。马克思主义是一种科学真理，它是不怕批评的。如果马克思主义害怕批评，如果可以批评倒，那末马克思主义就没有用了。事实上，唯心主义者不是每天都在用各种形式批评马克思主义吗？抱着资产阶级思想、小资产阶级思想而不愿意改变的人们，不是也在用各种形式批评马克思主义吗？马克思主义者不应该害怕任何人批评，相反，马克思主义者就是要在人们的批评中间，就是要在斗争的风雨中间，锻炼自己，发展自己。”人家天天在批评，无非是公开的批评和不公开的批评。你不让批评行不行呢？做不到。比方说，我们国家有多少万宗教徒，人家就信上帝，信真主，或者信菩萨，这符合宪法的宗教自由。他在那儿讲上帝，就是批判马克思主义，你还能把他抓起来？反对社会主义和反对马克思主义，这两回事要有所区别；怀疑社会主义和用行动反对社会主义也要有所区别。在我们国家，社会主义是我们的根本制度，绝大多数的人是拥护社会主义的，你反社会主义不行。当然现在有些青年闹不清，他要怀疑社会主义，他也不懂什么叫社会主义，他们以为一年十二个月吃大锅饭、铁饭碗是社会主义。那跟社会主义有什么相干呢？他们不懂，我们不能怪他们，要做工作。反对社会主义还得要有行动，你煽动一大帮人，组织一个什么团体，号召人民起来推翻社会主义制度，那就不客气，触犯刑法。但思想上怀疑应当是允许的，他不懂嘛，他闹不清嘛。正因为这样，才需要我们做思想工作、宣传工作，不然，要我们这些人干什么？至于对马克思主义，就应当更宽一些。毛主席讲批评都可以，怀疑怎么不可以呢？要知道九亿人口当中，马克思主义者只占少数，要求所有人的思想都符合马克思主义，这做不到。党内党外也要有区别。对党内来讲，如果有个党员说，我根本不信马克思主义，也不信毛泽东思想，那你入党干什么？当然，即使是党员，也不见得就没有反马克思主义的思想。比如主观主义是什么东西？毛主席说是反马克思主义的，是共产党的大敌，是人民的大敌。但党内的主观主义者还少吗？我们也不能说：你反马克思主义，要抓起来。还是要进行批评、教育。至于党外的群众有各种非马克思主义以至反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就更不奇怪了。我们要用无产阶级世界观去教育改造他们，但这是一个长期的工作。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包括反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还会长期存在，我们对这种思想要教育，甚至可以批判，但是你不能禁止。这也是毛主席讲的：对于非马克思主义的思想怎么办？如果是敌人，好办，禁止他发言；对人民内部怎么办？只能让他发表出来，然后进行教育、批评，而且教育、批评时要采取说理的办法，说服的办法。所以，第一不怕批评；第二你禁止他批评也做不到；第三，允许批评，到底对马克思主义是有利呢还是不利？有利。现在有人害怕得要死，好象让他批评，会有损旗帜，有损毛泽东思想。我说，毛主席本人就不是这样看。毛主席讲了，马克思主义就是要在斗争中得到发展。没有人批评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就停顿了。要防止马克思主义变成教条主义，一个重要的措施就是要允许批评、允许百家争鸣。
这里还有一个问题：可不可以说“百家”基本上只是“两家”，资产阶级一家，无产阶级一家？恐怕不合适。这样一提，各种思想非资即无，你不是无产阶级的就是资产阶级的。什么是资产阶级的，凡是错误的都是资产阶级的。好象无产阶级的思想纯而又纯，半点错误都没有，而一切错误东西都是资产阶级的。所以各种思想都要贴标签了。其实有好多思想有阶级性，有好多思想没有阶级性。自然科学的思想，爱因斯坦的相对论有什么阶级性？社会科学中，摩尔根的古代社会学说算哪个阶级的？这是第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划阶级是不是就只有两家呀？地主阶级算不算一家呢？农民阶级、小生产算不算一家呢？城市小资产阶级算不算一家呢？怎么能就看到资产阶级一家？因为只看到两家，所以后来就提出一个“灭资兴无”的口号，好象思想战线上要对付的仅仅是一个资产阶级思想(此外并没有提出“灭封兴无”一类的口号)，而实际上我们看到的是封建主义的影响比资产阶级大得多，坏得多。这是放过了地主阶级的思想、封建主义的思想，结果封建主义的思想借批资产阶级的机会都出来了。第三个问题：怎样“灭”法？本来说，对人民内部的各种错误思想要批，但不能压服，要说服；思想斗争不能采取粗暴的强制的方法，只能用细致的讲理的方法。到“五·一六”通知里，就批真理面前人人平等了。就是说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不能讲平等，就是要压，无产阶级要在上层建筑包括各个文化领域对资产阶级实行专政。这一专政，百家争鸣就没有了，因为百家变成了两家，而两家中的一家被专政了，没有争鸣的资格了。这就改变了1957年的那个思想。这样来搞“兴无灭资”，来搞意识形态领域的阶级斗争，当然要出问题。林彪、“四人帮”和那个顾问就利用这个东西，推到极端，大搞极左路线，整知识分子。
林彪、“四人帮”和那个顾问还抓了一面“反修防修”的旗帜。所谓反修防修，本来应该指反对和防止修正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结果反修防修变成了要树立一个领袖的绝对权威，而所谓保证中国永不变色，就是大树特树一个领袖的绝对权威。这个权威的每一句话都是绝对正确的，不需要经过实践检验，而不管在他的生前、生后，有人如果对他的某些话有所议论、有所纠正，那就是赫鲁晓夫，就是反对毛泽东思想，就是大坏蛋，“全党共诛之，全国共讨之”。这样，在反修防修的过程中，个人迷信发展起来了。1956年我们吸取苏联的教训，写了《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批评斯大林的个人迷信。邓小平同志在八大修改党章的报告中，也讲到这个问题。他说：“对于领袖的爱护——本质上是表现对于党的利益、阶级的利益、人民的利益的爱护，而不是对于个人的神化。”并强调要“反对对个人歌功颂德”。可是在1963年的反修文章中，谈到斯大林的问题，根本没有说他搞个人迷信的错误，却倒过来说，批判什么个人迷信是错误的。这就为搞个人迷信开辟了道路，造成后来的严重恶果。文化大革命中就宣传伟大的导师，不宣传领袖是向人民学习的，好象只有人民向领袖学习，领袖就不需要向人民学习；光说人民要无限忠于领袖，就没有说领袖要忠于人民。文化大革命中讲“三忠于”，带很浓重的封建色彩。可是，多少年就是这样宣传的，根深蒂固，以至于我们现在要拨乱反正，要解决这些问题，解放思想还是个很艰巨的任务。
总之，我的意思是：只有坚持实践标准，才能彻底解放思想；只有解放思想，才能发展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只有发展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才能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因此，归根结底说来，坚持实践标准，就是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
王若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