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缓行不是不行和现在
已经具备了实行的条件
“费厄泼赖”到底要不要实行？即使在半个世纪以前，在黑暗的旧中国，在鲁迅先生语重心长地提出了“缓行”的号召的时候，他的回答也是肯定的。他当时说：“仁人们或者要问：那么，我们竟不要‘费厄泼赖’么？我可以立刻回答：当然是要的，然而尚早。”
那么要到什么时候呢？鲁迅没有说，当时也不具备解答这个问题的条件，但是依照常识来推断，鲁迅并不预言是指百年或者千年以后。
“费厄泼赖”应该缓行的论断，包含着两层意思：一，“费厄泼赖”是应该实行的。实行“费厄泼赖”，最终是有它的必要性与可能性的。二，“费厄泼赖”目前还不能立即实行。实行“费厄泼赖”的必要性与可能性当时尚未变为现实性。
什么时候这种可能性才能变为现实性呢？从大框框来说，人民革命的胜利，无产阶级在全国范围内取得了政权，共产党由被镇压、被迫害变成了执政党之后，这才基本上具备了“费厄泼赖”的实行条件。
“费厄泼赖”意味着和对手的平等的竞赛，意味着一种文明精神，一种道德节制，一种伦理的、政策的和法制上的分寸感，一种民主的态度，一种公正、合理、留有余地、宽宏大度的气概，意味着“三不”主义和“双百”方针。所有这些，对于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建设和治理，对于实现安定团结，对于实行政治民主、经济民主、学术和艺术民主，对于造成一个又有集中又有民主，又有纪律又有自由，又有统一意志又有个人心情舒畅的生动活泼的政治局面，是很必要的。在不发生特殊情况——如大规模的反革命暴乱或外敌入侵——的条件下，“费厄泼赖”乃是治国之道。在林彪、“四人帮”肆虐十年，大搞“左”的专横，大搞残酷斗争、无情打击，因而留下了许多“后遗症”，留下了许多人与人之间的宿怨、隔膜、怀疑、余毒以及余悸的今天，提倡“费厄泼赖”更是对症的良药。
论处理人民内部矛盾要注意“费厄”
在全国解放和完成了一系列民主改革——土地改革、镇压反革命……之后，特别是在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之后，反革命分子虽有，但已经不多了，我们面临的问题经常地、大量地是人民内部矛盾。处理人民内部矛盾，还是要从团结的愿望出发，“和为贵”，要“费厄”一点。人民内部，在非原则问题上，提倡一点“温、良、恭、俭、让”也是必要的。例如，在公共汽车上，相互“温、良、恭、俭、让”一些，将可以减少粗野低级的争吵！对于犯了错误，“倒了霉”的人，也还要关心、帮助、“治病救人”，这也可以说是一种“费厄”。否则，明明是自己的同志，明明愿意检讨和改正错误，我们却无例外地去“打落水狗”，这不是有点落井下石、化友为敌的味道吗？林彪、“四人帮”大搞阶级斗争的扩大化，叫喊什么人和人之间“不是你吃掉我，就是我吃掉你”，这是赤裸裸的豺狼的语言！我们再不能容忍这种动不动“吃人”的家伙拿着鲁迅先生的“缓行”当幌子，搞那套无法无天、专横残暴的“全面专政”了。
论在学术问题上尤其需要“费厄”
十年浩劫期间，在意识形态领域里搞专政、占领思想阵地之类的说法非常流行。其实，这种说法是很不通的。意识形态的问题，属于人们的内心世界，在这里，采取强制手段，只能引起人们的反感，可以叫人一时不说话，可以“口服”，却难心服。压而不服，只能使问题蓄积起来，准备着一场总爆发。所以说，在意识形态领域搞什么专政啊，占领阵地啊，这是用行政的、军事的斗争的方法来搞思想斗争，只能坏事。
学术问题上吵吵闹闹，这乃是正常的现象。这种争吵往往并不一定意味着什么阶级斗争，人们所以对一个学术问题有不同的观点，和各人的不同的社会地位、世界观、知识面、切身感受、思想修养以及个性、习惯和专业造诣等等有关，也和历史的局限、民族的局限有关，呈现了非常错综复杂的状态，完全不必要予以统一、事事搞它个整齐划一。但是我们却已经习惯了一边倒，自以为正确的人也就自以为有权对谬误实行专政，其实，正确和谬误是认识论的概念，而专政、占领则完全不是认识论的概念，把这样的概念引入认识论，实在是奇谈。正确和谬误有时一时分辨不清，有时共存、交织在一个流派、一个人或一篇文章里，有时又互相渗透，互相转化，因此，正确是不应该、也不可能向谬误进行专政的，真理是不需要、也无法对偏见进行专政的，学术问题、思想问题只能用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法去解决，这就要实行“费厄泼赖”。
论对敌人也非绝对地
无条件地不实行“费厄”
这么说，对敌人缓行“费厄”，打落水狗，追穷寇，该是正确的了吧？对敌要狠嘛，对敌人仁慈就是对人民残忍嘛，有东郭先生和农夫与蛇的故事为证嘛。
是的，对于国内外阶级敌人，对于一小撮反革命分子，刑事犯罪分子，我们是不会手软的，无产阶级专政的镇压职能是不能废除的，当敌人拿着刀杀过来的时候，我们必须战而胜之，解除他们的武装，给以应有的制裁，而不能书生气十足地去和杀人强盗讲“费厄”。正如鲁迅先生所说的：“他对你不‘费厄’，你却对他去‘费厄’，结果总是自己吃亏，不但要‘费厄’而不可得，并且连要不‘费厄’而亦不可得。”这样的教训，已经有不少了。例如“四人帮”，你不把他们隔离审查而去讲“费厄”，其结果只能是被他们割断喉管，这难道还有什么可以怀疑的吗？
但是，也不能绝对化，不能搞成凡敌人都打、打、打地打死为止。例如对于已经被解除武装的敌人和正在行凶的敌人，就要有不同，“八项注意”之中就有一条：对待俘虏“不许打骂不许搜腰包”，这就有“费厄”之意。对于愿意改悔的和拒绝改悔的也应该有不同，否则怎么能最大限度地孤立敌人呢？对于前者，要宽大，要改造，最终是“化敌为友”。不是许多战犯都释放，有的还当了政协委员了吗？这岂不是化不能“费厄”为彼此“费厄”吗？
即使对于后者，也要依法行事，该判五年的不能判四年，也不要判五年另一个月，这就是说，对于罪大恶极的与非罪大恶极的，要有量的区别，要有不同的分寸。过去我们有时只承认质不承认量，堂堂党的领导人一夜之间就可以变成阶下囚，似乎事物不经过量变就可以被认为发生了质变，而且一变成了阶下囚就往死里整，而一旦官复原职又都成了完人，这不论从逻辑上、政治上、道德上讲，都是荒唐的。
还有一条，叫作给犯人以辩护权。这也是颇具“费厄”之意的。这对于防止诬陷，防止冤、错、假案，对于保证民主和法制，保证公民的权利的意义，已经是众所周知的了。
论在“费厄”问题上不能搞僵化和“凡是”
对待鲁迅也不能搞句句是真理。“费厄”问题是最足以出“凡是”论者的洋相的。每搞一次运动就要学一回“缓行”，竟没有人想一想究竟要缓到何年何月。这种“凡是”，恰恰违背了鲁迅的原意。其实，学鲁迅是假，以缓行为借口，肆无忌惮地搞残酷斗争、无情打击是真。
同样，对于毛泽东同志的一些类似教导，也要抱科学的、实事求是的态度，不能用半个世纪以前指导农民向土豪劣绅作斗争的每一句话照搬到现在的完全不同的问题上。革命不能“从容不迫”和“雅致”吗？为了革命而搞象牙雕刻的时候就需要“从容不迫”和“雅致”。毛主席本人也多次作过关于要说服不要压服，要让人说话，要群言堂不要一言堂，要过细，粗枝大叶不行等等教导。可以预期，随着党的工作着重点的转移，随着安定团结的巩固和发展，随着民主和法制的加强，“费厄”的精神，平等讨论的精神会日益发扬光大的。鲁迅先生在提出“缓行”的五十多年以后，终于可以和应该实行“费厄”了。
作者附注：据说“泼赖”的英文原意是凡事以游戏态度对待，不要过分认真。本文提到的“费厄泼赖”，是指我们在历次运动中反对的那种“费厄泼赖”，是指我们所理解的那种平等讨论、留有余地之意，并不包含提倡游戏态度之意。
王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