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中，字容甫(1744—1794年)。清乾隆时人。以文章秀美和解释经籍名噪儒林。一生“著书五本，数穷覆<SPS=2306>”，不求仕进，时人称他“才奇穷更奇”。旧时的学者只慕其文名，却不知在当时顶着“名教罪人”帽子的汪中，很有些惊人的议论，尤其是对历代封建帝王崇奉为“天不变，道亦不变”的孔孟之道，其批判的锋芒更加锐利。譬如，他对孔子关于“孝道”的说教有这样一段议论：“孔子曰：‘父在观其志，父没观其行，三年无改于父之道，可谓孝矣。’三年者，言其久也。何以不改也？为其为道也。若其非道，虽朝没而夕改可也。”一语破的，指出“父道”并不是凛然不可冒犯的圣物。改不改父之道，主要取决于父亲为道不为道。他还认为，如果父亲遵道行事，那么儿辈无改父道何必仅止三年，而是“终其身可也”。父亲无道呢，对不起，“朝没而夕改可也”。不宁惟是，就是双亲健在，也要“谕父母于道”，否则，不妨父在就反其道而行之，不必等待二老下世后再去决定“守道”还是“叛道”。对此，他证以雄辩的事实：大禹如果“无改父道”，不但水患难治，连脑袋也要象鲧一样搬家；蔡仲的父亲蔡叔度追随暴君商纣王恣意作恶，而蔡仲不但父在就叛道，并且参加了周武王翦除包括其父在内的一群凶顽的战斗，大义灭亲，受到赞扬；舜帝的父母和弟弟都是有名的刁悍傲慢之人，照孔子的说法，舜难道也要“三年无改于父之道”去做个孝子吗？这些掷地铿锵有声的议论，多么有力地戳穿了封建伦理道德的画皮，何道当守，何道该叛，昭然若揭。此外，汪中对宋朝的程朱之流为四书五经所作的传注也多有批判，指出他们是“意者不托之孔子则其道不尊”，不过是借孔子以营私。并且认为这些错误的“道”，直接反映了朝廷的弊政。这样一来，他要叛的道就不仅限于孔、孟等封建伦理道德的说教，而是更深的触到了封建专制制度。另一方面，汪中在所读过的史书扉页上题过“极深研几，守死善道”的字样，那么他要追求的“道”是什么呢？他认为是要“推六经之旨以合于世用”，就是要摒弃无用之学，而从古人的经典中汲取于现时有用的东西。具体地说，是战国时的荀子、汉朝的贾谊、清初的顾炎武等人经世致用的“道”。简言之，汪中要叛的是孔、孟、程、朱逆历史而动的道(两千年来封建统治者所阐扬的孔、孟之道无疑是要批判的，而孔丘其人及思想的评价则应具体分析)，要守的是封建社会里进步思想家们的经世致用之道。这是何等大胆的否定和批判精神，在当时，简直是一种石破天惊的议论。
在中国漫长的封建社会里，无论国柄操于谁手，屠刀和孔、孟之道总是形影不离、相得益彰的两件珍宝。屠刀以镇压“山中贼”，孔、孟之道以安抚“心中贼”，依阶级斗争的客观形势需要而交替突出使用。清代封建统治者也毫不例外地把孔、孟捧到无以复加的高度，顺之者昌，逆之者亡。汪中所处的时代，正是考据之风弥漫文坛的时候。继清初因私修明史而罹难的“南浔史狱”之后，大案屡兴。因此一般知识分子慑于文字之祸而沉溺于经传之中，考证一字，繁称旁证，累数千言不能休。他们大多不敢过问政事，尤其害怕语及明末的事，更谈不上去议论定为至尊的孔、孟之道的短长了。而汪中的矛头所向，直捣封建伦理道德之祖，其议论洋洋洒洒，切中弊端，读后使人耳目一新。这种不迷信圣人之言、祖宗之法，坚持以事实衡量是非，敢于离经叛道，不惧枭首凌迟的大无畏精神，实在是难能可贵的，对于今天我们应该如何对待前辈的思想文化遗产，仍能给以有益的启示。
我想无论是真理、歪理或贴上真理标签的歪理，都不妨置诸实践的炉火中烧它一番，玉和石自然会分清的。“试玉要烧三日满，辨材须待七年期”。每做一件事，不能只去想在经典著作中能否说得通，更重要的是要看在实践中能否行得通。行不通者，经典有条款也不妨去之，绝不能因其是经典便非要坚持。行得通者，经典无记载也应该去做。这就是汪中给予我们的启发。
读书小札
张晓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