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是人类知识的结晶。人类的文明是靠书籍来传播的，所以把书称为人民群众的精神食粮是很恰当的。但是正象人类物质的食粮有美恶的不同，精神的食粮也有良莠之分。人类社会发展到今天，当今出版的书，历史上遗留下来的书，累计起来，真是恒河沙数，无法计算，其中有毒的书是不少的，这一点谁也不会否认。这样就要有所选择，对少数毒性较大的书，就应该有所限制，除少数专家、研究人员以外，不让一般人看，特别是不让青少年看。如果这种限制就算是“禁区”，这个“禁区”就不应该冲破。如果这就叫当“褓姆”，我觉得当这样的“褓姆”并没有什么不好。有人在哇哇坠地以后，不就是靠“褓姆”喂乳汁长大的吗！
在读书上设置的限制，对青少年应该略为严一点。因为青少年正处在长身体、长知识的时期，世界观没有完全定型，心灵稚弱，缺乏辨别是非的坚强能力，有很大的可塑性。为了让他们健康成长，有高尚的情操，优美的道德，我们应该供给他们精美的精神食粮，引导他们多读好书，而不应让他们去吸食毒品，痛饮精神上的劣质酒。这样弄得不好有的人就有可能慢性中毒而颓废堕落。由于林彪、“四人帮”的干扰、破坏，我国经历了十多年的动乱，许多青少年沾染了不少的恶习气，有的人可以说是浑身污浊，这一点尤其重要。因此，诸如《蒋介石文选》、《蒋经国文选》之类的书，我们现在并没有出版，即使有一天果然出版了，恐怕也以不让他们读为好。至于色情的书，诲淫海盗的书，我也是不主张让他们去读的。因为在缺乏必须的鉴别力的情况下，很难使他们不受书中的观点、倾向的影响。如果是一本色情的书，主人公有许多污秽得难以入耳的话，有许多荒唐不经的行为，也很难担保他们不去学习。来一个“读书无禁区”，图书馆对所有的书都一律开放，海关也一律允许进口，大家都看，皆大欢喜，对广大青少年来说，是弊多而利少的，鄙人不敢苟同。
说青少年读了坏书，心灵会受腐蚀，有人就出来反对。他们的理由是在林彪、“四人帮”猖狂肆虐之时，青少年既没有书读，也没有戏看，一切都被打扫得干干净净的，当时的社会道德、社会风气却坏得无法再坏了，以证明青少年的颓废堕落和读什么书并无关系，这道理可以讨论。林彪、“四人帮”指知识为反动，认科学为罪恶，使我国的青少年一代白白地荒废了十多年的时间，两手空空，什么也没有学到，这确是事实。但是，林彪、“四人帮”也不是什么书也不让青少年读的，他们强迫青年读经过歪曲的所谓儒法斗争的书，读一个小学生日记，读“流氓加白痴”张铁生的事迹，这些都在我国的青少年一代打下了烙印。有些人至今不讲道德，不尊敬老师，恶语伤人，动不动造反，和这个都有一定的关系。精神的污秽要靠精神的甘露来涤荡，多读好书，提供能使他们积极向上的精神食粮，是治疗他们心灵创伤的一个重要手段。
和青少年相比，成年人的世界观已经定型，政治上逐渐成熟。他们具有独立的判断能力，思想不会轻易地随周围的环境所左右，以至读了几本坏书就改变自己的政治倾向。在读书上对他们的限制就应该放宽。有些反面的书，甚至骂共产党的书也是可以看的。接触一点反面教材，头脑就能复杂起来，可以增强免疫力。再就是比较负责的领导干部和宣传干部、广大的理论工作者、新闻、出版和教育工作者他们担负着教育群众的任务，同时又是思想战线上的前哨战士，要和各种错误的思想、理论进行战斗，限制就更应该放宽，凡和他们业务有关可以看的书，恐怕都应该允许看。要批判一种错误的理论、观点，如果对宣传这种理论、观点的书连看都没有看过，批判又怎能打中要害？又怎能有战斗力？但是，即使对他们，限制也还是存在的。至少涉及军事机密、国家经济机密和外交机密的一些书，是他们中的多数人所不能阅读的，或者是一个短时期中所不能阅读的。不管喜欢不喜欢，也还有这么一个小小的“禁区”。有这么一个“禁区”，也许为少数人所不乐意，却是党和革命的利益所需要的。
除了以上的区分，还有读书和研究的区分。读书有禁区，研究却不能有禁区。比如蒋介石是现代中国历史上的一个重要人物，要了解中国的现代史不能不研究蒋介石这个人。一个人以读书者的身分来说，也许读不到蒋介石的书，如果作为一个研究工作者要研究蒋介石这个人，那就应该让他读蒋介石的全部著作，否则研究工作就无从进行。比如《金瓶梅》目前在我国还是一部禁书，如果有人作为研究工作者要研究这部书，那就应该向他开禁，而且不能只让他读“洁本”，应让他读完整的本子，并对各种不同的版本加以对照鉴别，这样才能对这一著作从政治和艺术上作出恰当的评价。一个人也罢，一部著作也罢，它作为研究的对象，不应该存在什么不让了解的秘密，所以研究不能有禁区。
有的同志援引法律来论证读书不应该有禁区。我以为对读书作一点限制，设置一点禁区，不属于法律的问题，而是从思想教育的角度提出来的，属于道德的范围。《金瓶梅》可不可以读，《蒋介石文选》可不可以读，法律管不着；读了以后只要不教唆人犯罪，也不需要承担法律责任，更谈不上子起同志说的“逮捕判刑的问题”。但是，在我们的国家里法律不加限制，而在其他的条例规章上加以限制的事有的是。例如不准随地吐痰，开会不能迟到早退，公共场所不能抽烟，法律并无明文规定，但却是不允许的，违反了要受到舆论的谴责。以法律没有明文规定为理由而反对读书要有“禁区”，这是混淆了问题的性质。
迄今为止，明确提出读书无禁区的有李洪林和子起两同志，细读他俩人的文章，觉得都缺乏理论的应有的彻底性。李洪林同志的文章题目叫《读书无禁区》，内容却是主张设置“禁区”的。例如他明确说：“任何社会，都没有绝对的读书自由。自由总是以一定的限制为前提”，“对于那种玷污人类尊严，败坏社会风气，毒害青少年身心的书籍，必须严加取缔。”这样的说法和《读书无禁区》的标题岂非南辕北辙。这个矛盾是怎么来的呢？1979年第七期的《读书》上有一个小小的“编者附记”，给我们揭开了谜底。原来李洪林同志自己给文章所加的题目是“冲破读书的禁区”，“读书无禁区”的标题是编者加的。“冲破禁区”可以理解为是要冲破人为的禁区，按长官意志随意设置的禁区，而不是要冲破客观必须存在的合理的禁区。如果是这样，那么“读书无禁区”，就不是李洪林同志的本意，是编者强加给他的。子起同志的文章在观点上要明确彻底得多，但也留下了漏洞。他主张《匪区逃出记》之类的书，只要“在它的扉页上写明白‘此书造谣(或颇多造谣)。如何对待，请读者自己考虑’。”图书馆照样可以出借，但对《金瓶梅》却似乎是例外，“除以影印本供应专家、学者之外，应该编印洁本，公开发行。至于怎么洁法，洁到什么程度，可以研究。”可见，他也主张能够公开发行的只是《金瓶梅》的洁本，那么非洁本的《金瓶梅》至少对大多数人来说是一个“禁区”了。大概子起同志也感到非洁本的《金瓶梅》毒性太大了，因而也就顾不得前后矛盾，反对起自己那个“读书无禁区”的说法来了。不过我倒还是替子起同志担心，纵然他读的书很多，恐怕也不敢担保，《金瓶梅》就是当今世界天字第一号的大毒草了，如果又有更毒的书出现，或者从国外流传到中国来，又该如何处置呢？是禁呢还是不禁？是出洁本呢还是不出？
最后，还想对《读书》的编者提点意见，李洪林同志文章原来的题目《冲破读书的禁区》，立意明确，而且题文一致，为什么非要改成《读书无禁区》？这样尖锐是尖锐了，却不准确，只是向前稍稍多走了一步，正确的东西就变得不正确了。我们说“科学无禁区”、“理论无禁区”这是对的，但不能随意地把这样一个命题套用到别的问题上去，否则，“舞台无禁区”、“言论无禁区”，诸如此类地引用下去，事情就难办了，不知编者以为然否。
读者·作者·编者
卢纯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