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朝的开国宰相赵普曾经夸口，他能“以半部《论语》治天下”。这种牛皮，今天大约是没有什么人相信的了。然而，我们亦切不可反过来以为“一部《论语》可以乱天下”，那也将成为书林中的千秋笑柄。毛泽东同志曾经把孔子和蒋介石的书，并列为反面的东西，要我们大家读一读。解放后我们出版过孔子的《论语》，天下依然太平。可以想见，蒋介石之流的反动书刊即便开放，社会主义的铁打江山亦绝不会因此而动摇分毫。杞人之忧，是大可不必的。
不料，张文却提出了“读书无禁区，天下必定大乱”之论，仿佛读书的禁区，竟也象希腊神话中的那只“潘朵拉的盒子”一样，一旦打开，就会有数个恶魔跳将出来，把偌大个天下搅得大乱。如果这也算是“马克思主义”的话，那么我想说，它是古人就有的。秦始皇就有这样的想法，不然他何以要焚书？可惜的是，后来天下倒真的大乱了，为头的刘、项之辈却都是“从来不读书”的。
《红楼梦》出世后，道学家们群起攻之，斥为“淫书”。有主张烧的，有主张禁的，最奇的是，有一个竟献策说：“莫若聚此淫书，移送海外，以答其鸦片流毒之意，庶合古人屏诸远方，似亦《阴符》之长策也”(〔清〕毛庆臻《一亭考古杂记》)。这位道学先生就抱着坏书可以乱天下的观点，所以他才异想天开，大有用所谓“淫书”来“制夷”于死命的意思。外国人后来是自己把这书译成洋文的，结果呢，当然是那想借“淫书”来乱“夷人”天下的妙策落了空。
认为天下的治乱安危，全系于读书上，此论盖源自封建时代的统治阶级。他们出自唯心论形而上学的世界观，危言耸听地把读书的作用加以夸张、神化，以为仅凭禁止人们接触异端邪说之书的法子，就可以垂祚久远。然而，二十四史竟多而至于“二十四”，也就大可说明问题了。
无论揆诸世界历史或者中国历史，由于各个阶级的物质利益发生冲突而引起动乱者，比比皆是；却从来没有哪一次天下大乱，是因“读书无禁区”造成的。由此观之，那种认为“读书无禁区，天下必定大乱”之论，竟只能与康有为的高论相媲美了。此公认为外国时常发生弑君革命之事。是因为——宫墙太矮。
至于把某些书读后能使人“连生存的愿望也丢失了”，作为禁止这些书的理由，我看也值得商榷。汤显祖的《牡丹亭》问世后，有个娄江女子俞二娘读罢断肠而死；歌德的《少年维特之烦恼》出版后，很有些青年怀揣此书，自杀而亡。这些书都谈了爱情，读后又能使人轻生爱死，按照张文的逻辑，自然属于“黄色书籍”，在当禁之列了。但它们不都明明是世界文学宝库中的名著么？
因读某书而厌世自杀的事，中外均有过。但我确信，关键在于社会是否是好的、健全的、合理的。如果是的，那就绝用不着担心有人会因读了某书而去投缳赴水、饮鸩跳楼的。
有些人对于青年们的读书，尤其是读反面的东西，总是忧虑重重，不大放心的。但是，丙辰清明天安门广场的英雄们，绝大多数不都是青年人吗？他们能够认出麒麟皮下的马脚，识破披着“左派”外衣的妖魔，并与之作殊死斗争，惟独一看了反动的东西，便会立即中毒，成为谬种，或马上上当，变成反革命。这与人吃了驴肉便要变成驴子，吃了狗肉便要变为狗子的奇谈，有何两样？由此我倒很佩服鸵鸟，它们虽然喜欢把自己的头埋入沙子里，却并不因此而乱划禁区，主张把别人的头也统统捺进地里去。
对于我们青年来说，读书是切望有人能予指导的。但那种惟以划禁区为能事的指导，我们却宁可不要。作家刘心武笔下的谢惠敏，是最爱遵从这类指导的，结果连《牛虻》这样的小说，都被其斥为“黄书”，教训可谓良深。
实际上，人们越是把某些书作为禁书，秘之又秘，青年们便越要想方设法把它们弄来读，甚至不惜非法窃取。在生活中，这样的例子多得不胜枚举。亚当“并不是为了苹果而吃苹果，他之所以要把苹果吃掉，只是因为它是禁果。错就错在那条蛇不曾被列为禁物；否则他会把蛇吃掉的。”这话虽然出自马克·吐温笔下的傻瓜威尔逊之口，但是对于那些专好用设禁区的法子来指导青年读书的聪明人来说，也是不无教益的。
传说上古的时候，洪水为害。鲧用堵塞的法子治水，结果为灾益甚，禹用开导的方法，反而平息了水患。邓拓同志为此专门写了一篇杂文，叫做《堵塞不如开导》。我以为，此理亦可推之于读书。
读者·作者·编者
王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