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教自飞鸟、奈良朝开始从中国传到日本，至今在日本人的思想、文化乃至生活习俗上处处都能见到它的影响。譬如饮茶、鲜花装饰，甚至筷子的用法上都渗透着佛教的教义。因此，此书前言中说，佛教产生于印度，成长于中国，而在日本开花结果。
《日本大藏经》原于大正三年至大正十年(即1914—1921年)由日本大藏经编纂会(会长松本文三郎，责任编辑中野达慧)出版，共四十八卷，另有解题、目录及索引三卷，全部五十一卷。时经半个世纪，蒙受战争的灾难，许多研究机构和图书馆的藏书残缺不全，迫切要求再版，因此铃木学术财团决定再版《大日本佛教全书》(共一百卷)和《日本大藏经》两套丛书。经过增补改订后的《日本大藏经》共一百卷，其中包括解题三卷、目录及索引一卷，比原版的篇幅增加近一倍。新版中增加了禅宗章疏、净土诸宗章疏、法华宗章疏等文献，解题三卷集中反映了日本佛教界名流学者的最新研究成果。精装十六开本，每卷平均360页，定价高达135万日元。
《日本大藏经》和《大日本佛教全书》相辅相成，各有千秋，前者重点收集历代教主、高僧等人的优秀论著、各宗派的主要文献等，而后者偏重于收编历史文献、善本等。增订版《日本大藏经》对研究佛教传播史和中日文化交流等均有参考价值。
这次增订版是限定本，共发行七百部。北京图书馆已从国际交换途径征集得到一部，为限定本之第五百九十八部。(益民)
《国际经济学》(The International Economy)，埃尔斯沃思、克拉克·利思(P.T.Ellsworth；J.Clark Leith)合著，英国麦克米伦出版公司1978年第六版。商务印书馆已组译。
此书初版于1938年，多年来被美国大学广泛采用作为讲授国际贸易与金融课的重要教科书之一。
作者从庸俗经济学的观点出发，认为国际贸易的发展至少已经历四个时期：重商主义、自由贸易(到第一次世界大战)、两次大战期间、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到七十年代初。目前正处于国际经济关系重建阶段。
全书除引言外，共分六个部分，计三十章。主要内容为：
第一部分，从限制贸易走向自由贸易。作者回顾了重商主义和自由贸易时期欧美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对外贸易的理论和政策，重点评介了比较成本学说。
第二部分，国际贸易理论。作者以赫克谢尔一奥林模型(即“生产要素比例”学说)为立足点，阐述了资产阶级国际贸易理论(主要是数学形式的推理)，强调生产专业化决定国际贸易的格局。
第三部分，国际主义及其对抗者。阐述十九世纪末到二十世纪初列强竞争如何加剧和国际贸易的不平衡发展，着重论述关税影响和保护政策。
第四部分，国际货币关系。作者引用“宏观分析”(从国民收入着眼)来说明国际货币金融关系，并以如何建立国际收支平衡为中心，论述了国际收支差额的调整，以及外汇市场、资本流动、外汇管制、货币政策等问题。
第五部分，国际经济走向崩溃。作者概述了两次大战期间特别是1930年大危机前后欧美主要资本主义国家贸易金融措施的经验教训。
第六部分，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出现的大事和争论。作者评述了战后到1973年资本主义世界国际贸易和国际收支方面的重大变化和问题。
在论述方法上，作者以“微观分析”为主。他认为，各国拥有“生产要素”的比例不同，是决定国际贸易的关键，并将这一论点视为“国际贸易理论的中心”，这和近十几年来欧美一些学者从国际收支平衡问题出发讨论国际经济关系的著作有所不同。从内容看，抽象的理论探讨占了不少篇幅，具体分析是从简化的模型扩展到复杂的因素，使用大量的几何图形、代数式来说明各种因素变化的影响，并夹叙其他一些学者的观点。对帝国主义国家对外贸易的实质以及三个世界在国际贸易和金融方面的矛盾和斗争，本书却都避而不谈。 (经)
《白宫岁月》(White House Years)，亨利·基辛格著，连插图1，521页，列特尔的勃朗公司出版，22.50美元。
基辛格曾是个叱咤风云的人物，似乎人类的命运全系在他风尘仆仆的穿梭外交之中，但一下台，他也只能退居一室，以写回忆录来消磨漫长的岁月了。
基辛格在白宫掌权的日子，正是两个超级大国对峙胶着，权力平衡难以运转的时刻。第三世界不断突破这一平衡，中东成了新的危机中心，工业国家被缚于不发达国家的石油控制中，核武器的阴影笼罩一切。1969年他参加尼克松政权时，首先以结束侵越战争为己任，主张和苏联搞核竞赛，并鼓励西欧各国为进入新的世界均势而统一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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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这一系列重大任务之成败，正是基辛格新著《白宫岁月》自我描述的主题。该书正文达1，476页，是他在离开白宫的二年半中匆促写成的，因此自己无暇作哲学的分析或周全的评价。他在书中对亲历的每次出使、会晤、旅行、谈判和会谈，包括自1968年11月就职到1973年1月尼克松首届总统满任，签订了和北越和谈的协定为止，都作了详尽无遗的记载。《纽约时报书评》周刊巴勃拉·W·杜契曼撰文评介本书时指出基辛格这一部政治纪录无须专人作补充核对，即足以为有关各国多少年挖掘和深思的资料了。
杜契曼认为基辛格的穿梭外交虽嫌频繁(远胜杜勒斯当年的活动)，在中东问题上却打开了三十年来的僵局，不能不说他在国际上开创了一种创造性的活动。他把穿梭外交的多边协商戏剧化了，最后形成一个一步一脚印的渐进过程，这就是他的特点。
越南问题是对基辛格这位政治家的又一考验，使他在美国历史上留下了足迹。早在1968年美越双方就获得撤退美军的一致意见，但在以后的年月里如何达到“体面”撤退的具体协定，就成为基辛格上任伊始的第一难题。他一面坚决主张撤军以缓和国内示威抗议的浪潮，一面继续与越方进行捞回美国面子的谈判。他在巴黎和谈中一再发现北越并不准备自南越撤退而要求“胜利”，便不得不对北越进行强烈轰炸，这一对策并不是为了解决军事问题，而是旨在以轰炸作压力，迫使北越同意不动西贡而让美军从容出境，这是种新的武力谈判。
这种创造性的外交政策一旦失败，就会导致美国由于无法对付亚洲的游击力量，而失信于世界。基辛格全力以赴的就是要作出一副仁至义尽的姿态，一面使美军脱身，一面使西贡能自行处理后事。但是基辛格力不从心，经过最后一次圣诞节的狂炸和四年来双方多余的生命牺牲之后，协议还是和原先商定的无异，未有进展。这一点引起了国内的抗议，基辛格的苦恼也只能这样贯穿全书，但是到头他也似乎并未理解其真正原因。他也并未吸收国内舆论给这一事件的总结，只轻描淡写地评说，这不过是“一阵全国性的激情辩论”而已。
杜契曼认为基辛格未能在书中追究公众对他所代表的外交政策缺乏信心的原因，是个欠缺。他认为基辛格似乎永未意识到随这种不信任而俱来的伤害。所以杜契曼说恃强蛮干的代价是太昂贵了；一种脱离国内群众并引起反政府情绪的外交政策，是不值得一试的，尽管在外交上获得了进展；一个国家的力量最终在于对正确事物的自我估计和信心。一切有损“力量”的事情，最终也就损害了这个国家。
《白宫岁月》的文字写得并不沉闷，特别是那些生动的事例，有趣的插句，甚至出人意料的官方生活等等，比比皆是，所以读起来饶有兴味。
杜契曼评说，基辛格急于要在1980年11月大选之前出版此书，难免使人联想到他是企图在下届总统的任内，重新出山，担任国务卿的角色。(叶)
《证词》(Testimony)，苏联作曲家德米特里·肖斯塔柯维奇的回忆录，由美国哥伦比亚大学苏俄研究所副研究员苏罗门·伏尔柯夫编写，连插图289页。哈泼与劳公司出版，15美元。
本书在美国出版后，引起有兴趣人士的极大怀疑。因为肖斯塔柯维奇一向被认为是苏联的骄傲，平生除两次受到权威人士抨击，一直是一帆风顺的。他不是一个持不同政见者，但他在回忆录中所写的却对过去与现在的苏联进行了严重的控诉。回忆录究竟是不是肖斯塔柯维奇亲口说的呢？
几年来一直传言肖斯塔柯维奇的回忆录是偷运出国的，接着回忆录的记录人伏尔柯夫也到了美国。伏尔柯夫是苏联的一个音乐记者。如果回忆录是假的，苏联必然提出否认，但至今也无异议，因此不得不使人相信伏尔柯夫所编写的肖斯塔柯维奇回忆录，是货真价实的。
伏尔柯夫于1960年与肖斯塔柯维奇相识，以后便成朋友，两人决定写回忆录，由肖斯塔柯维奇口述录音，另由伏尔柯夫笔录，经过整理作为定稿，每一章节都由肖斯塔柯维奇审定签字。回忆录中攻击斯大林时期的作为及苏联音乐界的官僚统治，当然不能公开出版，便由伏尔柯夫设法送到西方，但肖斯塔柯维奇申明回忆录只能在他死后出版。肖斯塔柯维奇于1975年8月9日逝世，终年六十八岁。次年伏尔柯夫获准离苏，才着手出版这本回忆录。
世人一贯认为肖斯塔柯维奇是苏共意识形态的发言人，几年前才知道他之作为完全是被迫的，事实上则他完全憎恨苏共所做的一套。他的成名作《第一交响曲》和《摩曾斯克地方的麦克白斯夫人》都是为苏联宣传的，可是他却害怕表达自己的内心世界。一直到他晚年，知道死将来临，才写下了一些深湛的表达个人悲观情绪的音乐，这是完全和苏联的文化意识背道而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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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年肖斯塔柯维奇崇拜斯大林，但1936年他的歌剧《摩曾斯克地方的麦克白斯夫人》上演时，斯大林曾批评曲调是形式主义者的音乐，而形式主义是对国家基础的攻击。肖斯塔柯维奇在苏联一向是天之骄子，一旦被斯大林指责，便无置身之地了。1948年日丹诺夫又公开指责肖斯塔柯维奇与其它苏联作曲家普洛柯费也夫、哈恰图良等为形式主义者之后，肖斯塔柯维奇便噤若寒蝉了。他被戴上了“帽子”，成了“人民的公敌”，他说：“我差不多要自杀。威胁吓坏了我，我看不到何处是我的出路。”《第五交响曲》出世之后，他的处境才逐渐好起来，但是他永远回答不了一些问题，“我为什么要做这个做那个，签字这个文件，署名那篇文章。”他只能问：“如果你处在我的地位，你会怎么办？”但是事实上他也自己回答了这个问题，他在回忆录中写道：“我对哈姆莱特和罗森克兰兹及古尔登斯台的谈话特别感动，哈姆莱特说自己不是一根笛子，也不让别人把他当笛子吹。真是一段精彩的文字。对哈姆莱特说来这并不难，他是个王子。如果他不是王子，别人要他怎样吹，他也无能为力。”
肖斯塔柯维奇一生多次见过斯大林，他认为斯大林是个没有文化的农民，有不少故事说明斯大林缺乏文化教养。但他害怕斯大林，甚至在斯大林死后二十年，他一想起斯大林还是不寒而栗。“有时一点小事就使斯大林发怒，仅仅是无意之中用了一个字。在斯大林看来一个人说话太多，太有教养或是执行斯大林的指示太好的话。这就足够了。他就完蛋了。”
在回忆录中，肖斯塔柯维奇经常评论自己的作品，特别提到他的《第七交响曲》，这首曲子一般都认为是列宁格勒之战和英雄守卫者的赞歌，但是他自己却不这样看。他说早在战前他就有意写这个曲子了，“这不是对希特勒进攻的反响……我作主调时想到了人类的其它敌人。”“战争带来了许多新的悲苦和许多新的毁坏，但是我没有忘记战前可怕的年头。这就是我的所有交响曲的主题，从第四开始，包括第七第八，……我大多数的交响曲都是墓碑。我们的人死得太多了，埋在无人知道的地方，甚至他的亲属也不晓得。你到哪儿去给梅雅荷德(苏联戏剧家。——叶)、杜哈切夫斯基(苏联原总参谋长。——叶)立墓碑。只有音乐才能给他们树立墓碑。我唯愿能给每个受难者作一曲子，但这是不可能的，因此我把我的音乐奉献给他们。” (叶)
《来自魔山》(From the Magic Mountain)，亨利·赫特费尔德著，251页，美国康乃尔大学出版社出版，15美元。
本书作者对托马斯·曼的晚期作品进行了诠释，并结合作者的生平予以介绍。托马斯·曼的重要作品如《魔山》(The Magic Mountain，1924)、《绿蒂在魏玛》(Lotte in Weimar，1939)、《约瑟夫和他的兄弟们》(Joseph and His Brothers，1943)、《浮士特博士》(Doctor Faus-tus，1947)和《费利克斯·克鲁尔》(Felix Krull，1954)等等，对外国读者说来，都是晦涩难解的，因此本书作者都写了详尽细致的提示，不啻是本托马斯·曼作品的阅读指南。本书尾还附了一章托马斯的政论及他与当代笔友之间的通讯。赫特费尔德在写本书时，为了更好地熟悉托马斯的创作过程，把作家生平所读过的巨著也一一照读，其数量是惊人的。
本书作者赫特费尔德精通德语，对德国文学和哲学的各派传统如数家珍，甚至连神秘主义的深渊领域，也不放过。他所写的序言，对研究托马斯·曼的后期作品和评价这些著作所发生影响的读者，是可以视之为入门指导的。
作者笔下的托马斯·曼显示了一位优秀德国作家的无比热诚，深湛修养，追求知识的品德；虽然在他性格发展中，政治远见要比文学艺术成熟得慢些。可是他给人的印象是相当全面多能的，用一句较确切的评语，他的《魔山》是一部巨著，作者首先必须是位身历其境的知识分子，然后才能成为故事的编述人。赫特费尔德指出托马斯·曼是现代神秘主义的学者和创造者，只要试读一下约瑟夫兄弟们的故事就能体会到它的艰深难解的滋味。但赫特费尔德称之为“人道主义的反法西斯神秘”，而托马斯·曼是用它来向法西斯分子作“反戈一击”的，原因是由于他在早期曾为之迷惘过。而且在创作过程中，他既是个受难者，又是个讽刺幽默者；他所受的苦难使人易于明了，但他的讽刺幽默，却不是外国读者所能理解，因此赫特费尔德在专门的章节中加以诠释，方便了读者。总之，赫特费尔德竭尽一切努力使托马斯·曼列于他在世界文坛上应有的卓越地位，而且鼓励读者去亲自欣赏这些巨著。
托马斯·曼所写的巨著之一《布登勃洛克一家》已由傅惟慈翻译，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托马斯的哥哥亨利希·曼的《臣仆》也由傅惟慈翻译，由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两书分别由董衡巽和关惠文撰文介绍刊于卷首，对阅读这两本书有不少帮助。傅惟慈的译文流畅信达，表达了曼氏兄弟的风格。(容)
《中国可测定日期的古墓中的陶瓷器》(手册)(Chinese Ceramics from Datable Tombs and Some Other Dated Material.A Hand-book)，艾惕思(J.M.Addis)著，英国菲利浦·威尔逊出版社1978年出版，187页。
这本大型图片集是英国前驻华大使艾惕思爵士所编著的，收录了从三国到明清的陶瓷器图片。艾惕思自1947至1950年，1954至1957年在中国作外交官，1972至1974年又任大使。他从1950年起悉心研究中国陶瓷器，并曾在英国的《东方陶瓷学会通报》、《亚洲艺术和东方艺术文献》等刊物上发表过论文，1974至1977年曾任英国东方陶瓷学会会长。
作者在序言中感谢中国官方允许他在1972—1975年访问了故宫，山东、上海等省市的博物馆，和景德镇陶瓷研究所等处。他每到一处都对各馆的陶瓷收藏品作了测定，记了笔记并拍摄了一些珍贵照片，但他感到遗憾的是访问西安的博物馆时未能获准拍照，因此使这本集子里缺少了可确知年代的唐朝陶瓷器的图片。
本集有较长一节专门介绍明朝西宁侯宋晟墓中的陶瓷器，作者认为它们的重要性值得详加阐述介绍。作者还说由于他偏爱十四和十五世纪的景德镇瓷器，因此在编选这本图片集时侧重面可能由此多少受到一些影响。他谦虚地承认这本集子中所收集的图片还不够全面或许也不够代表性，但“愿奉献这本集子给研究陶瓷的学生和专家们作为一本工作手册，以助进一步了解中国的艺术史。”
据悉艾惕思爵士已于1975年将他个人收藏的为数不多的、但精选的十四和十五世纪的中国陶瓷器捐赠给英国博物馆。 (梅)
《西格弗里德·仑茨》(Siegfried Lenz)，温夫里得·巴士曼(Win-fried Ba<SPS=2056>mann)著，西德波恩波费尔出版社(Bouvier Ver1ag)版，221页。
本书分两大部分：第一部分是一九六五年以前仑茨的文学生活，包括早期第一批小说，青年时期对社会的批评，海明威对他的影响，评介了《讽刺的猎人》、《灯船》、《城市对话》、《赌兴者》等，还介绍了仑茨的现实主义和创作原则。第二部分重点评介《德国一课》和《模范》。
仑茨于1926年3月17日生在东普鲁士的小城市利克。早在幼年时期，“民族社会主义”就侵入他的生活。十岁时，成为青年团学龄团员。十三岁上，爆发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十七岁当了水兵。他是纳粹统治没落的目击者。毫无疑义，纳粹时代的事件在他身上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象。他的这段经历对他的文学道路有很大的影响。
1945年，仑茨来到汉堡，直住到今天。他首先研究哲学，通晓英语和文学史。他打算当教员。但同一位记者谈话后，确定了新的职业，很快从《世界报》收到合同。1951年，他放弃新闻业，成为自由作家。
仑茨无疑是战后德国最优秀的作家之一。他的作品充满报纸、杂志。但是还没有关于他的详细的专门评论，这跟他的地位和作用是不相称的。巴士曼的这部专著可以弥补这方面的缺憾。何况分析研究仑茨的作品对于了解与他同时代的一批作家，如伯尔(B<SPS=2343>ll)，格拉斯(Grass)和博歇尔特(Borchert)等，都有指导意义。 (公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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