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去提到启蒙思想，往往是指西方的而言。中国的呢？似乎是无可称道。当然，这是不对的。
明末遗民黄宗羲的《明夷待访录》，可以说就是一篇中国的“人权宣言”。这可不是历史上有过一些一般的民主思想的事，这是一位伟大的民主主义批判家、思想史上的革命者。
这本书从头到尾都是批专制、反特权、提倡民主的，它的言词是激烈的，理论也是相当彻底的。仅从其篇目而言，《原君》、《原臣》、《原法》等等就很鲜明而有挑战性。全书开宗明义的两句是“有生之初，人各自私也，人各自利也”。这和西方的“天赋人权”说的出发点是如此的相似！他痛揭各朝君主对人民的掠夺、榨取、压迫和屠杀。“为天下之大害者君而已矣”，“凡天下之无地而得安宁者为君也。”这是他纵观数千年历史和针对明末清初的政治所做出的结论。他痛斥忠君之道，尖锐指出，所谓忠，其实就是当一人的奴才而背离天下，就是君臣个人之间卑鄙私利的勾结。
宗羲认为，天下要能得治，必须以人民为本，即“以天下为主”。君和臣都应是“以天下为事”的公仆。“夫治天下犹曳大木然，前者唱邪，后者唱许，君与臣共曳木之人也。”他的民本思想还明确地表述为“盖天下之治乱不在一姓之兴亡，而在万民之忧乐也”。
他强调法制，他说的法是“藏天下于天下者也”，即保护天下人民权利的法。是反专制、反特权之法。“有治法而后有治人”，只有立下保护人民权利的法，才能使好人有法可循，坏人“亦不至深刻罗网以害天下”。
为废除“家天下”的专制主义，他提出要设置能与君主“同议可否”的宰相，建立有实权、有效能、使“四方上书言利弊者及待诏之人皆集焉，凡事无不得达”的中央政府。主张从中央到地方的各级学校应成为议论朝政，检讨得失，监督君主与官吏的议事机构和权力机关。他的一个极为明确的观点就是“天子之所是未必是，天子之所非未必非”。这就从根本上否定了君主是天生的圣明和绝对的正确。另外他还针对专制主义所造成的武人拔扈、胥吏横暴，宦官擅权这三大弊病，提出了一系列相应的根除办法。他不仅指责专制君主的妄喜、妄怒、昏庸拒谏，还提出“人主之多欲也”这一道德上的谴责，要求限制君主的多妻，警告君主放弃世袭家传的“流俗富翁之见”，免得最后落得个“其血肉之崩溃在其子孙矣”的下场。
在社会经济方面他提出，要耕者有其田；提出“必当重定天下之赋”；还着重批评了明代统治者只知积聚财货而不知发展生产，只知金银财宝之可珍贵而不知金银作为货币的职能，从而造成社会经济的停滞和崩溃的严重状况。特别是他的“工商皆本”的观点，一反数千年来“崇本抑末”之道，对经济发展上的所谓本末提出了全新的解说，这在中国经济思想史上应有其重要的意义。
从马列主义认识论来说，黄宗羲的思想自有其得以产生的社会背景。记得二十几年前讨论《红楼梦》的民主思想时，史学界曾对明清时代的资本主义萌芽问题写了不少文章。尽管看法不一，但多数还是认为明代中叶之后有了资本主义的“萌芽”。宗羲的思想不是舶来品，是在中国土生土长的。不是中国历史上偶然性的产物，而是两千年封建专制主义所造成的对立物。它的产生，说明了专制主义在中国已经成了荒谬反动的东西，标志着中国必将有在粉碎和消灭专制主义之后的一个新的未来。其进步作用正在于突破千年迷障，击中旧制度的症结，启发人们在破旧创新的道路上继续前进。
宗羲把他的书取名为《明夷待访录》，寄希望于得到历史的实践，期待着历史的破晓。可惜的是，由于历史条件的限制，在当时既无人来访，更无人去实践。清军入关，给衰落的封建专制主义补充了新的“激素”，得以一度“复兴”。这是历史发展中的曲折，也是宗羲思想所遇的不幸。不过我们应该看到，人类历史的运动，和一代人、一个人是不同的。一个人或一代人，能通过了解前人的实践，研究历史的过程，对历史的运动进行一定程度的总结，提出正确的预见。但是这理论的总结，正确的预见，如何变成历史的实践，收到伟大的物质之果，却往往不是当代所能看到的。很可能要经过几代，几十代人的历程。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曾清楚地阐述过这一历史的运动与一代人的局限之间的矛盾关系。马克思主义之前的人们，有的也粗略地认识到了这一点。虽然他们不可能预见到历史变化于何年何时，但其对社会改革的提出，其对未来的信念，正好表明其对历史的运动已有了正确的看法与态度，即相信历史的发展，寄希望于历史的发展。这也正是他们对历史对现实所做批判的立足点。
宗羲的思想为历史的尘沙湮没了二百年之久，只是到了十九世纪末叶，当中国历史上又一个封建王朝终于呈现出崩溃之势，古老封闭的中国已为西方资本主义击破、渗透之时，才得到后人的响应和知音。“在清末的维新运动时期，此书成了青年的宝筏”①。“梁启超、谭嗣同辈倡民权共和之说，则将其书节抄，印数万本，秘密散布，于晚清思想之骤变，极有力焉。”②可是后来由于资产阶级政治运动的失败，这一民主启蒙思想似乎又被埋没了下去。
中国资产阶级的政治运动失败之后，无产阶级领导了中国的革命，使历史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但是，今天无产阶级对旧中国进行清理和改建的历史运动还远未完成。对两千年封建专制主义的批判和清除，绝不是一个简单而轻松的事，不是象推翻一个旧政权那样，可在较短时间里完成。当代林彪、“四人帮”封建法西斯的肆虐，是中国历史上的一大曲折，也是中国人民革命史上的又一次重大教训。这个教训对曾经领导了中国人民取得了伟大胜利的无产阶级及其政党来说，是更为深刻更加宝贵的。无产阶级既要领导中国革命，既要以社会主义救中国，就必须扫除积数千年之久的封建垃圾，就要根除专制主义这一中国历史的顽症。由此而言，黄宗羲虽然根本沾不上无产阶级的边，但从揭露、批判和想要消灭封建专制主义来说，是和我们相联相通，甚或是先驱与后继的关系。
中国启蒙思想这份宝贵遗产，在近代历史上之遭到冷遇漠视，除了资产阶级软弱和封建势力顽固这一原因之外，还有一点值得注意。宗羲之时是一个闭塞的、与世界几乎隔绝的中国。二百年后，先是西方资本主义打败了东方封建主义，继之是封建主义统治下的人们开始以东、西方对比的方式认识问题。觉醒的人们看到中国社会的落后与腐朽，更看到西方国家的先进与强盛，几乎不用作，也来不及再作对旧制度的彻底批判，而毅然决然地去追求外界的新思想新事物。这样就出现了中国近代思想史上与西方有所不同的地方。如果说十七、十八世纪西方的启蒙思想主要是来自对旧制度的批判，那么十九世纪中叶以后，中国资产阶级革命的思想解放则主要是来自对外国进步思想的介绍与学习。这在当时是自然而合乎情理的。何况近百年来，中国革命的过程从大部分时间来说，一直带着一种变法求强，急起直追，唯恐落后挨打的情绪和特色。救亡图存的急切心情，再加上中国资产阶级的软弱和幼稚，就造成了改革过程的半途而废和不踏实。也正是基于这一历史条件，所以冷漠和忽视了对明末清初中国启蒙思想的继承与发扬。
历史的教训告诉人们，忽略了破必然影响到立。对外界先进思想的引进，毕竟代替不了对自身的认识和批判。今天当我们进一步对两千年封建专制主义进行批判和清算的时候，对我国早期启蒙思想的重视和继承也就是十分自然而必要的了。
① 侯外庐：《中国早期启蒙思想史》155页。
② 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32页。
曹月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