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舍写的《四世同堂》，是写人的杰作。最近出版以来，受到读者欢迎。可是这本书解放以来曾经受到不应有的冷遇。三十年来，它从未出版过，一些文学史中也很少提到。看来不仅仅因为书中有个别地方提到国民党政府和蒋介石。这些并没有渗入到艺术描写之中，因之也是无关宏旨的。我以为出版社不敢问津和评论家很少涉及的根本原因还在于作者描写北京下层市民和群众的精神状态时，着重表现了北京人某些共同的弱点。这就使人们感到棘手，不免要认为这些是歪曲了劳动人民和诬蔑了群众。这正如人们对鲁迅一些小说的态度。鲁迅先生早年热心于“国民性”的探究，他很注意分析中国人民沉重的精神负担、揭示国民的弱点，以期使这些得到纠正和治疗。《阿Q正传》、《药》、《风波》、《示众》……就着重描写了存在于劳动人民和群众的精神上的病态的一面，例如愚昧、狭隘、怯懦、麻木不仁等等。鲁迅先生之所以这样写，一是由于这些是当时的现实，而艺术的生命在于真实。二是鲁迅先生热爱人民，他希望自己指出的问题，能引起疗救者的注意。他是在作启蒙工作。可是一些评论家，特别是近二十年的评论家们不是从现实出发，而是从某些既定的框框出发。或说鲁迅当时还不是马克思主义者，因此对群众的积极方面没有足够的认识，还说“国民性”的提法是错误的，因为不同的阶级之间不可能有共同点。或说鲁迅之所以这样描写群众，目的在于揭示辛亥革命不彻底，因为它没有发动群众。这两种说法一是婉转地批评鲁迅，一是颠倒了事情的本末。正因为当时群众精神状态如此，所以不可能在短期内把群众发动起来(辛亥革命的舆论准备是不充分的)。这些说法都没有从经济角度和历史角度考查这些落后现象形成的原因，不敢指出我们的民族(以劳动人民为主体的)由于长期处于狭小的生产规模里，封建专制主义的长期统治，再加上以儒学为主体的封建文化的潜移默化的影响，确实存在着一些毛病，有些直到现在也没有完全克服掉。好象只有自负中华民族文明是世界第一，或者“掉了鼻子，还说是祖传的老病，夸示于众”，才算爱国。鲁迅都要受到婉转的指责(由于鲁迅的威望还没有敢打他的棍子)，《四世同堂》受不到重视自然也不在话下了。
　　老舍先生描写的北京人的弱点与鲁迅先生所说的“国民性”是有一致之处的(江南的未庄和北京的小羊圈都是半封建半殖民地旧中国的缩影)。我们首先要辨清“国民性”和北京人的性格有没有可能存在？也就是说不同的阶级有没有可能有些共同的精神状态——当然这叫“国民性”也好，叫“民族性”也好。人的精神状态是社会存在的反映，同一个社会中不同阶级的生活方式是不同的，因此他们的思想和精神状态带有阶级性，但不能排除他们有些共同的以资联系的东西，否则这样的社会一天也存在不下去。不仅和经济利益关系比较远的思想、精神状态是这样，甚至从阶级斗争引伸出来的，和经济利益紧密相关的道德观念都有某些共同的东西。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指出地主阶级、资产阶级、无产阶级由于生活在“同一历史发展的三个不同阶段，所以有共同的历史背景”。因此，他们的道德观念“就必然具有许多共同之处”。马克思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中说：“构成德国道德和忠诚——不仅是个别的，而且是各个阶级的——基础的却反而是被压抑的利己主义；这种利己主义故步自封，希望别人也能故步自封。”由此可见，一个地区、一个民族中的大多数人在某个特定的历史时期在精神状态上、思想意识上有些共同点，这并不值得大惊小怪，当然有些共同的弱点、毛病也就是自然而然的事了。最近在《中国社会科学》发表的李泽厚同志论孔子的文章，谈到由孔子首创而逐渐形成的文化结构，给广大人民心理上、观念上、习惯上所带来的严重印痕，给中华民族以严重影响。他指出鲁迅先生在《阿Q正传》所揭示和斥责的那种麻木不仁，封闭自守，息事宁人，奴隶主义，满足于贫困、因循、“道德”和“精神文明”之中，这些不只是某个统治阶级的阶级性，而是在特定的社会条件和阶级统治下具有极大普遍性的民族性格和心理状况的问题(这是老舍先生在写作《四世同堂》的当时朦胧地感觉到，但没有用科学语言而是用艺术形象说明的)。李泽厚同志的见解值得重视。
　　过去我们比较多的强调了一下中华民族优良传统和人民群众的历史作用，这对刚刚摆脱了帝国主义和封建压迫的中国人民来说很有必要。它增强了我们民族自信心和人民群众当家作主的自豪感。可是这又发展到另一个偏向，不许文艺家描写在人民群众身上依然存在的历史负担，甚至连主张要写点“中间人物”都要大挨棍子，文艺家除了在群众和劳动人民脸上涂些虚假的金彩以外还能干些什么呢？这个灾祸也殃及解放前的作家乃至古代作家。要写劳动人民就得高大英武敢于反抗，善于斗争，否则就是歪曲人民，是表现资产阶级、地主阶级的“理想化人民”。敢于直面现实的知识分子因此受厄(经济学家的马寅初先生就因为指出中国人民有个提高质量的问题，被宣布为仇视六亿人民)。林彪、“四人帮”不许人们在文艺作品揭示我们民族、群众的弱点，其目的在于保留这些弱点，愚弄群众，从而顺利地实现封建主义复辟的野心。他们自封为人民群众的当然代表，打着维护群众的幌子，来镇压敢于讲真话的人。正如鲁迅所说：“托言众制，压制乃烈于暴君。”我们想一想《药》中夏瑜死时的寂寞，再回忆一下张志新烈士牺牲时人们(包括我们自己)的表现不是很有点不寒而栗吗？十多年的悲剧给我们的教训难道还不深刻吗？现在到了“大彻大悟”的时候了，我们的文艺家们不是除了“歌德”之外就无事可作了。
　　从二十年代到四十年代末我们的国家一直处于战争之中，革命的战争是洗涤剂，它冲刷了我们民族许多不健康的东西。在灾难中、在敌人压迫下，许多人逐渐地摆脱传统文化的影响。《四世同堂》中也表现了这一点。连谨慎了一辈子的祁老人都强硬起来。他说：“我活了快八十岁了，永远屈己下人，先磕头，后张嘴。”通过许多苦痛，他懂了这样不见得有好处，他也硬了起来。他横眉立目怒斥日本侵略者和汉奸。可是和平时期如何改造“国民的弱点”，的确是个重大课题。鲁迅先生当年提出要用文艺形式“改造国民性”是个伟大的理想，但不可实现。因为精神素质的根本变化还要依赖经济的变革和生活方式的变迁。那么今天，有了人民的国家，有了要迅速实现四个现代化的人民，我们的民族才有可能在全国范围内和全体规模上实现自我教育，使民族的性格发生巨大的变化，从而更进一步推动四个现代化。要实现这一点首先就要从民族的重新自我认识开始。《四世同堂》塑造的许许多多各类型的人物形象为认识我们民族的过去——特别是北京人的过去——提供了一面镜子。这对我们深刻地认识我们民族的今天还有许多可资借鉴的地方。

王学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