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次书展是与美国书商协会第八十届年会同时举行的，所以盛况空前。中国出版工作者访美代表团应邀参观了展销会，书展会刊上登载了这个消息，并且指出这是美国书商协会年会历史上的第一次。芝加哥市长拜尔恩宣布六月七日至十四日为“芝加哥一九八○年图书周”。这一系列有关书的活动，顿时使这个工业城市，暂时博得了美国文化城的名声。
图书业在美国是一个很兴旺的行业。一九七九年出新书四万种，重印书四十六万种，也就是说，美国一年有五十万种书与读者见面。图书销售金额在七十年代中期，以百分之二十的年增长率(比同时期通货膨胀率高一倍)而引人注目。一九七二年，图书销售总额还只有九亿零七百万美元，一九七七年增加到十八亿四千万美元，一九七九年为二十三亿九千万美元，一九八○年预计将达到二十七亿五千万美元，如果加上超级市场和药房从出版商那里批销的零售图书，销售总额将达三十三亿美元。在美国，超级市场和药房都代售平装普及本图书，销售范围比书店更深入，年销售额达五亿美元以上。我们当前的问题是书籍供不应求，同美国出版商千方百计推销书籍有很大不同，单是新华书店，书都不够卖(当然也有卖不掉的)，就不必再去求助于百货商店和药房搞代销了。
这次书展在芝加哥著名的麦考米克游艺场举行，在两万多平方米的底层大厅里，分隔成一千五百间展销室，由出版社和书店租用。大的社店租用十间以上，小的社店占一间，或几家合用一间。
一进入展销会场，就有赶庙会的感觉，人来人往，熙熙攘攘，但是，同美国大城市街头有同样特点：在大街上虽然汽车如流水，却听不见鸣笛声；在这里虽然人头攒动，但是听不见叫嚷吵闹声，更没有高音喇叭的干扰。这样，人们在这里进行关于书的活动——卖书、买书、看书和摸书，便顺利多了。
整个会期只有四天，来自世界各地的书商紧张地利用这个一年一度的机会进行贸易活动。据一位来自香港的书商说，赶书会，又节省时间，又节省钱，可以得到好折扣，有些折扣可以大到百分之五十，而且，还可以买到美国以外的书。有十多个国家和地区的四百多家外国书商参加了这一届的全美书展。以英国和西德的声势最大。亚洲方面，新加坡的六家书店租用了三间展销室，他们展销了印刷精美的使用英文和中文的教育、旅游、儿童读物等，很引人注目。
各个书摊的布置，显示出了千姿百态、丰富多采的展览艺术。每家出版社或书商，都尽量突出自己的特点，使人一走过他那个书摊，一眼就知道这家书店的特点是什么，他希望推销的是什么。
我们这次访问美国发现了美国出版社的人员比例与我国的出版社有很大不同，他们的编辑人员只占职工总数的百分之十五，而推销人员占了百分之二十五。负责推销的人，是市场专家，而且熟悉他所推销的书籍的内容和特点。我们在这次书展中亲眼看到了美国书商的推销术——五花八门，无奇不有。
“free”(免费)是使用得最广泛的手段。在书摊上摆着印有出版社或书店名称的塑料口袋，有的还专门为一本重点推销书制作塑料口袋，这是“free”的，只要你愿意要，就可以拿一个(要拿几个当然也可以，但是还没有见有人拿许多的)；各种各样的广告性的徽章，也是“free”的；许多出版社还每天拿出一定数量的新书，摆在书摊上，这也是“free”的，你有兴趣，就可以拿一本。不仅如此，有一家出卖烹饪术书籍的书店，准备了几大盘食品，这些食品据说就是按照书中烹饪方法制作出来的样品，食品上插着牙签，有兴趣者，可以品尝，当然是“free”的。
解放前上海“共舞台”演出牛郎织女七夕鹊桥相会的戏目时，以真牛上台相号召：这次书展中，出现了老虎出场的活剧。有家名叫“布里格姆·杨大学出版社”为了替他们的一本新书《文静的丛林》(好莱坞驯兽师托尼·赫尔弗所写驯兽经历的自述体故事)大做广告，除了印送大幅狮子与羚羊并排坐在一起的宣传画，还把从好莱坞带来的大老虎、小老虎、熊、猴子轮流带到书摊以招徕顾客。
一家出版音乐作品的出版社的书摊里，二男一女演奏着它出版的乐曲，一小群人围着演奏者，安静地欣赏他们的表演艺术。一曲奏罢，赢来一阵有礼貌的掌声。人群中又走出一个女青年，拿起小提琴，演奏另一首乐曲。这一个文明经商的场面，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
当然，也有完全是生意经的噱头，比如摸彩。凡是订购书籍达到一定数额就可以参加摸彩，奖品有带闹钟的收音机、衬衫等等。当然，所有的奖品上都有发奖的书店标记，以广宣传。纽约有一家专门出版占星术的出版社，凡是购买满一百美元者，赠《算命天宫图》一张。加利福尼亚的一家出版社规定的中奖办法：头奖免费去澳大利亚旅游一次；二奖得一百美元奖金等等。有一家出版社以赠阅肯尼迪总统遗孀(后来嫁给希腊船王奥拉西斯)杰奎琳近著《一个特别的夏天》为号召，颇有所得。
会场内设有作家与读者见面的场所。美国一些作者为了推销自己的著作，往往在该书发行的第一天，到书店为读者签名。这次书展会场中唯一排长队的地方，就是作者签名处。或者是免费赠阅若干本，由作者写上受赠者姓名，再签上作者名，这种形式自然能吸引人；另一种是由读者购得书来，请作者签名，一些著名作家多采此种办法。
三十年代美国著名女明星桃拉赛拉摩(多演以夏威夷为背景的影片)亲临会场推销她写的一本书：《桃拉赛拉摩：我这一侧的道路》。当年银幕上的年轻女郎，现在已是年逾七旬的老太太了。
加利福尼亚州参议员克朗斯顿的姐姐福尔夫人写了一本《克朗斯顿传》，六月八日，他们姐弟二人联袂来到会场签名处为读者签名。一位美国朋友把我介绍给这位民主党参议员，当他听说我是中国出版工作者代表团成员时，他表示了友好的欢迎，并且说他曾访问过中国，同邓小平副总理会谈过。他把当天赠送读者的书的第一本赠送给了我。参议员在签名时说，“我很高兴把这本书送给一位中国朋友。”他姐姐笑着对他说：“我只好在你的名字下签我的名了。”我从福尔夫人写的这本传记中看到，克朗斯顿参议员在一九七八年一月访问中国后，就坚决主张尽快实现中美关系正常化。
中国出版工作者代表团在展销会中受到美国出版家们的热情欢迎。他们希望能够与中国出版界增进业务上的联系。在这次书展中，来自中国的书，以及关于中国的书，都很少。旧金山的“中国书刊公司”，展出了中国现代画家如徐悲鸿的作品的复印品、中国的剪纸，以及为数很少的旅游方面的书。有一家奥勒冈书商陈列了一些来自港台的中国画册，我与店主理查德·阿贝尔攀谈起来，他表示十分希望直接从北京购买中国出的书，他说他曾经写信与北京联系，但没有得到答复，只得从台湾、香港想办法。他指着一本《看齐白石画》对我说，这本书是台湾印制的，定价三十六美元。我拿起这本画集翻了翻，全书收集齐白石画四十六幅，印章三十八个，是台湾的两位艺术家合作编写的，质量不错，工作也是有意义的。当然，根据北京的条件也许会作得更好。我回国后不久，又接到这位美国书商的来信，开列了他对中国书感兴趣的几个方面和细目：包括园艺、美术、建筑、中国通史和经济、文化、哲学等专题史，他特别强调他们对“中国书籍的浓厚兴趣”，希望建立广泛的合作。我们在美国纽约、波士顿、华盛顿、芝加哥和旧金山五大城市，都听到美国出版商和书商用不同的措词，表达同样的愿望——向中国买更多的书。他们提出来，中国为什么不在美国开设出口书籍的代办处？许多美国书商对中国对美出口书籍的现状颇有微辞，认为中国方面不主动、不积极、不了解市场状况。他们举了许多具体事例作为佐证。不论从加强国外宣传或是从增加外汇收入方面来看，改进和加强对外书籍出口是刻不容缓的事。我们这次以中国出版工作者的身份访美，耳濡目染，深有所感，希望主管对外书籍出口的方面，研究新形势，迈步出国门，抓住好时机，放手做生意。送上门的买卖，在互利条件下要做，潜在的市场，我们也要紧紧盯住，一有可能，就抓住不放。
邓蜀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