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二十年来，欧美史学界的辛亥革命研究掀起了一个又一个学术研究高潮，而其直接的契机，盖出于我国一九六一年在武汉召开的辛亥革命五十周年纪念会。最近访华的美国学者高慕轲称这次纪念会为“关键性的转折”。美国的中国近代史专家芮玛丽(Mary Clabaugh Wright)说得更生动：“我们这批分散在世界各地的中国近代史研究工作者，面对着这些新发现罗列出来的例证，一开头不免有点吃惊，过后又热情满怀，信心十足。原来我们过去在课堂上讲、在教科书上写的关于二十世纪初中国的画像，几乎全部是错了的。”①上引的词句，可能有点过份，但是震动确是很大的。
他们的初步成果，表现在一九六五年八月在美国新罕布什州、朴茨茅资、温德沃斯德滨海举行的一次讨论辛亥革命的学术会议。这次会有来自七个国家的二十二名青年学者(大都不过三十多岁)参加，一九六八年出版了一本芮玛丽主编的辛亥革命论文集：《革命中国，第一回合，1900-1913》(Chinain Revolution，The First Phase，1900—1913)。近几年来国外研究辛亥革命的论文著述，几乎没有不引用这本论文集的。这本论文集所探讨的问题很多，也很重要，例如，二十世纪初中国社会的动荡及民众的觉醒；中国社会结构的变化及士绅阶级的作用；军队制度的改变和新军；革命运动中首领人物的地位。其中歧义叠出，各论其所论。芮玛丽写了一篇三万多字的《绪论》，综合了全书的主旨，她说：“我象一个旅游者一样，曾潜心研究十九世纪的中国。而当瞰览二十世纪初年的广阔视野，不由得作出结论：一九○○年是近代中国历史上重大的转折点。这里就是证据。”
她综合各论概述说：中国革命的命运，迄未能超出帝国主义的势力控制，它们的新的控制方式是银行团，各种形式的贷款。不从这种势力中解脱出来，中国革命终难免于一而再、再而三的重复着，这就是论文集之所以题名为“第一回合”的用意所在。
参加这次会议，为这本论文集撰文的作者，以后成为各国辛亥革命历史研究的重要专门家，例如以色列希伯来大学的史扶邻(HaroldZ.Schiffrin)，法国东方现代语专的白吉尔(Marie－Claire Bergère)，印度的都德(Vidya Prakash Dutt)，日本的市古宙三、波多野善大，美国的高慕轲(Michael Gasster)、傅因彻(John Fincher)，英国的贝纳尔(Martin Bernal)。这次会议以后，就近十几年来的情况加以考察，他们的研究更为深入，范围更为广阔。大致说来，他们从三个方面来开展这一工作：
第一：人物研究
中国社会生活的基本结构中，常常交织着人与人之间的密切关系。包华德在他主编的《民国名人传记辞典》(Howard L.Boorman，ed.：The Biographical Dictionary ofRepublican China)的序言中说：“中国人所说的‘三同’，包括同学、同乡、同行。由于中国缺乏全国性统一的政治法制，社会变动又很巨大，因此人事关系就显得特别重要。”他并且认为，人物研究是中国历史的优秀传统。
在人物研究方面，最为人所推崇的是一九六八年出版的史扶邻：《孙逸仙与中国革命的起源》(Harold Z.Schiffrin：’Sun Yat-senand the Origin of the ChineseRevolution)。全书预计有一百万字，上卷已出版，下卷迄今未见。最近读到他一九八○年出版的孙中山传记，书名为《孙逸仙，扑朔迷离的革命家》(Harold Z.Schiffrin：Sun Yat-sen，Reluctant Revolu-tionary)，这是一本290页的小书，似乎是他原计划两卷本的缩写。书中着重赞崇孙中山个人品德，并论及他之不足以领导这次革命的原因。
一九七一年出版的刘基胜的《为民主而奋斗：宋教仁与辛亥革命》(Liew，K.S.：Struggle forDemocraey：Sung Chiao-jen andthe 1911 Revolution)，以宋教仁的地位来代替孙中山，以中部同盟会来代替同盟会，与过去出版的薛君度关于黄兴的著作有相似的倾向。
一九七一年出版的兰金的《早期的中国革命家：1902—1911年沪浙的激进知识分子》(Rankin，M.B.：Early Chinese Revolutionaries：Radical Intellectuals in Shanghaiand Chekiang)，以及一九六九年出版的高慕轲：《中国知识分子与辛亥革命：近代中国激进主义的诞生》(Gasster，M：Chinese Intellectu-als and the Revolution of 1911：The Birth of Modern ChineseRadicalism)，通过对汪精卫、胡汉民、章太炎、刘师培等人的研究，而趋于思想文化史的研究了。
此外还有几种关于袁世凯的传记研究，例如一九七二年陈志让的新版《袁世凯》(Jerome Ch＇en：Yuan Shih-k＇ai)，一九七七年杨欧纳的《袁世凯与民初之自由与独裁问题》(Ernest P.Young：ThePresidency of Yuan Shih-kai，Liberalism and Dictatorship inEarly Republican China)。这些著作从不同角度反映辛亥革命的过程。一九七三年出版的福尔热的《锡良和中国民族革命》(Des For-ges R.V.：Hsi-liang and theChinese National Revolution)论定锡良之为爱国主义和革命激进派，引起不少争论，但是此书也反映了当时中国各方面对社会改革的迫切要求。
第二：地域研究
费正清(John K.Fairbank)在一次美国历史学会的讲演中曾说到：“多科性的地域研究(Inter-dicipline area study，也可译成综合性的)，是利用各种学科的手段进行历史研究。”其中常见的是利用社会学的实地调查和抽样(Pat-tern)分析的研究方法。他又说：“地域研究”是中国史学的悠久传统，这里指的是我国的方志学。
为了深入了解辛亥革命，他们选择了一些受革命影响比较显著的地区进行研究。就目前所知，南方的几个省份，他们都写出了专题论文或著作。例如四川(哥伦比亚大学贝克莱分校的赫德基CharlesHermann Hedke)，云贵(华盛顿大学的詹逊William R.Johnson)，浙江(密执安大学的库珀SamuelKupper)，云南(康桥大学的萨顿Donald Sutton)以及两广等。
其中最值得注意的是一九七六年出版的艾希里克的：《改良和革命：辛亥革命在两湖》(Joseph W.Esherick：Reform and Revolutionin China，the 1911 revolutionin Hunanan d Hubei)。作者目的在探求辛亥革命的内部原因及其对近代中国的影响。湖北是辛亥革命首义的地域，在近代中国的历史上也具有特殊的地位。洋务派张之洞是那里有名的总督，武昌是最先创办新式教育事业的中心地区之一，汉口又是受帝国主义侵略留下很深烙印的商埠，汉阳拥有初创的新式企业；而湖南则是一个保守势力极其顽强而反帝怒潮极为高涨的省份。上起维新运动，下迄二次革命，这两湖地区的历史发展，对辛亥革命的研究，颇具典型意义。作者以武汉三镇和长沙、湘潭为中心，全面剖视湖北湖南。这是抽样研究、实地调查的社会学研究方法的具体运用，这种作法颇有新见。
最近得悉，高慕轲准备以四川为中心，上起一九○五年，下迄一九一三年，围绕辛亥革命进行研究。四川是辛亥革命前夕路权斗争的中心，这里不仅有完整的川汉路局的资料，还有健在的辛亥革命当年的社会名流，高慕轲的研究是颇有意义的。
有关辛亥革命的地域研究，还是最近几年的新趋向。有人说，这种研究方法得之于我国“四史”研究的启发，实况如何，尚待了解，录之以备忘。
第三、会党研究
围绕着辛亥革命而进行的秘密会社的研究，在欧美各国似乎仅仅是一个开始。芮玛丽曾慨乎其言地说：“辛亥革命早期活动中，秘密会社的作用，是一个研究得最少的领域。倘若我们在这方面没有深刻的了解，那末我们对中国历史上周而复始的起义，以及对今后革命历史的研究，就将缺少一把钥匙。”
生活在水深火热、经受着沉重压迫残酷剥削的下层群众(主要是农民)，在忍无可忍的情况下揭竿而起，这是中国历史上常见的现象。然而在国外，上层社会和统治集团一直是历史研究的主要对象，美国历史社会学派仍超脱不出这个局限。目前，他们也感觉到要从“下层群众的运动”中研究历史，认识历史，开始有所研究。
我国秘密会社的活动，大致包括两种性质：一是宗教性的，一是政治性的。辛亥革命前夕，后面的性质更显突出了，如华中的哥老会，华南的三合会。辛亥革命前后一段时期内，从兴中会到文学社，从广州起义到黄花岗之役，各省的独立运动完全没有会党参加的可以说绝无仅有。有些革命组织如共进会、华兴会；有些武装起义如萍浏醴起义；还有个别省份的独立如陕西，其主要的依靠力量是会党。会党具有特殊的群众性而又往往采取落后的组织形式。会党的群众性，使它们在斗争中起巨大的推动作用；它们的落后性，又决定了在斗争中所起的消极作用。
中国会党的国外研究中心，似乎在法国，谢诺(Jean Chesneaux)是这项研究的主持人和推动人。他多次主持关于中国会党问题的学术讨论会，主编了两本相当可读的论文集，一本是一九七○年出版的《十九世纪、二十世纪中国的群众运动和秘密会社》(Jean Chesneauxed：Mouvements Populaires etSociéties Secrétes en Chine auxXIXe et XXe Siècles)，一本是一九七二年出版的：《一八四○——一九五○年中国的群众运动和秘密会社》(J.Chesneaux，ed：PopularMovements and Secret Societiesin China 1840—1950)。两书虽基本相同，但有很多补充，不能认为后书是前书的译本。
论文有戴维斯(Feiling Davis)的《一九一一年的三合会》，酒井忠夫的《红帮研究》，鲍罗(LiliaBorokh)的《孙逸仙共和革命中秘密会社的长期作用》，谢文孙的《三合会、私盐贩和地方起义：惠州起义的社会经济背景》，勒斯特(JohnLust)的《秘密会社、群众起义及辛亥革命》。论文的撰稿人，除法国、美国的学者，还有不少德国、荷兰的学者。论文具有欧洲汉学家的朴实风格。他们认为十九世纪以后，特别是辛亥革命时期的中国秘密会社，并不是黄巾绿林的后继人，而是十九世纪的历史产物。遗憾的是这方面的第一手资料极少，只能依靠统治者的歪曲记载，传教士的片面报导。谢诺曾说，对广大群众运动的研究，是转向历史研究的“第二个侧面”，可见他们对这问题是重视的。①
以上所举的三个方面，尽管侧重点有所不同，采取的方法也不一致，但是归根结底，它们都直接间接地希望解决辛亥革命中的一些重要的问题。其中最主要的有：一、革命的性质，这里牵涉到辛亥革命的历史地位的问题；二、革命的领导阶级，这里牵涉到辛亥革命时期中国社会结构的变化的问题；三、革命首领人物的作用，这里涉及对孙中山的评价问题；四、帝国主义势力的影响。
关于第一个问题，讨论的意见十分歧异，有人认为这虽然是一次革命，但并非资产阶级革命。他们认为资产阶级虽然已在中国出现，但远谈不上作为一个领导阶级，它在革命的过程中不过起了些辅助的作用。②还有一种意见不承认辛亥革命是一次革命，他们认为充其量不过是一次政治改良或政治变革，情况与日本的明治维新相仿佛，不过明治维新成功了，辛亥革命则失败了。③还有一种则干脆把它看作是一次改朝换代。④
尽管他们对辛亥革命的性质的意见相距极大，但是有一点则是他们所共同承认的，那就是辛亥革命有一个共同的中心内容：民族爱国主义，“抒难救国”是这次革命的共同口号，反帝侵略、反满清统治，要求一个强有力的中枢政府，是他们共同的目标。
第二个问题，关于革命的领导阶级。二十世纪初年，中国社会经历一场巨大的变革，妇女、工人、军队、华侨所起的作用之大，为前所未见。他们对现存的社会制度不满最深，但是他们并不能成为革命的有力一翼，也未能成为社会的中流砥柱。有的国外学者认为在这次社会大变革中起主导作用是“绅商”。这既不是完整的封建地主，又并非新兴的资产者。他们既有旧时代的社会地位，又有新时代的个人财富。这些“绅商”在革命变动的动乱时期起了安定地方的作用，一旦满清倒台，又竭力在地方上抓权。他们反对一切变革，而且成了日后军阀割据的基础。
在这个重要的问题上，国外的辛亥革命研究者并无一致的意见，这种被称为“绅商”的社会力量的名称也并不统一，内容也不一致。
第三个问题，实际上是集中在对孙中山的评价问题上。国外学者对孙中山的个人品德、政治抱负，无论是谢诺、史扶邻，甚至魏特夫，都对之抱着敬仰赞扬的态度。
但是，对孙中山在革命组织中的领导地位，在辛亥革命前多次失败的起义以及同盟会在辛亥革命武昌起义时的具体作用等等问题上，就与我们的意见有很大的差距。史扶邻《孙逸仙，扑朔迷离的革命者》和白吉尔《中国资产阶级与辛亥革命》(Marie-Claire Bergère：LaBourgeoisie Chinoise et la Révolution de 1911)可以作为代表。
第四个问题：帝国主义势力对辛亥革命的影响。义和团运动以后，二十世纪初中国社会的大动荡，酝酿着一场全国性的革命风暴。但是外国列强既没有象一七八九年对法国革命那样采取四面包围的方式，也不象对一九一七年俄国革命那样直接出兵干涉，而是采取了他们所谓，“巧妙”的中立政策。他们所利用的是经济控制的手段。国际贷款无论对清政府、袁世凯甚至对革命阵营来说，都很重要，因此都脱离不了西方国家的控制。资本输出成为帝国主义时代控制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极其有效的手段。四国银行团、五国银行团、六国银行团在辛亥革命前后如此活跃，帝国主义势力在不费兵刃地影响中国革命的进程。清军和民军的战斗时断时续，袁世凯的终于篡夺了革命果实而上台，以及民国的承认问题，无不带有帝国主义影响中国政治的痕迹。这个问题，应当说国外学者(特别是华裔的国外学者)可以提供不少资料，但目前见到的尚少。作为中国的读者，不能不在此寄予希望。
①Introduction，China in Revolution。
②无独有偶，近十几年西欧也掀起了一阵欧洲历史上的下层群众秘密会社的研究，霍布士朋写了一本有用的书：《近代欧洲揭竿而起的叛民》(HobsbawnE.：Primitive RebelsinModern Europe)。
③持这种意见的人，可以白吉尔为代表。
④以横山英为代表。
⑤以市古宙三为代表。
沈自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