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强音，它曾拨动时代的脉搏，奏出时代的旋律。因此，它能扣动人的心弦，引起巨大的反响。邹容曾写过这样一首诗以自勉：“赫赫谭君故，湖湘士气衰，惟冀后来者，继起志勿灰。”可见谭嗣同思想影响之深刻。最近我读中华书局出版的《谭嗣同全集》(增订本)，好像又听到了那个时代的强音。
《全集》反映了十九世纪末叶，我国民族资产阶级改良派激进分子谭嗣同的心声和理想王国。他从西方资产阶级那里学来了进化论和天赋人权论等思想，继承和阐发了中国古代大同民主思想，并将两者结合起来，作为抨击二千年来封建专制制度、纲常名教以及封建旧传统的武器。在“网罗重重”的封建社会里，英勇地喊出了冲决网罗的呼声。“非精探性天之大原，不能写出此数千年之祸乱，与今日宜扫荡桎梏冲决网罗之故，便觉刺刺不能休。”(《致汪康年》，《谭嗣同全集》，中华书局一九八一年版493页)“扫荡桎梏，冲决网罗”，这便是其时代的精神和大势所趋。
封建君主专制制度，乃是封建社会的根本制度，是神圣不可变的。谭嗣同以社会契约论的观点，从事实上和理论上驳斥了封建社会思想家们为君主所编造的所谓“君权神授”的虚构。“生民之初，本无所谓君臣，则皆民也。民不能相治，亦不暇治，于是共举一民为君。”君主的产生，就犹如乡村里迎神赛会时共举一人主持公事。人们推举某人为君，是叫他“为天下人办事”的，而不是叫他“竭天下之身命膏血供其骄奢淫纵”的。如果君主骄淫纵欲，不能替天下人办事，那就可以“共废之”。所以，君主不是由一家“子孙万古”相传，也不是由“天”所命“以制天下”的。
既然君主为民所共举，“为民办事”，那么，君民关系应是“因有民而后有君，君末也，民本也。”君民不仅平等，而且民本君末。历代封建帝王，硬把天下当作自己私产，役使人民。为达此目的，制订了“一切酷毒不可思议之法”，使人民“受其鼎镬刀锯”之刑。谭嗣同在《全集》中指出，这是“本末倒置”，必予改变。至于二千年来的封建君主专制制度，他认为，都是由独夫民贼所掌握的暴政。“二千年来之政，秦政也，皆大盗也。”由此而来的“一切酷毒不可思议之法，由此而繁兴矣。”人民倍受其苦，而清王朝的统治，比前尤甚。“夫古之暴君，以天下为己之私产，止矣。彼起于游牧部落，直以中国为其牧场耳”，使中原生产受到很大的破坏，同时，“既纵焚掠之军，又严<SPS=1528>发之令，所至屠杀虏掠，莫不如是。”清封建统治者这种高压政策，激起了谭嗣同极大的愤慨，他甚至大胆地咒骂清统治者为“素不识孔教之奇渥温、爱新觉罗诸贱类异种，亦得凭陵乎蛮野凶杀之性气以窃中国。”在这种君主专制制度的残酷统治下，谭嗣同认为只有冲决网罗，“唯变法可以救之”，此外，别无他法。“《易》明言：‘汤武革命，顺乎天而应乎人’。而苏轼犹曰：‘孔子不称汤武’，真诬说也。至于谓汤武未尽善者，自指家天下者言之，非谓其不当诛独夫也。以时考之，华人固可以奋矣。”现在的变法犹如汤武革命，顺天应人；而所不同的是，汤武仍以“家天下”，实行君主专制，而变法就是要废除君主专制的世袭制度。如何变法？“彼君之不义，人人得而戮之”，“誓杀尽天下君主，使流血满地球，以泄万民之恨。”他主张用流血的方法，即暴力来推翻清王朝的统治。其激进的程度超出了当时所有的维新派的君子们。
除冲决君主专制之网罗外，还要冲决封建纲常名教之网罗。《全集》指出，封建社会的“三纲五常”是统治者用来奴役人民的工具。清王朝之所以敢于“虐四万万之众”，就是“赖乎早有三纲五伦字样，能制人之身者，兼能制人之心”。据此而来的封建的伦理道德是箝制人民行动与思想的绳索。“君臣之祸亟，而父子、夫妇之伦遂各以名势相制为当然矣，此皆三纲之名之为害也。名之所在，不惟关其口，使不敢昌言，乃并锢其心，使不敢涉想。”而只有“独夫民贼”，才喜欢三纲。他揭露说：“独夫民贼，固甚乐三纲之名，一切刑律制度皆依此为率，取便己故也。”其实，三纲五常乃是君、官、父、夫借以压迫臣、民、子、妻的工具，“君以名桎臣，官以名轭民，父以名压子，夫以名困妻。”这就说到了封建纲常名教的要害。谭嗣同认为，这些封建道德纲常不仅违反人的本性，而且使人完全失去了自主权利。他赞扬王夫之的“天理即在人欲之中”的思想，肯定了“人欲”，主张用资产阶级自由、平等道德伦理规范来代替封建的道德伦理。这在当时无疑是进步的。
在“三纲”中，君臣一伦，最为黑暗：“二千年来君臣一伦，尤为黑暗否塞，无复人理，沿及今兹，方愈剧矣。”谭嗣同呼喊：“废君统，倡民主，变不平等为平等。”谭嗣同依据“民本君末，君由民择”的思想，对于“忠君”、“死节”等封建道德给予尖锐的批判。所谓“忠”，他诠释说：“下之事上当以实，上之待下乃不当以实乎？则忠者共辞也。……古之所谓忠，中心之谓忠也。抚我则后，虐我则仇，应物平施，心无偏袒，可谓中矣，亦可谓忠矣。”“忠”就是相互以实，平等相待。而当时之所谓“忠臣”，实则是替君主“掊克聚敛，竭泽而渔”的奴才，他们自命“为报国，为理财”，只不过是自欺欺人而已。作为一个臣，其职责应是，帮助君主“办民事”，而不能“君为独夫民贼，而犹以忠事之”。尤其不应为君“死节”。其由有两：一是“君亦民也”，“民之于民，无相为死之理”；二是“民本君末”，“本之与末，更无相为死之理”。故只有“死事的道理，决无死君的道理”。若为君“死节”，便是“愚忠”。与“忠君”相对立的是“叛道”。谭嗣同认为，本来无所谓“叛道”，是“君主创之以恫喝天下之名”的，这就揭穿了封建礼教的虚伪。历史事实就是这样：“彼君主未有不自叛逆来者也。不为君主，即詈以叛逆；偶为君主，又谄以帝天。中国人犹自以忠义相夸示，真不知世间有羞耻事矣。”
“父为子纲”，是“三纲”中重要一伦。“君臣之名，或尚以人合而破之。至于父子之名，则真以为天之所命，卷舌而不敢议。”由于人们误以为父子之别乃是天命，所以不敢异议。其实“子为天之子，父亦天之子，父非人所得而袭取也。”父与子同为天的儿子，本来是平等的，况且天与人的关系也是平等的。“且天又以无统之，人亦非天所得而陵压也，平等也。”用天赋人权论来动摇“父为子纲”，而主平等。这种视父子之名为天命的看法，那是“泥于体魄之言也”，是错误的。《全集》依据平等和天赋人权的思想，认为“孝”和“忠”一样，是君父为箝制臣子而编造出来的。“君父以责臣子，臣子亦可反之君父，于箝制之术不便，故不能不有忠孝廉节，一切分别等衰之名。”由此，君父便可“责臣子曰：尔胡不忠！尔胡不孝！是当放逐也，是当诛戮也。”这便是封建统治者奴役、镇压人民的道德伦理依据。因此，人民被残酷“絷缚屠杀”，都被看作“得罪名教，法宜至此。”所以，谭嗣同呼喊：“孝则不可”，反对“孝”，而为当时的维新派领袖康有为等所不及。
“夫为妻纲”，封建时代的夫妇关系。“本非两情相愿，而强合渺不相闻之人，絷之终身，以为夫妇，夫果何恃以伸其偏权而相告哉？实亦三纲之说苦之也。夫既自命为纲，则所以遇其妇者，将不以人类齿”。夫自以为“妻纲”，而不把妇女当人看待。谭嗣同以天赋人权论观点说明“男女同为天地之菁英，同有无量之盛德大业，平等相均。”因此，他反对重男轻女，“重男轻女者，至暴乱无礼之法也。”反对妇女缠足，“缠足之酷毒，尤杀机之暴著者”。这是对惨无人道的封建礼教的控诉。《全集》依据“夫妇朋友也”的思想，大胆揭露了“贞节”的封建道德。他说：“自秦垂暴法，于会稽刻石，宋儒炀之，妄为饿死事小，失节事大之瞽说，直于室家施申韩，闺闼为岸狱。”吃人的礼教把家庭变成为妇女的牢狱，又把“失节”看成比饿死更为重要。而最不合乎伦常的则莫过于君主了。“君者，乃真无复伦常。……己则渎乱夫妇之伦，妃御多至不可计，而偏喜绝人之夫妇，如所谓割势之阉寺与幽闭之宫人，其残暴无人理，虽禽兽不逮焉。”封建君主的残暴无人性，连禽兽都不如了。
谭嗣同对于封建三纲伦常的激烈控诉和批判，在那个闭塞沉闷的、黑暗残酷的封建制度箝制下，不仅有着思想解放的效果，而且有震聋发聩的作用。
但一个人的思想往往是复杂的、矛盾的，特别是处在社会大变动的时刻，就更显得突出。谭嗣同的政治思想的演变过程恰与其哲学思想的转化相背离。如果说谭嗣同在“三十(岁)前之精力，敝于所谓考据辞章，垂垂尽矣，勉于世无一当焉”，属于“旧学”的话，那么，“三十以后新学，洒然一变，前后判若两人。”即三十岁以后他便成了“新学”的崇拜者、鼓吹者、实行者。这个变化的转机，则是一八九四年中日甲午之战的失败所致。“三十之年适在甲午，地球全势忽变，嗣同学术更大变。”他从“旧学”变为“新学”的代表，从维护封建君主专制变为维新变法的斗士。
虽然谭嗣同对中国前途的认识十分幼稚，但当我们在读新编《谭嗣同全集》的时候，深深地为他那种对旧制度无情揭露、对新制度的热烈追求所感动。在当时的思想界，确实起了极大的鼓舞作用。
但是，谭嗣同是以悲剧终结的。他以他的鲜血，批判了他所走过的错误道路；他以他的牺牲，宣告了改良主义运动的破产。谭嗣同曾高喊要冲决一切网罗，可又说：“然其能冲决，亦自无网罗。……故冲决网罗者，即是未尝冲决网罗。”这正是谭嗣同所走过的政治道路的写照。然而，重重网罗，如果你不去冲决它，就只有牺牲在它的底下，历史不正是这样演进的吗？
(《谭嗣同全集》，中华书局一九八一年一月出版，2.10元)
张立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