卢那察尔斯基一生结交过许多重要的西方作家，如罗曼·罗兰、巴比塞、肖伯纳、威尔斯、布莱希特、贝希尔、斯·茨威格、辛克莱等等。在这些作家中，卢那察尔斯基对罗兰评论最多，交往最久，但有一段时期，在他们的相互关系中出现过不少波折。
卢那察尔斯基是最早向俄国读者推荐罗兰的评论家之一。一九一二年，《约翰·克利斯朵夫》第十卷即最后一卷刚刚问世，他立刻从国外给彼得堡《天天报》寄发一篇《罗曼·罗兰》，介绍罗兰过去在音乐和戏剧领域的成就，称颂《约翰·克利斯朵夫》是“一部象大海似的内涵丰富的著作”，“最近十年来没有一个文学形象，如同约翰·克利斯朵夫那样强有力地主宰着法国和意大利优秀青年的成长中的心灵”。虽然罗兰在书中对社会主义有所非议，可是卢那察尔斯基不相信他会象某些资产阶级论客所指望的，朝着这个方向愈走愈远。十月革命以后，包括双方发生严重分歧的二十年代中期在内(《庆祝罗曼·罗兰六十寿辰》，一九二六)，卢那察尔斯基依然没有改变他最初对《约翰·克利斯朵夫》的基本评价。①
第一次世界大战一开始，罗兰就从法国出奔瑞士，不顾沙文主义者的围攻和低毁，积极从事反战活动。在这一点上，他远远胜过了霍普特曼、托马斯·曼、梅特林克以及大战初期的法朗士。一九一五年一月，流寓瑞士的卢那察尔斯基初次访问罗兰。事后罗兰在《向过去告别》(一九三一)②中追记道：“我可以说，对我来说，他是未来的大使——未来的俄国革命的使者。他以安详的态度、明确的语言同我谈论俄国革命，预言战争一结束，革命一定爆发。”可是罗兰“痛苦地预感到革命必然产生仇恨，加深仇恨”，他不能接受列宁的变帝国主义战争为国内战争的主张。据卢那察尔斯基回忆，在这次晤谈中，罗兰坚信布尔什维克“对战争的看法势必导致一场新的战争，它将从另一个方向来毁掉人类。我表示这将是马克思所说的唯一正义的神圣的战争，罗曼·罗兰针对我的意见，顽强而雄辩地反复讲：任何战争都不可能是正当的，任何战争都不可能是神圣的；他……一再提醒说，只有堂堂正正的言论和堂堂正正的工作才能拯救世界。”(《庆祝罗曼·罗兰六十寿辰》)
他们第一次争论的题目正是日后双方分歧的焦点——革命暴力问题。
一九一六年又有过一次类似的争论。
但是争论没有影响他们之间的密切联系——有时晤谈，有时通信。同年，卢那察尔斯基译出罗兰的《莎士比亚戏剧真谛》，交高尔基主编的《编年史》发表，并致书罗兰，请他担任该刊的撰稿人，信中谈及高尔基对战争与未来和平的观点。由于卢那察尔斯基的介绍，高尔基同罗兰建立了通信关系。一九一七年六月，卢那察尔斯基为《新生活报》翻译了罗兰对巴比塞小说《火线》的评论：《一个排的日记》。
罗兰不了解革命暴力在历史的转折关头为新制度“接生”的重大作用，然而他憎恨资本主义，关心人类社会的进步，向往英雄业绩，持论较为客观，因此他在欢呼俄国二月革命以后，又对新生的苏维埃政权表示同情。他这种可贵的政治态度，最初见于他一九一七年十一、十二月的日记和这一时期的书信。一九一八年，他投书布鲁塞尔《人民报》，严厉谴责协约国对苏联的武装干涉，明确表现了他同“布尔什维克的国际团结的感情”(《向过去告别》)。次年他又发表《保卫我们的俄国兄弟》，反对欧洲资产阶级封锁苏联的阴谋，预言人们“对新的比较公正和比较人道的制度的由来已久的渴望，是扑灭不了的”。此后，他多次用宣言、文章、演说和行动来重申他这一立场，直到一九四四年他逝世前三个多星期，他还以七十八岁高龄，亲自去苏联驻法使馆参加十月革命纪念活动。
罗兰密切注视着苏联国内的事态发展和领导文教战线的卢那察尔斯基的工作。他不仅看到流血、死亡、饥馑、瘟疫和大批无家可归的儿童，尤其重视新政权励精图治的显著成果，诸如教育上的革新、学校和图书馆事业的普遍开展、科学和科学家的地位的提高。关于卢那察尔斯基本人，罗兰认为“这位教育人民委员始终是共产主义者当中一个自由主义者、人道主义者，不过他一直是凭着信仰和真理为共产主义服务的。谁也不会否认，在最艰苦的内战年代，他庇护下的艺术和艺术界人士在许许多多方面都受过他的恩泽。”(《全景》，一九三四)
就卢那察尔斯基来说，到二十年代初期为止，他一直很感激罗兰对苏联的支持，推崇罗兰在文艺和学术上的成就，他主持的教育部及其下属机构不顾物资的极端匮乏，从一九一八年起分别出版了《约翰·克利斯朵夫》、罗兰的文集《人民戏剧》、《现代音乐家》，此外，他又鼓励著名诗人勃柳索夫翻译和刊行了罗兰的讽刺剧《里吕里》。可是卢那察尔斯基主张暂时不要上演罗兰的《丹东》和《群狼》，因为在十月革命初期的情况下，这两个取材于法国大革命的剧本可能被理解为对苏联现实的影射。
实践证明，革命胜利以后，在一定时期内还必须有节制地使用暴力。但关于“赤色恐怖”的流言传到罗兰那里，他却“被一股悲观的浪潮所袭击”(《自由精神》)，思想中产生了尖锐的矛盾。一九二一至一九二二年，他从和平主义出发，同巴比塞就专政和革命暴力的问题展开激烈论战。“一九二二至一九二七年，我还犹豫不决……我感觉欧洲的狂风暴雨就要来到，我在寻求一个藏身洞，一堵垣墙，借以抵御风暴。”(《全景》)于是他转向东方，希望把列宁主义和甘地主义融为一体。他屡次公开谴责苏联政府的“严重错误和罪行”，埋怨书报审查扼杀了言论自由，他要“反对一切压制者——不管他们是红的、白的还是黑的(我不去区别堵塞嘴巴的东西是什么颜色！)”。苏联当时用来对付反革命势力的情报机关，照他看却是一个令人“感到无限憎恶的可耻现象”(《答孔斯坦京·巴尔蒙特和伊凡·布宁》，一九二八)，如此等等。他断言是“赤色恐怖”使得法朗士、勃兰兑斯、罗素同苏联疏远，正如雅各宾党人的恐怖政策使席勒和英国湖畔派诗人华兹华斯、柯勒律治同法国革命疏远一样(《给共产主义朋友们的信》，一九二二)。他的原则是：“一定要和无产阶级在一起，只要它是尊重自由和人道的；一定要反对无产阶级，万一它破坏自由和人道。”(《全景》)鉴于罗兰这类言论对一个诞生不满十年、才刚刚站稳脚跟的革命政权所造成的危害，从一九二四年起，卢那察尔斯基陆续在《西欧文学史纲要》、《罗曼·罗兰的新剧本(<爱与死的搏斗>)》(一九二六)等著作中批评了罗兰。罗兰自己也知道这个情况，他在《全景》里说，当时卢那察尔斯基“认为必须同我的作品在俄国产生的影响作斗争，他不止一次地反对过这些作品， ……他在莫斯科报刊上尖锐地批评了我的《爱与死的搏斗》。”但罗兰似乎没有进行反批评。
这一时期，意大利法西斯正在迅速抬头，罗兰和巴比塞重修旧好，共同领导反法西斯斗争。为了回击英国当局掀起的国际反苏逆流和法国无政府主义报纸《自由人》的挑拨，罗兰于一九二七年五月发表《拥护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其中虽也提到苏联的错误甚至“罪行”，但他声明说：“无论对苏联领导人有什么不满，我必须……大声疾呼：……万一俄国被摧毁，那末不仅全世界无产阶级将被奴役，一切社会自由与个人自由必将同归于尽，……世界将倒退好几个阶段。”
这封公开信刊布后，卢那察尔斯基致书罗兰，盛赞后者的“明智的公正态度”和“心灵的崇高”，尽管他并不完全赞成那封信的内容；他邀请罗兰为新办的《革命与文化》杂志撰稿，即使罗兰的文章的“主要论点同编辑部的看法有分歧”也无妨，不过编辑部可以向读者表明自己的立场。事后罗兰在《全景》中评论道：“他的来信的调子证明他有一种崇高的宽容精神，那也是一种对事物本质的高度理解，是我多年来一直在期待并希望从苏维埃革命那里期待到的精神。”
一九二七年九月二十三日紧接着，罗兰给卢那察尔斯基回了一封坦率的信，强调苏联是人类社会的强大先锋队，但也批评了它的某些政策、它们“理论的狭隘性和独裁作风”、“口是心非和爱走极端”。
罗兰给《自由人》的回答以及他和卢那察尔斯基的通信由巴黎《欧罗巴》杂志登出后，在法国知识界引起普遍注意。莫斯科邀请罗兰参加十月革命十周年庆祝活动，他因病未能成行，但是连续向苏联发了两封贺电。据罗兰说，从此“我就一直是苏维埃共和国的同路人，和它并肩战斗”，“我属于无产阶级的进步大军”(《全景》)。
不料又出现了新的波折。一九二八年罗兰发表《答孔斯坦京·巴尔蒙特和伊凡·布宁》，一方面再次表示他捍卫苏联的决心，承认“人类的进步是以牺牲千百万人为代价换取来的”，并且客观地介绍了苏联的一些实况，另一方面又对苏联的书报审查和肃反加以严厉指摘。于是卢那察尔斯基写了《答罗曼·罗兰》，热烈赞扬罗兰近来对苏联的友好态度，指出他在政治上和品德上都超过许多西欧知识分子，但他肯定苏联是人类的先锋队而又否定它所采取的某些革命措施，就无异让先锋队在敌人面前解除武装。
一九三○年，苏联开始刊行多达二十卷的罗兰文集，罗兰应约撰写序言，号召谅解、怜惜、宽恕敌人。卢那察尔斯基在专为这套文集而作的《社会活动家罗曼·罗兰》一文中，近乎绝望地说：“罗曼·罗兰已经六十三岁。我们未必能把他劝说过来，……无论如何，在他的追随者当中，我们大概总会找到一些能够接受我们影响的人吧。”
可是，罗兰追求真理的顽强意志，他多年反法西斯的实践经验，特别是二十年代末西方的严重经济危机和相形之下苏联社会主义建设的令人瞩目的成就，使他的思想又有了进展。他回顾自己一九一四年以来走过的崎岖道路，写出他称之为“忏悔录”的《向过去告别》，在全世界引起了强烈的反响。他已“看透资产阶级思想意识的货色”，对他所珍视的知识分子“精神独立”作了深刻诚恳的批评；虽然他知道“战争和人道(不管是什么人道)”“水火不相容”，他还是要高声说：“如果革命喜欢的话，它也要发动战争的！”不久，罗兰又在《一个法国同志向世界劳动共和国的第一个突击手高尔基致敬》中，把自由主义和个人主义称为“旧的资产阶级偶像”，并大量引用了高尔基对“可悲的个人主义”的分析批判。
根据这几年罗兰在政治上的明显进步和学术上的重大贡献(六卷本巨著《贝多芬的伟大创作时期》中的第二卷《歌德与贝多芬》，《昂贝道格与斯宾诺莎》)，再加上他从前的几种传记和音乐史著作，卢那察尔斯基以苏联科学院院士的身分，提议推选罗兰为荣誉院士，于一九三二年获得通过。同年卢那察尔斯基赴日内瓦参加国际裁军会议，就近走访罗兰，并用亲切的笔调，写成《在罗曼·罗兰家》一文发表。次年他为自己的旧作《社会活动家罗曼·罗兰》追补了一篇后记，说明罗兰近年来的变化，“从此我们就把罗曼·罗兰看作我们的同志了”。
不幸这篇后记墨迹未干，卢那察尔斯基便在去马德里就任西班牙大使途中病故。罗兰立即发出唁电说：“我的朋友卢那察尔斯基的逝世使我深感悲痛，他在西方是苏联的思想和艺术使节，大家都敬重他。”
一九三三年以后罗兰的情况与卢那察尔斯基无关，这里不多说了。
《<爱与死的搏斗>(罗曼·罗兰的新剧本)》是我选译的卢那察尔斯基《论文学》一书中的一篇。
卢那察尔斯基论罗兰的文章共三十来篇，但至今还在刊行和流传的不到三分之一，其中完全谈文学的只有两三篇，而且大都属于概论性质，缺乏对具体作品的细致分析，加之我要考虑作者论列的西欧作家在本书中所占的比重问题，因此最后仅仅选收了这一篇。
书评引用了《爱与死的搏斗》第九场全文。一九六四年我动笔翻译的时候，曾托徐成时兄去请问本剧译者李健吾先生，他是否有什么地方需要修改。承李先生的好意，把第九场译文全部校订了一遍。他的大手笔使我的拙劣的译文增加了光彩，我是非常感激的。
《爱与死的搏斗》的剧情发生在一七九四年三月，即雅各宾专政后期的巴黎。解放以来我国史学界对这个资产阶级革命民主专政的评价，大家都很熟悉；罗兰在本剧中对这个专政如何描绘，则有书为证；一九二四年罗兰写出本剧时的心境，上文已经提及；——这些，我都不必一一赘述。罗兰在三十年代初思想转变后所作的悲剧《罗伯斯庇尔》尚未译成汉文，但懂外语的同志可以从中看出，作者对后期雅各宾专政已经有了新的认识①。
罗兰从十月革命初期(例如一九一八年八月和十月他分别给谢佩尔和布洛克的信)起，就经常把十月革命同法国革命、把苏联无产阶级专政同雅各宾专政相提并论，他在一九二四年《爱与死的搏斗》序言中说得更清楚：“一七九三年的飓风还在人间盘旋。我们听见邻近的森林<SPS=2263>嚓在响。……我们半神半人、似人似牛的仙怪，在莫斯科再度显身，比往昔还要激动人心。”(李译本第8—9页)无产阶级革命家也没有忘记雅各宾专政。列宁在《论人民公敌》一文中肯定雅各宾派是“十八世纪最革命的阶级即城乡贫民的代表”，“这个阶级用最革命的办法、直到用上断头台的办法制服了本国的君主、地主以及温和的资产者，……雅各宾派的榜样是很有教益的。直到现在它还没有过时，只不过应当使它适合于二十世纪的革命阶级，即工人和半无产者。”(《列宁全集》第二十五卷，第41页)卢那察尔斯基同样是从《爱与死的搏斗》的现实意义上来立论，指出了剧作者对这种革命暴力的错误观点及其对当前斗争的害处。我在注释里说的“基调”，就是指本剧反对革命暴力的倾向。奇怪的是，李先生恰恰忽略了卢那察尔斯基和罗兰两人分歧的这一焦点，而在一些派生的问题上花了过多的笔墨。至于他所讲的一九四○年在“孤岛”上海演出《爱与死的搏斗》时的盛况，窃以为正好说明了本剧能在观众心里激起一种多么强烈的仇恨雅各宾专政的情绪，只是在当时当地的特殊条件下，剧团和观众出于抗日热情，不去注意剧本的具体历史背景，而把雅各宾派看作日寇的替身罢了。这类“歪打正着”的事例，在文学史上并不罕见。
然而卢那察尔斯基在书评中的确说了一些过头的话，尤其是煞尾一句：罗兰“在宣传真正的人的理想和实现理想的真正道路这一伟大事业中成了我们的敌人”。“敌人”一词在思想政治论争中当然不可滥用，在这一点上责备卢那察尔斯基是有道理的，我们也应当引以为戒。其实，他的本意只是象他同年所写的《庆祝罗曼·罗兰六十寿辰》中说的：罗兰在沉重打击军国主义和资本主义的同时，“又极力设法批评和削弱我们的宣传，——特别是因为我们的宣传是面向知识分子的。他从防御转向进攻，努力在接近共产主义的知识分子队伍中招募他那托尔斯泰式的和平主义的拥护者”，所以“他是一个有害的思想家”。
就在这篇祝寿文章开头，作者写道：罗兰“是既不跟资产阶级或共产主义世界同道、然而也不归附第二国际的那一部分知识分子的威望最高的代表。如果从‘谁不和我们一道，谁就是反对我们’①的论点来看待这一类型的人，罗曼·罗兰当然要算我们的敌人了。我不赞成对知识分子的代表抱这样的看法，我想，‘谁不和资产阶级一道，谁就还有希望’的口号也许较为正确。”②
一九二六年卢那察尔斯基为《欧罗巴》杂志所作的《我认为罗曼·罗兰是个怎样的人？》一文，也反对把罗兰当作敌人。
看来卢那察尔斯基对“敌人”的概念有点混乱，例如他在《社会活动家罗曼·罗兰》中论及罗兰提出的谅解、怜惜和宽恕敌人的要求时，曾说：“除了本义上的敌人即反革命分子以外，我国还有另一种人——半敌半友和准敌人。”按我们的讲法，这后一种就是犯有严重错误的人。我想，他在《爱与死的搏斗》书评中所谓的敌人也是属于这一类。
李健吾先生因为卢那察尔斯基说了“我们知道这套科学！”这句话，便断定他在“蔑视”科学。照我的理解，这里的“科学”，是指那种自以为合乎科学精神，从而把社会理想当作渺茫的“假设”，使人不肯为人类进步奋斗的错误观点，并不是指自然科学，否则前后文就连不起来了。卡尔诺高瞻远瞩，甘心“为未来牺牲现在”，虚构人物顾尔瓦希耶则强调“神圣的只有……现时的生命”，不愿继续革命，因此，卢那察尔斯基认为卡尔诺在道德上、精神上是不朽的，顾尔瓦希耶则不过是一个庸人。我看不出这论点有什么了不起的谬误。我们知道，恩格斯对歌德，列宁对巴比塞，都曾称之为“庸人”。至于本剧的历史真实性问题，罗兰早已在序言中预先声明过：“我随意处理我的英雄，……一定要请史家原谅。”(李译本第8页)
为了使读者能比较全面了解卢那察尔斯基对罗兰的评论，我决定趁最近重印《论文学》的机会，补译一两篇文章，增加几条注释，以弥补当初考虑不周之处。就这点来说，我对李先生也是很感激的。
① 关于我国评论界一再严加指责的“个人奋斗”的问题，卢那察尔斯基在《社会活动家罗曼·罗兰》(一九三○)中也曾涉及。照他看来，罗兰宣传坚强的个性，我们也要培养坚强的社会主义战士，在这项工作上我们同罗兰之间存在着“接合点”，他会对我们大有裨益，因为他笔下被目为“个人奋斗”的人物自有其种种美德，他们勤劳、严肃，目光远大，鄙视自私、狭隘、伪善、剥削，崇尚各种反对社会邪恶的思想言行，甚至准备为信念而牺牲自己，只要能批判地吸取，这些都可以成为社会主义战士优良品质的一部分。
② 见一九六一年《世界文学》第四期，吴达元译。
③ 恩格斯认为，罗伯斯庇尔为了“保持住政权，使恐怖达到疯狂的程度是必要的，但到了一七九四年六月二十六日，即在弗略留斯之役取得了胜利以后，这种恐怖就完全是多余的了。”(《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三十七卷，第311—312页)
④ 列宁和斯大林都提过这样的口号，分别见高尔基的《列宁》中译本一九七七年版第45页，《斯大林全集》第一卷，第232页。我当年没有选收卢那察尔斯基这篇文章，这也是原因之一。
⑤ 其实即使是“和资产阶级一道”的人，其中也不乏可以争取的对象。不过这牵涉到二十年代苏联的许多内外政策，已经超出本文的范围了。罗兰认为卢那察尔斯基在西方是“苏联政策的最权威的传播者之一”，但他的政策性的言论又必然带有他那个时代的特色。
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