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反映时代的要求
恩格斯在评论一个作家和一部作品时，很注意从时代的需要出发，提倡某种积极的创作思想，或批评某种消极的、错误的创作倾向。
一八四四年一月，恩格斯在《大陆上的运动》一文中，对当时欧洲出现的以“下层等级”为主要描写对象的文学流派，给予了高度的重视。当时法国作家欧仁·苏，写了一部小说叫《巴黎的秘密》，反映了劳苦人民的悲惨生活。恩格斯说：“这本书以显明的笔调描写了大城市的‘下层等级’所遭受的贫困和道德败坏，这种笔调不能不使社会关注所有无产者的状况。”认为这是“在小说的性质方面发生了一个彻底的革命”。(《马恩全集》第一卷594页)在恩格斯看来，文学作品的描写对象的注意力的转移，是时代的需要。他对由法国女作家乔治·桑、法国作家欧仁·苏和英国作家查·狄更斯等形成的新的文学流派，给予了高度的评价，称它“无疑地是时代的旗帜”。(同上)
但是，仅仅注重了对下属等级人物的描写，并不一定就能适应时代的要求。最典型的要数德国的所谓“真正的社会主义”诗人卡尔·倍克的诗作《穷人之歌》。它没有运用正确的观点来描写“穷人”的生活遭遇，没有从本质上揭露出社会黑暗的根本原因所在；它没有歌颂“穷人”的真正应该歌颂的东西，而歌颂了他们身上存在的最消极的东西，诸如“怯懦和愚蠢、妇人般的多情善感、可鄙的小资产阶级的庸俗气”；它对“穷人”的积极的力量和思想不感兴趣。恩格斯在《诗歌和散文中的德国社会主义》一文中，尖锐地批评了它：“倍克歌颂胆怯的小市民的鄙俗风气。歌颂‘穷人’，歌颂pauvre honteux〔耻于乞讨的穷人〕——怀着卑微的、虔诚的和互相矛盾的愿望的人，歌颂各种各样的‘小人物’，然而并不歌颂倔强的、叱咤风云的和革命的无产者。”(《全集》第四卷223—224页)
在这里，恩格斯指出了两个问题。第一，提倡和鼓励文学描写下层人物。只写王公贵族不写下层人物不对，而写下层人物只写他们的消极面也不对。他也不赞成卡尔·倍克把资产阶级描写得很善良。这种描写，“给德国小市民对大资本家的势力所抱的无知而浪漫的幻想和对他的善良愿望的信赖披上诗歌的外衣”。(《全集》，第四卷231页)它“所起的并不是革命的作用，而是‘止血作用的三包沸腾散’”。因为这只能“使市民感到慰藉”，使之“和现状实行感伤的和解”(同上242页)。第二，不仅要写普通的下层人物，还要写下层人物中的倔强的、叱咤风云的无产者。法国里昂工人的大罢工和武装起义，英国工人的宪章运动，德国的西里西亚工人的武装起义等一系列的反对资产阶级的斗争，都涌现出了许多倔强的、叱咤风云的无产者。所以，提出塑造和歌颂这样的人物，是时代的必然要求。时代需要文艺家塑造更多叱咤风云的无产者形象，影响和带动人民推动历史前进。
恩格斯在他和马克思合著的《新莱茵报·政治经济评论》第四期上的书评中，提出了如何正确塑造革命的领导者形象的问题，“如果用伦勃朗的强烈色彩把革命派的领导人——无论是革命前的秘密组织里的或是报刊上的，或是革命时期中的正式领导人——终于栩栩如生地描绘出来，那就太理想了。”(《全集》第七卷313页)恩格斯和马克思所说的“用伦勃朗的强烈色彩”，就是要求作家们用类似画家的笔法，使人物形象塑造得更加鲜明，更具有革命者的明朗色彩。
恩格斯的所有这些主张，在文艺史上都具有极其深刻的意义。我们今天的文艺批评更应该体现时代的要求，增强高度自觉的时代责任感，鼓励塑造和歌颂在社会主义现代化中涌现的新人，更好地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
二、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
恩格斯的评论总是好处说好，坏处说坏，是优点就赞扬，是缺点就批评，一切从作品实际出发，实事求是。
恩格斯评论过许多作家和作品。无论是对友人敏·考茨基的小说《旧人和新人》的评论，还是对反动的社会主义流派之一的“真正的社会主义”诗人卡尔·倍克的《穷人之歌》的评论；无论是对当时已经与恩格斯在党内产生深刻分歧、而尚未公开彻底与马克思主义决裂的机会主义者拉萨尔的剧作《弗兰茨·冯·济金根》的评论，还是对具有社会主义倾向的小资产阶级女作家哈克奈斯的小说《城市姑娘》的评论，或是对感伤的小市民的幻想家欧仁·苏的小说《巴黎的秘密》的评论，都始终实践了上述这个原则。
恩格斯的这些评论，具有一个鲜明的特点，就是热情诚恳。他称赞作品的优点，不是为了应酬，不是说客套话，只要他认为其中有一点可取的地方，就加以热情的肯定和赞扬。他批评作品的缺点，也总是诚恳的。对朋友的作品是如此，对论敌的作品也是如此。他不因作家同自己的关系友好，而对其作品乱加捧场，不予批评；也不因作家同自己有矛盾和分歧，而对其作品妄加批评，乱打棍子。
恩格斯坚持实事求是的文艺批评的另一个表现，是反对极端化，反对用一种错误倾向去取代另一种错误倾向。恩格斯批评过一些错误的创作倾向，但他从来不是站在一个极端的立场上来反对另一个极端，而是站在唯物辩证法的立场上，来批评极端化的错误，并且总是提醒人们严防走向另一错误的极端。比如“倾向作品”问题。一方面，他提倡作品的“主要人物是一定的阶级和倾向的代表，因而也是他们时代的一定思想的代表”(《马恩选集》第四卷343—344页)；另一方面，他又反对作品把人物概念化。他给拉萨尔、敏·考茨基、哈克奈斯的信，都一再讲到这一思想。他在给拉萨尔的信中，提出了“主要人物是一定的阶级和倾向的代表……”这一名言以后，接着就指出，作品“要更多地通过剧情本身的进程”使人物的思想和动机，“生动地、积极地、也就是说自然而然地表现出来”。他批评了拉萨尔的《济金根》中那些赤裸裸表现作者思想的“论证性的辩论”场面的描写。在给敏·考茨基的信中，他说他“决不反对倾向诗本身”，但他不赞成敏·考茨基为了公开表明自己的立场，在全世界面前证明自己的信念，而让作品中的人物个性消融到作家提倡的原则里去。他再一次说，“我认为倾向应当从场面和情节中自然而然地流露出来，而不应当特别把它指点出来”。(《马恩选集》第四卷454页)在给哈克奈斯的信中，他说他不是责备她没有写出一部直截了当的社会主义的小说，象德国人所说的“倾向小说”，来鼓吹作者的社会观点和政治观点，而是说作者要把自己的见解隐蔽在作品的艺术描写之中。恩格斯总是顾到问题的两个方面，既不单纯强调作品人物应是阶级和倾向的代表而否定艺术描写，也不片面强调艺术描写而否认作家应有的思想倾向。这就避免了片面性，防止了极端化。
极端化的批评，从一个倾向走到另一个倾向，从一个极端跳到另一个极端，是一种形而上学的文艺批评。它不是用正确的思想来反对错误的思想，而是以错误的思想反对错误的思想。我们提倡学习恩格斯的文艺批评方法，就是因为他的批评方法贯穿着唯物辩证法。而这，正是进行文艺批评的正确方法。
三、实行以理服人的批评
恩格斯的文艺批评著作，如同他的其它论著一样，都是充分说理的。他的文艺批评著作，具有严密的科学性，完全经得起时间的检验。
以恩格斯对拉萨尔的《济金根》的批评为例。拉萨尔在剧中把济金根的失败，归结为起义目的和错误策略之间的矛盾冲突造成的悲剧。它企图告诉读者：如果济金根早点和农民联合，他就不可能有失败的悲剧。所以，恩格斯针对剧作所表现的这一非历史主义的思想，作了合乎逻辑的分析。第一，恩格斯指出：“当时广大的皇室贵族并没有想到要同农民结成联盟”，因为“他们必须压榨农民才能获得收入这样一种情况，不容许这种事情发生”。在这里，恩格斯首先从贵族方面论述了贵族阶层同农民结盟的不可能性。济金根属于贵族阶层的代表人物，当然不可能摆脱这种阶级局限，从而产生率领骑士和农民结盟的想法。第二，恩格斯接着又分析说：“当贵族想取得国民运动的领导权的时候，国民大众即农民，就起来反对他们的领导”。这又用阶级分析的方法，说明了农民不可能接受同贵族的结盟，因为农民要反对皇帝，骑士则不反对皇帝，因此，农民决不会接受骑士贵族的领导。在这里，恩格斯又从农民方面阐述了农民和贵族结盟的不可能性。第三，恩格斯在以上两个根本原则的分析的基础上，进而对济金根这个形象进行了具体分析。他指出，济金根和胡登，作为过去坚决反对过解放农民的贵族，剧作把他们摆在贵族和农民之间，是不合理的，也是不可能的。所以恩格斯指出，作品企图说明济金根和农民有过联系，打算解放农民，没有多少历史根据。作品这样描写，也是不真实的。第四，恩格斯又指出：“贵族的国民革命只有同城市和农民结成联盟，特别是同后者结成联盟才能实现”，这是历史的必然要求。而济金根起义之所以失败的根本原因所在，就是：“历史的必然要求和这个要求的实际上不可能实现”。这也就是济金根的真正的悲剧因素。恩格斯最后这样批评拉萨尔，说他“把这个悲剧性的冲突缩小到极其有限的范围之内：使济金根不立即向皇帝和帝国宣战，而只向一个诸侯宣战……，并且使他仅仅由于贵族的冷漠和胆怯就遭到了灭亡。”(《马恩选集》第四卷346页)恩格斯的批评，既有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论的精辟论证，又有戏剧矛盾冲突的深入阐述，还有人物性格的细致分析。它是尖锐的，深刻的，又是充分说理的，因而也是科学的。
恩格斯的《诗歌和散文中的德国社会主义》一文，也是充分说理的极好例证。恩格斯揭露和批判了格律恩对歌德的歪曲，指出他是把歌德的一切庸俗的、小市民的东西加以歪曲夸大，然后加以歌颂。恩格斯指出：“歌德在自己的作品中，对当时的德国社会的态度是带有两重性的。”(《马恩全集》第四卷256页)恩格斯用具体作品为例，说明了歌德的这种两重性：有时歌德对它是敌视的，如在《伊菲姬尼亚》里，他讨厌它，企图逃避它；在《普罗米修斯》和《浮士德》中，他反对它，嘲笑它。有时又相反，如在《温和的讽刺诗》诗集里的大部分诗篇中和在许多散文作品中，他亲近它，迁就它；在《化装游行》里，他称赞它，特别是在所有谈到德国革命的著作里，他甚至保护它，帮助它抵抗那向它冲来的历史浪潮。恩格斯把歌德及其作品，放在具体的历史环境中，实事求是地分析他的思想，评价他的作品，因而有着巨大的说服力。
事实证明，最经得起时间检验的文艺批评是充分说理的批评。我们历来反对庸俗化的捧场和简单化的、粗暴的文艺批评，就是因为这两种批评都没有充分讲道理。无产阶级的文艺批评，靠的是真理性和科学性。愈符合真理，愈有科学性，就愈经得起时间的检验。今天，我们要造成一个良好的文艺批评风气，很有必要向恩格斯学习，提倡充分说理的文艺批评，克服庸俗化和简单化的批评作风，这样才能促进文艺创作的繁荣。
四、坚持思想性和艺术性的辩证统一
恩格斯评论作品，既重视作品的思想性，也重视作品的艺术性，并且把两者结合起来加以考察。对于在思想内容上具有社会主义倾向的作品，他总是抱热情欢迎的态度。敏·考茨基写了一部反映农民的生活和斗争的长篇小说《格里兰霍夫的斯蒂凡》。恩格斯称赞它对农民生活的描写出色。敏·考茨基的另一部作品《旧人和新人》，同样因为出色地描写了工人生活，受到恩格斯的热情关怀。恩格斯之所以欢迎这类作品的出现，是因为它们突破了当时“只有描写文人、官僚和优伶的那种小说的地盘”，开始把工人和农民生活作为作品的描写内容。当然，恩格斯也仅仅是从这个意义上肯定这些作品的思想性，而对于这些作品所表现出来的别的不正确的思想，他是不赞成的。恩格斯在给敏·考茨基的信中，提出了作家的“使命”问题，他认为一部具有社会主义倾向的小说，应该“通过对现实关系的真实描写，来打破关于这些关系的流行的传统幻想，动摇资产阶级世界的乐观主义，不可避免地引起对于现存事物的永世长存的怀疑”。(《马恩选集》第四卷454页)这就要求具有社会主义倾向的作家，要使自己的作品具有深刻的思想性，担负起动摇资本主义制度、促进社会主义胜利的任务。恩格斯又认为，作品必须通过艺术描写，通过艺术形象的塑造，才能更好地完成自己的使命。恩格斯对于敏·考茨基的《旧人和新人》的批评，主要就集中在这一点上。《旧人和新人》的主要缺点，是作家的倾向没有从作品的场面和情节中自然而然地流露出来，而是“特别把它指点出来”，“把他所描写的社会冲突的历史的未来的解决办法硬塞给读者”。正因为这样，恩格斯指出作品对主人公阿尔诺德这个艺术形象的塑造是不成功的，因为它“太完美无缺”，“个性更多地消融到原则里去了”。
恩格斯提倡“较大的思想深度和意识到的历史内容，同莎士比亚剧作的情节的生动性和丰富性的完美的融合”，认为这种融合是戏剧的未来。(《马恩选集》第四卷343页)他把这种思想性和艺术性辩证统一的思想，贯穿到了他的文艺批评著作之中。
恩格斯关于作品的较大的思想深度和历史内容与艺术的完美融合的思想，对我们提倡积极的思想内容和尽可能完美的艺术形式的统一，对我们进行文艺创作和文艺批评，意义是很深刻的。我们既要反对把“人物变成时代精神的传声筒”的公式化、概念化的作品，也要反对片面追求所谓艺术性而内容消极、格调低下的作品。我们的文艺批评，应该担负起提高读者鉴赏作品思想性和艺术性好坏优劣的能力的责任，担负起帮助作者提高创作质量的责任。
恩格斯和马克思一起，创立了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为无产阶级确立了科学的世界观，也为无产阶级提供了科学的方法论。他们把历史唯物论和辩证唯物论运用到文艺批评中来。这在文艺批评史上，是一件具有重大意义的事情。观察和解释社会现象，要用历史唯物论和辩证唯物论，观察和解释文艺现象，也要用历史唯物论和辩证唯物论。那种认为文艺批评可以不需要马克思主义，不需要历史唯物论和辩证唯物论，认为它是多余的“拐棍”的看法，是十分错误的。从某种意义上说，我们今天比任何时候都更加需要历史唯物论和辩证唯物论，比任何时候都更加需要马克思主义。让我们认真学习恩格斯的文艺论著，纠正文艺批评中的种种错误观点和倾向，认真做好评论工作，为进一步繁荣文艺创作，做出应有的贡献。
一九八一年二月
郑荣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