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写出真实来！”斯大林同志说的这句话是现实主义的基本原则。文艺上的许多错误，不正是因为忘记了它才滋生蔓延起来的么？那么，坚持现实主义，向着真实努力，这是必要的。凭着这么一点看法，从一九五○年四月间起到一九五一年底，陆续写了十来篇东西，就是现在收在这里的文字的一大部分。由于水平限制，我只能象画记号似的写下一些零碎的感受。……
这段话仍适用于现在改版后的内容。四十年代，我读了《海上述林》介绍恩格斯关于现实主义的理论后，我一直没有改变对于现实主义的信念，应该说，把真实性作为现实主义的基本原则，是恩格斯最早提出来的。自然，我对于现实主义包括写真实这一原则的理解，是有自己的认识过程的。我不愿掩饰自己的幼稚和偏颇。早期我也走过弯路。一九三七年，我开始文艺理论习作，我只有青年人的革命热情，却不能识别教条主义的危害。当时写的那些文字今天已经没有什么意义，现在只收入一九三九年以洛蚀文笔名发表在《新中国文艺丛刊》第三辑上的《鲁迅与尼采》一文。这刊物的编者是戴平万同志。他为了给我一点勉励，在编后记中说：“《鲁迅与尼采》的作者，还是一位二十岁左右的青年；他以这样的年龄，而能有这么严正的精神来治学，真是可敬。虽然在这篇论文中，对尼采的个性解放，在某一阶段的革命性，估计尚不充分，多少有点机械味儿，但对于鲁迅先生的思想分析，却非常正确。”这已是过奖的评语，但我正年少气盛。当平万同志见面征询我的意见时，我竟顶了回去。现在我还记得他那有些失望并对我宽容的脸色。如何评价尼采自然可以各持己见。不过，那时我如果虚心一点，我是可以从当时自己写的某些理论文字中发现机械论痕迹的。
四十年代开始，我企图摆脱教条主义的束缚，按照恩格斯的现实主义理论去探讨文艺现象。尽管在写作过程中领受了不少甘苦，但我的进展不大。从本书收入的五十年代初期所写的一些文字中，明眼的读者还可以看到，“正如人的胚胎在其各个最早的发展阶段上还重复着我们祖先的鳃弧一样，”我还未能摆脱当时左的思潮的浸染。它在我身上的主要表现就是一种偏激情绪。在这种情绪支配下，往往只求气胜，而不以理胜。
本书第一辑所收各文，都写于抗美援朝时期。我不愿妄自菲薄当时激荡心中的同仇敌忾之情。它们纵使幼稚，却出于真诚，尽管我不赞成逞一时之快，图眼前之功，主张如实地揭露敌人的真象；但是，我在文字中时或流露出来的对于西方现代文化的全面否定态度，却是偏激情绪的表现。至于我在左的思潮的冲袭下所写的所谓批判性文章，不管它们出现在怎样特定的历史条件下，我都不应掩饰自己的责任。这些文字虽然没有编入这本集子里，(例如原有关于《武训传》的三篇就删去了，)但我愿效法前人在这里记下一笔，借以自劾。
本书的第二辑，我写下了对自己所喜爱的某些作家的一些感受。其中有些看法现在虽然已有所变化，但对于这些引导我认识生活和怎样对待文学事业的先驱，我始终怀着青年时代的崇敬之情。今天重读这些文字，我的心中仍激起当年的感情波澜。
在本书第三辑中，除《谈卓别林》一文是我在上海沦陷时期的仅有理论文字外，全写于一九四一年底太平洋战争爆发前夕。当时成为孤岛的上海文艺界呈现了相当复杂的形势，进步文艺界和倾向国民党的所谓“抗建文学”并与之若即若离的为虎作伥的所谓“和平文学”不可避免地发生了倾轧，摩擦和斗争。这里需要说明一下，一九四一年下半年在孤岛文艺界爆发了一场论战。这次论战是由这一辑收入的一篇拙文《民族的健康与文学的病态》所引起的。这篇文章当时在《奔流文艺丛刊》上发表后，立即遭到，“抗建文学家”的围剿。他们利用和他们有关的大量报刊：《正言文艺》、《正言报》副刊《草原》(后期)、革新号后的《文林》以及《新流》、《文苑》、《文综》等，进行气势汹汹的攻击。那时，我们仅有的《奔流文艺丛刊》已不能继续出下去了。过了四、五个月之后，才另行出版了《奔流新集》。在第一辑《直入》上，许多进步文艺工作者都写了文章予以还击。(当时和我并肩作战的战友有的已逝世了，如满涛、赵扬等，)这一辑收入的拙文《论掩蔽、弯弯曲曲、直截的戳刺》就是和这些文章一起编在《直入》中的我的反驳。此外，这一辑所收入的其余几篇文字也都与当时环境密切关联。《关于金批<水浒传>的辨正》是因所谓“抗建文学家”以梁山暗射延安，袭用金圣叹独恶宋江的故技而写的。《礼拜六派新旧小说家的比较》则是组织上责成我写的一篇遵命文学，其目的是为了贯彻文学界的统一战线。至于两篇《读书偶记》也都涉及孤岛时期上海文艺运动中的一些现象。这些文字虽然或多或少存在某些缺点，但也许还保留了一些资料性的意义，所以编入集中了。
末了，我要向上海文艺出版社编辑部的同志们致谢。他们花费了不少时间和精力，不厌其烦地为本书的出版做了许多繁琐工作。
一九八一年三月记于上海
(《向着真实》，将由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
＊本书曾以方典笔名于一九五二年出版，至一九五三年印行三版后，由于大家知道的原因，停止发行。此次在上海文艺出版社改版重印，删去其中原有的《武训传》批判三篇，并增加了自一九三九年至一九五四年所写的文章十二篇。
王元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