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我们正处于科技飞跃的关头，新出现的生产体系要求彻底改革能源体系。
一九六○年八月八日，一个叫门罗·拉思朋的化学工程师在曼哈顿洛克菲勒广场的高楼办公室作出的一个决定，可能为未来的历史学家称为二次浪潮时代的结束。这位埃克森公司行政首脑决定的是削减该公司付给产油国的石油税。几天之内，各大石油公司跟随了这个榜样。一个月后产油国代表在巴格达开会成立了一个委员会。到一九七三年赎罪日战争爆发后，石油输出国组织终于出来，断绝了原油的供应，使整个二次浪潮经济发生了恐慌。其实这件事只不过加速了原来二次浪潮科技领域中早已在酝酿中的革命而已。
二次浪潮能源基础是以不可再生性为前提的，来源是高度集中、势必用竭的矿藏，依靠的是代价昂贵、高度集中的技术，方法一点也不多样化。因此在考虑石油危机后所提出的各种应变计划时，基本问题是，为工业社会设计的能源计划若以这些二次浪潮原则为前提，是否能长期维持。这么提出问题，答案就不可避免。
任何能源基础都必须符合社会的科技水平、生产性质、市场和人口的分布等等。今天我们正再一次处于历史性科技飞跃的关头，新出现的生产体系要求彻底改革能源体系。我们不仅需要一定数量的能源，而且是有许多更加多样化形式的能源，其地点与时间固然不同，而且其用途也是做梦也没有想到过的。
这些可能性，从太阳能发电，到装着风车的气球，到对流层顶去用电缆把电力送到地球上来。这种技术大多数尚在初期发展阶段，有的无疑是不切实际的，但一旦我们能把这些新技术综合运用，我们将能大大加速三次浪潮能源基础的建设，其根本原则与近三百年截然相反：来源可以再生而不是会用尽的，分散的而不是高度集中的，方法是多样化的……但是这不会不经过一番斗争就出现。因为老的二次浪潮能源基础，有既得利益者。但是二次浪潮燃料成本不断高涨，技术成本不断高涨，污染问题日益严重，核废料带来的危险，非工业化国家日益需要把能源占为自用，所有这一切都对他们不利。问题不是二次浪潮能源基础是否会被推翻或代替，而是推翻或代替的日子多快。因为这个斗争同另外一个有同样深刻意义的变化有着不可分解的关系，这个变化就是二次浪潮科技的没落。
煤、铁路、纺织、钢、汽车、橡胶、工作母机——这些都是典型的二次浪潮工业。它们基本上以电力机械原则为基础，使用大量的能，吐出大量的废料和污染物，生产周期长，技术要求低，劳动重复，产品划一，控制集中。从五十年代中叶开始，大家越来越清楚地看到，这些工业是落后的，在工业国中已趋没落，开始转移到所谓“发展中”国家去，那里的劳力便宜，技术不那么先进。这时便有一批生气勃勃的新工业代替了它们的位置。这些新工业不再是电力机械性的，相反，它们是在一系列二十五年以前所不存在的科学原则的突破中产生的——量子电子学、信息理论、分子生物学、海洋学、核子学、生态学以及空间科学。从这些新科学产生了新工业——电脑和数据处理、宇航空间、石油化学、半导体、先进通讯等等。
二次浪潮科技向三次浪潮科技的转换，最早发生在美国，约在五十年代中期——新英格兰一些老工业区沦为不景气地带，而波士顿郊外的一二八号公路或加利福尼亚“硅片谷”却一跃而居重要地位，那里的郊居住宅里住的是固态物理、系统工程、人造情报、聚合化学的专家。纽约市长期财政危机就是这种科技变革的反映。
三次浪潮期间会出现四种关键工业：电子和电脑工业，空间工业，“海业”和遗传工程。
三次浪潮时代的关键工业有四类。一类是电子和电脑工业。它每年销售量为一万亿美元以上，到八十年代末期可达四万亿美元。它将成为仅次于钢、汽车、化学品的第四大工业。据《电脑世界》杂志说，“如果汽车工业能够做到电脑工业在过去三十年的成就，一辆罗尔斯—洛埃斯高级轿车只需二元半，每加仑汽油可走二百万英里。”今天，廉价的小型电脑即将大举入侵美国家庭。不久之后，每个家庭即有一个电脑，就象有个抽水马桶一样普遍。这种电脑同银行、商店、政府机关、邻居街坊、工作所在联系起来，不仅将改变企业(从生产到零售)，并且将改变工作本身的性质，甚至家庭结构。同时，电子工业向固态物理学方向的发展对于能源的需要将越来越小。
未来科技的第二类重要工业是空间工业。不久将有五艘空间穿梭机每周在地球和外层空间之间运输人和物资。格鲁曼公司和波音公司已在试制人造卫星和空间站作发生能源之用。许多高度科技物资在处理时需特别小心，而地心吸力偏在从中作梗，而在空间，就不必担心地心吸力，不需容器，没有含毒物质或放射性物质的处理问题。因此在空间从事制造业成了科学家、工程师、高级科技行政首脑的热门话题。甚至有人创议在空间用月球或其他星球的矿物建设大规模的城市。
向深海推进为第三类工业奠下基础。海洋能够帮助解决基本粮食问题，能为我们提供几乎是无穷无尽的蛋白质。今天的商业化捕鱼杀伤过多，使许多海洋生物濒临绝灭。但措置得当的“海业”——捕养鱼类和收割海底作物——能够大大地缓和世界粮食危机而不损害生态环境。
一窝蜂的滨海石油钻探，使人忘记了海底“种植石油”的可能性：有可能在海底种植一种有高油量的海藻。海洋也提供大量矿物，从铜、锌、锡，到金、银、白金，甚至为陆地农业生产肥料的磷。随着这些科技的发展，我们可能看到半下沉的甚至全下沉的“海村”和浮动工厂。专业杂志《海洋政策》认为：“海上浮动基地的建筑看来花费不大，不仅为大多数国家，并且为许多私人公司力所能及。第一批浮动城市可能是为了解决人口拥挤的国家的住房问题……跨国公司可能用来作为从事贸易的活动站，或工厂船……要想逃税漏税的公司可能造浮动城市宣布成立新的国家……
这一切甚至同现在分子生物实验室中在酝酿的科技革命比较，都是小巫见大巫。《新科学家》杂志说“遗传工程正在经历必要的工具阶段，现在就快可以开业了。”正象我们能操纵塑料和钢一样，我们现在可以制造有生命的物质了。有些头脑完全清醒的受人敬重的科学家，已在谈论这些使人不敢想象的可能性：
我们要不要培育一种有牛羊肠胃的人，可以以草代粮？我们要不要在生物学上改造工人以符合工作要求——如反应特快的飞机驾驶员和能做单调工作的装配线工人？我们要不要消灭“劣等”民族，培育一种“优秀民族”？(希特勒想这样，但他没有遗传工具，而我们的实验室里却快要制造出来了。)我们要不要生产后备器官——例如每人都有一个备用的肾、肝、肺？
新生物学可以帮助解决能源问题，即利用细菌把阳光转化为电力化学上的能。在卫生方面，许多至今未能治疗的疾病将可得到治疗和预防。在今后三十年内，生物学的重要性将大于化学，它能减轻或取消在生产塑料、肥料、衣服、油漆、杀虫药等产品方面的石油消耗，改变木材、羊毛等其他“自然”产品的生产方式。而在这以前，遗传工程就可用来增加世界粮食产量。六十年代的绿色革命使穷国更加依赖富国(因需要大量进口的化肥)，而生物农业革命则相反。
三次浪潮中出现了新的生产方法：非大规模的、“整体的”短期生产；办公室工作也出现了革命。
二次浪潮的工业生产的关键是大量的标准化的同样产品的“长期”生产。而三次浪潮则是部分定制的或完全定制的产品的“短期”生产。例如军事生产，一般仍以为是大规模生产的，实际上已“非大规模化”。现在军队需要的大部分东西都不是大规模生产的。喷气机一次只制造十架到五十架。最好的例子也许是成衣业几年前采用的电脑指挥的激光裁衣机。在二次浪潮之前，衣服是手工量体裁缝的。二次浪潮后，开始大规模裁制同样的衣服：工人把衣料一层层叠起来，上面再放一个纸样，然后用电动裁刀按图裁出来，最后缝成一件件同样尺寸、形状、颜色的衣服。而新的激光机的工作原理却与此截然不同。它一次裁的不是十件百件，而只是一件，但更快更便宜。有一天你可以把你的尺寸打个电话，或者用录像机对准自己，这样就把尺寸数据直接输入电脑，指挥机器裁制出一件衣服，完全按照你的个人尺寸定制的。这是恢复工业革命前的生产方式，只是以最先进、尖端的科技为基础而已。
二次浪潮生产是笛卡尔式的，那就是产品分成小部件，然后费力地把它装配成型。三次浪潮生产是后笛卡尔式的，即“整体的”。比如手表本来是有几百件活动的小部件组装的，如今我们已能制造固态手表，更准确可靠，而没有活动的小部件。上述这种努力的终极结果是：用整体的流水作业，在消费者直接控制下定制货物。
三次浪潮在办公室引起的革命是好几个互相冲突的因素造成的。由于对情报的需要大增，办事员、打字员、女秘书不论人数多大，工作多努力，都无法应付。同时纸张耗费惊人(有许多公司办公经费占全部开支的百分之四十到五十，有的专家估计写一封普通业务信件成本高达十四美元到十八美元)。此外，美国普通工人今天每人有价值二万五千元的科技设备，而办事员只有价值五百美元到一千美元的老式打字机和计算机。办公室生产率过去十年中只提高了百分之四。
在一个二次浪潮的老式办公室，经理要写一封信或存一个档，需要把一个中间人——秘书——叫进来。她的第一个任务是记下经理的话。其次是改正错误，打成草稿。在打出定稿后，要复制一份。原件发走，复本存档。不算构思，一共有五步。今天的机器可把这五步压缩为一步。这种装备再与人造卫星、微波等相连，可以一劳永逸地取代那个工作量过度、效率极低的二次浪潮的典型机构——邮局。
新的生产方法可以把千百万工作职位从工厂和办公室送回到家中去。首先，三次浪潮生产方式使实际操作产品的工人数目大减。这意味着越来越多的工作，只要有适当的通讯设备，可以在任何地方进行，包括在个人的起居室里，现在己有许多公司不再坚持工作必须在办公室里做了。在家中工作是与伸缩性工作时间相一致的。有人估计到九十年代，双程电子通讯设备增进以后，可以普遍实行在家工作制。大多数科技发达的国家现在都遇到了交通危机，公共交通拥挤、公路堵塞、停车地点不够、污染严重、经常发生罢工、费用飞涨。据统计，美国人每天上下班所用汽油等于六四点六千瓦能量，但一台电脑只有一百瓦，一根电话线只用一瓦不到。因此如在一九七五年，虽只把百分之十二到十四的美国城市交通用电子通讯代替，即可节省油七千五百万桶。把工作搬到家中去，地产方面的开支也可大减。总公司办公室和制造设施越小，地产开支，取暖、冷气、照明、警卫、保养开支也越小。
大公司不再是一个单纯的经济单位，变成一个多种目的的机构。
在二次浪潮时代，大公司被认为是一个经济单位，对它们的攻击基本上集中在经济问题上：工资低、价格高、操纵价格、制造劣品等等。但不论批评多么激烈，大多数批评者还是接受大公司是一个经济性质的机构。今天的批评者的前提完全不同了。他们攻击经济人为地脱离政治、道德等生活的其他方面。他们认为大公司造成污染，利用穷人作药物试验，妨碍非工业化世界的发展，促成种族问题，两性歧视，支持反动政权等等。重要的不是这些指责是否有根据，而是它们对大公司概念的含义。大公司不再只管赚钱和生产了，而同时要对生态、道德、政治、种族、两性、社会等极其复杂的问题负责，大公司正在变成一种多种目的的机构，这是由于实际生产条件发生了五种革命性的变化。
这些新压力首先来自生态环境。污染、沙漠化、海洋毒化、气候变化，这些都警告我们，不能象在二次浪潮时代那样组织生产。大公司必须改变生产与生态环境的关系，因此它除了是个经济单位以外，也变成了一个环境保护单位。其次是社会环境，美国社会环境今天极有组织性。全国有一百三十七万家公司，九万所学校，三十三万个教会，一万三千个全国性团体，再加上无数地方上的环境保护、社会、宗教、体育、政治、种族、民权团体，需要十四万四千个法律事务所处理它们之间的关系。因此大公司在失业、地方生活、强使迁居等等问题上造成的“社会污染”，很快地被发现而受到攻击。第三种压力反映情报环境的变化。由于情报对生产日益重要，大公司必须交换更多的情报，也成了一个情报生产者。第四种压力来自政治环境。大公司越来越陷在政治中——地方政治，国家政治，国际政治。最后是道德方面的压力，原来被认为是正常的事现在可能被认为是腐败的，不道德的。例如洛克希德行贿案就颠覆了日本政府。(指一九七四年十一月田中角荣首相下台。)因此大公司的目的已从单一的改为多样的。
消费者越来越多地被吸引到生产的过程中，从而大大改变市场在生产中的作用。
一九五六年美国电话电报公司开始实行电子新技术，打电话的人可以直拨长途电话，消费者在做原来由报务员做的工作。一九七三——七四年石油紧张后，许多加油站为降低成本，采用自己动手用唧筒加油。起初这很新奇。如今消费者自己加油已是常见现象，再次代替生产者，成为产消者。同一时期还出现电子银行制度，减少了出纳员，消费者自己做以前由银行职员做的工作。自己取货的超级市场也是如此。经济学家称此为“劳动成本外在化”。今天这种形式的外在化在许多其他方面出现。惠尔波尔公司有一条冷线电话专线，指导用户修理该公司的产品(电冰箱、洗碗器、冷气器等其他设备)。据统计在一九七四到一九七六年，美国有一半以上建筑材料是住户自购的。在欧洲，这种自己动手运动也在发展。原因有好几个：通货膨胀、找不到工匠、工程质量差、空暇时间多都起作用。但更有力的原因也许可以说是相对低效率法则。即商品生产越自动化，单位成本越低，手艺和非自动化劳务的相对成本就越高。这一法则使人们为自己消费面生产越来越有利。
不仅在服务方面，就是在商品方面，我们也发现消费者越来越多地被吸引到生产的过程中。生产越先进，越非大规模化，越定制化，消费者参与生产过程就越多。最后消费者只需向制造商的电脑直接馈入规格要求，电脑不仅能设计消费者的产品，并选择制造工艺。因此消费者最终不仅提出规格要求，而且也起生产过程中的一部分作用。
市场是生产与消费分家的直接后果。产消的差距一缩小，市场的整个作用、职能、力量也就成了问题。因为“产消”必然带来至少一部分生产活动的非市场化，因此大大改变市场在社会上的作用。由于市场使亿万的人有系统地发生相互关系，市场化就左右亿万人的思想、价值观念和行动，它散布了庸俗的物质至上观念，使人认为经济原理和经济动机是人类生活的原动力，生活是一系列契约交易，社会是婚约或商约等各种契约所维系的。今天市场化的任务已完成了。自我服务的出现，许多商品劳务的非市场化，分配手段的越来越精细(电脑和产消者指挥生产的技术都会简化分配系统)，这都再一次表明市场化过程不久即将结束(即使不在我们这一代结束)。三次浪潮将出现历史上的第一个“超市场”文明。“超市场”，并不是说一个没有交换网的文明，不是说后退，而是说一个既依赖市场又不再倾全力在市场上的文明。
跨国公司具有某些民族国家的特性，原来属于民族国家的权力相对来说已大大削减。
就在全世界民族主义火焰猛烈燃烧的时候，科技高度发展的世界却发生了一个奇怪现象：原来的民族国家发生了分裂的危险，受到了上下夹攻。一种势力要求把政治权力分散给次民族地区〔科西嘉、苏格兰、威尔士、巴斯克、魁北克、甚至得克萨斯……〕，另一种势力要把政治权力上移到跨国机构。
这些压力的产生原因一部分显然是能源危机所造成的。其他原因是从二次浪潮工业基础过渡到三次浪潮工业基础所产生的矛盾。有许多地方，次民族或区域经济已发展到民族经济一样大、复杂、多样，这成了分裂运动的经济基础。由于工业时代的大规模社会在三次浪潮冲击下分崩离析，区域的、地方的、种族的、社会的、宗教的团体越来越不再是清一色了。条件与需要各异。个人也发现各不相同。大公司应付这个问题的办法是产品多样化，筹组全国政府却发现要把政策量体裁衣很困难。它们陷身于二次浪潮的政治和官僚结构，不可能对每一地区或城市，对每个种族、宗教、社会、性别集团区别对待，更不用说对每一公民作个别对待了。因此华盛顿、伦敦、巴黎或莫斯科的政府，基本上对越来越多样化的公众，采用了原来的统一的、标准化的政策。随着社会非大规模化的发展，分裂的离心的势力将更加发展，危及民族国家的统一。
许多问题由于太小，太地方性，全国政府无法有效地处理，但也有新的问题太大，不是任何一个民族国家所能对付的。欧洲二十八国没有一国能自力确保国防。美、苏、日也是如此。今天任何国家也无法独力处理自己的经济问题，比如“欧洲货币”泡沫越来越大，就不是任何一国所能管得住的。新的世界通讯体系进一步打开每个国家的大门，让外界势力打进来。国界已不再能限制经济交流，甚至无法防御环境污染的影响。
但在这些向民族国家挑战的势力中，最为人所共知和最有力量的是跨国公司。跨国公司可以在甲国做研究，乙国制造元件，丙国装配，丁国销售，戊国存款等等。从五十年代起，它的规模、重要性、政治权力已经大增，今天西方世界有一万多家跨国公司，其中两千家在六个以上国家有下子属公司。“经互会”国家有五十家“社会主义跨国公司”。这样，原来完全属于民族国家的权力相对来说已大大削减。跨国公司已具有某些民族国家的特性，包括有它自己的“大使”和情报机构。
国外家庭和个人因三次浪潮而可能发生的变化：“混合家庭”的出现，个人心理的改变。
三次浪潮中，家庭形式显然会起变化。二次浪潮时期的标准家庭是社会认可的核心家庭，如今显然遇到了危机。今天家庭制度的解体，是工业化的总危机的一部分。实际上，今天在美国已经出现了一种新的家庭形式。这种家庭反映了离婚后的再婚率，我称之为“混合家庭”。两个离婚的男女带着孩子再婚，重组混合新家庭。估计现有百分之二十五美国儿童属于这种家庭。有人认为，这可能是未来家庭的主要形式。
在二次浪潮时代，许多父母都是在自己子女身上实现自己的梦想的，这常常是因为他们有理由期望自己的子女，在社会地位和经济地位上比自己混得好一些，这种上升的期望鼓励父母把大量的精力贯注在子女身上。而今天的中产阶级父母却失望地发现自己的子女的社会经济地位下降了，而不是上升了。因此今天出生的孩子所进入的社会不会再是一个以儿童的需要、愿望、心理发展和立即满足为中心的社会。少年成长期也不会象现在这么长和痛苦。许多子女是在单一父母家庭成长的，母亲要工作，经济比较拮据，不象六十年代青少年那么有钱有闲。也有的家庭将是在家工作的家庭和电子村家庭。正如二次浪潮家庭是环绕着爹娘一样，明天的电子村家庭的孩子将直接接触到在家劳动的工作任务，从小就要担当越来越大的责任。儿童、少年时期缩短了，但生产性和责任提高了。他们很可能是明天的大有成就的人。同时教育也会有变化。有不少学习是在课堂以外进行的。强迫教育会缩短，教育将越来越多地与劳动相结合，比较平均分布在一生中进行。由于上述种种原因，三次浪潮文明可能在青年中间培养出一种完全不同的特点——对长者不再那么听从，对消费不再那么挂怀，对享乐不再那么耽溺。
青年成熟进入职业界后，他的性格就受到新的因素的影响。二次浪潮期间，工厂和办公室的劳动单调重复、专门化、时间紧，老板要求工人听话、准时、愿意完成单调重复的劳动。在学校养成特点，在公司得到报酬。三次浪潮时代，劳动的单调重复性减少了，不再是一项大任务中的一个小环节了，时间灵活，自定步伐，不再需要群众性的同步化，工人要对付劳动任务的不断变化。因此他们需要负责任，了解如何与别人配合，能够承担更大的任务，适应情况的变化。这种人复杂、个人主义化、对于自己与别人不同感到自豪。他们代表着三次浪潮工业所需要的非大规模化的劳动力。同时，根深蒂固的权威型式也改变了。工人的上司不再是一个，不同级别和不同技术水平的人临时在一起工作，分歧不再由一个共同的上司来裁决。凡是盲目服从的人在这种制度下就要吃亏。在一定限度内敢顶的人则占便宜。这种探求工作意义，敢于怀疑权威，要自己斟酌权衡，要使自己的劳动担负社会责任的工人，在二次浪潮时代很可能被当作捣乱分子的。
二次浪潮期间市场经济的扩大，鼓励了一种贪得的伦理，对个人的成功给予了一种极其狭隘的经济含义。但是三次浪潮引起了自己动手的活动(即产消一致)的大增长。这种产消伦理不象市场伦理，不以人的财富为衡量人的标准，而对人的作为更加重视。当然钱多仍有声望，但其他特性也很重要：自立能力，适应困难能力，使用自己的手的能力——不论是筑篱笆，烧菜，缝衣，修古董家具。
在二次浪潮期间，只有相当少数的集中制作生产的报纸、杂志、电台、电视、电影。由于这种大批生产的形象，得到社会认可的个性风格范围相当窄。今天大众传播界的非大规模化，给个人带来了可资借镜的多样化典范和生活作风。我们对于自己的个性开始有了高度的自觉。我们要求把自己当作个人看待。这正发生在新的生产制度要求工人更加个人化的时候。德国诗人和社会评论家汉斯·恩普柏格指出，昨天的大众传播界“收看者和播发者之间的技术差别，反映了生产者和消费者的社会分工”。观众无法对信息的传送者直接有所反应，或互相发生作用。但新的大众传播手段的极其革命性特点是，他们可以相互发生作用了，每个人除了收看收听以外，也可以对话，影响节目的演出。这使我们可以把自己的形象向全世界播发，现在还没有人能充分了解这对我们的个性会发生什么影响。因为在以前的文明中从来没有这样有力的工具。
代议制民主政体本身发生了危机，今后国外越来越多的政府将是少数派政府，以不稳定的联合为基础。
三次浪潮文明不能用二次浪潮政治结构。今天我们看到的不是这个政府或那个政府发生了危机，而是代议制民主政体本身发生了危机。决策失灵不是美国独有的。法国、西德、日本、英国——更不用说意大利——政府也显示了同样症候。
首先我们的政治制度是在民族国家出现时形成的，各国政府可以作出多少是独立的决策。今天我们虽保持主权的神话，却不能再这样了。通货膨胀已成跨国的通病。一国的每一决策都影响他国。其次我们的政治制度也反映知识组织之过时。各国政府都有不同部门负责财政、外交、国防、农业、商业、邮政、运输。但过去几十年中我们有一件事必须学会的，那就是一切社会政治问题都是互相交织的。例如能源影响经济，又影响卫生、教育、工作、家庭生活等等。孤立解决问题是工业化思想状态的产物，只有引起混乱和灾难。我们制度的决策能力还跟不上世界上的迅速变化，不管什么意识形态，或由谁来领导，都使今天的政治制度陈旧过时。
二次浪潮产生一个大规模化的社会，三次浪潮却要非大规模化，使整个社会制度多样化复杂化。这个革命过程说明了我们今天最受人注意的政治现象：一致意见的消失。我们到处听到丧失“民族目标”的悲叹。这种政治生活的非大规模化，进一步使政治家无法作出重大决策。虽然我们的政治制度在理论上建立于多数决定的原则，但在有关生存的问题上可能形成不了多数。越来越多的政府是少数派政府，以不稳定的联合为基础。多数派的消失，使侈谈民主成为笑话。任何国会选区这么多样化，其“代表”就不能自称代表一致意见。他既不能代表普遍意见，说明根本不存在普遍意见，那么“代议制民主”概念本身就有问题。
今天的非工业国家可不可以考虑不经过二次浪潮而具有三次浪潮文明的某些特点，这可能比实行标准的工业化更容易。
在二次浪潮即将结束之际，我们今天环顾一下所见到的情况，不得不感到凄然。因为工业文明留在世界上的是，四分之一人口生活在相对的富裕中，西分之三人口相对贫困，其中八亿人口生活在绝对贫困中，七亿人口吃不饱，五亿五千万人口是文盲。约有十二亿人口没有卫生设备，甚至没有卫生的饮水。二三十个工业化国家的经济成就，依靠廉价能源和廉价原料作为无形的贴补。许多穷国以单一作物经济为富国的需要服务。
三次浪潮的迅速出现，不仅宣告了二次浪潮统治的末日，也打破了如何结束贫困的传统观念。四十年代后期以来，有一种战略思想支配着缩小世上穷富差距的努力。它的前提是，二次浪潮社会是进步的顶峰，因此要解决问题，其他各国就必须基本上重复一遍西方、苏联和日本的工业革命。有许多国家尝试这样做。少数由于情况特殊似乎取得了成功，但大多数遇到了惨败。失败的原因提出了很多。新殖民主义、计划不当、贪污腐化、落后的宗教、部族主义、跨国公司、中央情报局、太慢、太快……如此等等。但是伊朗的悲剧迫使我们问一下：典型的工业化道路是不是进步的唯一道路。
面临着二次浪潮战略的失败，穷国愤怒要求全面改组世界经济体系，并且对自己的前途深感不安，在这样的情况下，从七十年代起，一些富国为穷国提出了一种新的战略。这种战略是二次浪潮战略的倒过来的翻版。它着重农村发展，粮食自足，以低资金、低能耗、低技术要求进行劳动强度高的生产，主张在农村建设分散化的小规模的工厂。信奉一次浪潮战略的人能够头头是道地证明许多工业技术发明用到穷国是一场灾难。机器失修，原料需从国外运入，成本高昂，缺乏有训练的工人。因此所需要的是“适当的技术”，有时叫“中等的”，“软性的”，或“替代的”，“介乎镰刀和联合收割机之间”的技术。一九七八年印度新上台的政府对尼赫鲁和英迪拉·甘地的二次浪潮战略感到失望，竟下令禁止再扩展机械化的纺织业，要求增加手纺生产。其用意不仅是增加就业，也是想用鼓励农村手工业来防止城市化。
一次浪潮方案尽管有种种好处〔缓和了人口流入城市的趋势、利用当地廉价资源、照顾当地风俗习惯等等〕，但基本上是对于二次浪潮不利的条件头疼医头的办法。尤其是它不重视先进科技的作用是很危险的。它所提倡的所谓“适当的”技术，甚至比美国农民在一七七六年的技术还原始，接近镰刀而远远谈不上收割机。我们今天所谓“先进科学”固然是富国科学家为解决富国问题而发明的，对穷国的日常需要很少研究。但任何发展政策如果视而不见先进科技知识的潜力，则必将千千万万辛勤劳动而不得一饱的农民，置于永恒的困苦而不得解救。
因此，一次浪潮方案归根结底是停滞的方案。在一个多样化的世界中，我们应当发明许许多多创新的方案，不再到工业化的现在或前工业化的过去中去寻找模范。
一次浪潮社会同新出现的三次浪潮文明有一种奇怪的新关系。我们不止一次天真地企图“发展”一个基本上是一次浪潮的国家，把极其不协调的二次浪潮形式——大规模生产、大众传播、工厂式教育、议会民主、民族国家——强加其上，而没有认识到，这些形式要行之有效，就要破坏传统的家庭婚姻习俗、宗教、文化。但三次浪潮文明却有许多特点与一次浪潮社会中存在的特点相似——分散的生产、适当的规模、可再生的能源、非城市化、在家工作、高水平的产消一致。这看来很象是辩证的循环。一次浪潮文明与三次浪潮文明这种奇怪的一致，因此有没有可能使今天的一次浪潮国家不先经过二次浪潮发展阶段而具有三次浪潮文明的特点？有些国家采用三次浪潮结构是不是比实行标准的工业化更容易？
书摘
董乐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