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性与人道主义问题曾经成了禁区。但是神封的大门一旦被实践推开，巨大的能量就会被释放出来，丰富的精神蕴藏就会在实践中焕发光彩。从物质生活到精神生活，所有社会实践的领域都将迸发着摧枯拉朽、震聋启聩的声响和火光，以此欢庆历史新时期的开端。这将是人的重新发现，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人的重新发现！
“你要宣扬人性吗？你要宣扬人道主义吗？”
是的，我要宣扬人性，我要宣扬人道主义。对生活在社会主义时代的中国人，不宣扬人性，难道要宣扬神性或兽性吗？不宣扬人道主义，难道要宣扬封建法西斯主义吗？
在新的历史时期里，我们应当恢复人在马克思主义中的地位，恢复马克思主义的真正人道主义的本质。我们应当严正指出，人性论并非“地主资产阶级”所独有的，无产阶级革命理论的创始人也有自己的人性论。这种人性论是建立在历史唯物主义基础上的，因而马克思主义人性论能够成为一门科学。按照马克思、恩格斯的观点，人同自然的关系，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人的意识和语言，都是由于人的需要才产生的。就是说人们需要生存，因而需要生产、交往、意识和语言，而这种种需要是由人性、即人与其它生物相区别的内在本性所决定的。所谓人性，就是人的肉体组织所决定的需要，以及人的肉体组织所提供的满足需要的主体条件(即功能)。由于人的肉体组织构造一般地说是相同的，所以人类有着以共同生理构成为基础的共同的人性需要，共同的人的本质力量——物质力量与精神力量，共同的感觉、认识、活动、创造规律，心理、情感和审美规律等等。这些大体上构成了可称之为“人性”、“人类本性”、“人的一般本性”的内容。没有这种人性，就没有人类历史。不承认这种客观存在的、第一性的、物质的人性，就不是历史唯物主义者。这些人的天然本性和秉赋，是随着人们社会生活实践的发展而发展起来的，在历史上呈现着不断改变的面貌，在阶级社会里还必然地受到阶级关系的制约，但是作为人的本性和秉赋，却是没有阶级性的，这也就是所谓“超阶级的人性”，相对意义上的“永恒人性”(说是相对意义上的，是因为存在着史前史，而且人类还将灭亡)。但是，只要人类尚存，人性就只会在历史中发展，却不会在历史上(在人类历史发展的任何阶段上)消灭。
马克思、恩格斯深刻论述了“有产阶级和无产阶级同是人的自我异化”问题，科学地分析了人性在历史发展中的演变，指出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中，人之所以成为资本家或无产者，是由不以人们意志为转移的既定的社会关系决定的。资产阶级唯利是图的根源，不能在资产者的“天性”中去寻找；同样，无产阶级也并非天造神设的人类的解放者，决定它负有这个历史使命的，是它的社会地位。阶级性绝非人性中所固有的，而是在一定的社会发展阶段上必然产生的。在阶级社会里，个性受着社会关系的制约，个人隶属于阶级，这是人性的不自由。同时，这只是社会发展特定阶段上的必然表现；而且，根据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这种现象必然要由无产阶级所消灭。无产阶级的历史使命就是消灭现代一切违反人性的生活条件，消灭阶级和私有制，争取全人类的解放，实现共产主义。而共产主义，就是“人的复归”。马克思说：“共产主义是私有财产即人的自我异化的积极的扬弃，因而是通过人并且为了人而对人的本质的真正占有；因此，它是向人自身、向社会的(即人的)人的复归，这种复归是完全的、自觉的而且保存了以往发展的全部财富的。”对人的阶级分析是马克思主义人性论的组成部分，马克思、恩格斯从对人的阶级分析中得出的科学结论，为人的解放、人性的解放、人类的解放找到了实践的力量，指明了光明的前景。
然而数十年来，我们未能深入研究马克思主义的人性论，在建立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的人性论方面无所作为。在下面这些观点的理解上，我们长期存在歧议，需要进一步进行探索：
第一个观点是，人性当然是有的，但是只有具体的人性，没有抽象的人性。
第二个观点是，在阶级社会里，只有带着阶级性的人性，而没有什么超阶级的人性。
在激烈的阶级搏斗和严酷的革命战争中，强调人性是带有阶级性的，这在理论上是正确的，在实践中是必要的。在阶级社会里，人性是不可能不带有阶级性的，阶级性作为人的社会属性之一，是人与人之间相区分的一种相对本质的属性。离开了阶级分析，就无法进行无产阶级革命。
说“人性当然是有的”，这句话在人类社会发展中的所有范畴里，即无论在无阶级社会里还是在阶级社会里，都是正确的，但是这里没有说明其适应的范畴。
接着是一个限定：“但是只有具体的人性，没有抽象的人性。”一方面，对于现实的人，人性总是具体的，不是抽象的。另一方面，寓于各个人身上的共同人性是可以由人的思维抽象出来的，因而经过科学思维抽象了的人性是有的。人性的具体性并不能否定共同人性的存在。如果用具体的人性否定这种共同的人性就不对了。
第二句话又是一个限定：“在阶级社会里，只有带着阶级性的人性，而没有什么超阶级的人性。”这里可以有一种正确的理解，已见前述，但还可以有另一种理解，即在阶级社会里，人性是没有的，只有具体的阶级性。这后一种理解是由“而没有什么超阶级的人性”所产生的。既然人性“带着”阶级性，人性与阶级性作为主体和宾体就不是同一的、相等的东西，即除去阶级性外，人性依然存在，或者说人性中还存在着非阶级的或所谓超阶级的内容，“而没有什么超阶级的人性”却可以把这部分人性内容完全否定掉。这样，阶级性就吞没了人性，取代了人性。人们常说的“没有超阶级的人性”是指在阶级社会里人性必然带有阶级性而言，而绝不是以此否认人性的客观存在，可是一经上述的解释，人性就不复存在了。
对第二句话所作的错误的理解，无意中为第一句话规定了范畴，即人性的存在只适于无阶级的社会，不适于阶级社会。这样，“当然是有的”那个人性，一经具体化，一经放进阶级社会，就变成当然没有的了。
当然，用一部分内容加一部分内容的关系来看待人性与阶级性的关系是不准确的。有的同志用共性与个性的关系来解释它似乎也很牵强。因为共性寓于个性之中，无个性即无共性，然而我们绝不能说没有阶级性就没有人性，而只能说没有各个人的个性就没有人的共性，而各个人的个性并不等于阶级性。如果要谈共性与个性的关系，只能是指人性(共性)与在一定历史发展阶段上具有阶级属性的人性(个性)的关系。阶级性绝非人的本性，而是人性在阶级社会里的必然变形。阶级性渗透到人性之中，造成人性的异化，两者的同一性有时还可以达到相当可惊的程度；同时，两者又处于矛盾对立之中，这种对立、冲突所能达到的程度，也同样足以令人惊心动魄。在不同的时间、地点、条件下，在不同的各个人身上，这种人性与阶级性的对立统一状态，呈现着非常复杂的情景。
比真理多走半步，便是谬误。如果从上述这些观点中引出这样一种否定人性的阶级性论，那就完全违背了马克思主义的人性论和阶级论，完全不符合人类生活的实际。否定了人性，就必然肯定了神性。这就是为什么造神者能够任意践踏人性，而把属于人的需要、力量和优良品格尽数剥夺过去奉送给神。这就是为什么这段话竟然能够成为现代造神运动的理论根据！而如果由此引伸出“我们主张无产阶级的人性”来，那么这里的“人性”其实就变成了“阶级性”的同义语。不错，地主资产阶级的一些代表“主张地主资产阶级的人性”，那是出于他们的阶级偏见。然而在这个问题上我们却不能跟他们“对着干”。无论在马克思、恩格斯那里，或是在资本统治下的实际生活中，无产阶级都并非美好人性的化身，而是“贫困”和“非人性”，是“人丧失了自己”，是必须加以消灭的。而无产阶级“不得不愤怒地反对这种违反人性的现象”从而消灭自己的要求，正是一种真正的人性要求。无产阶级的阶级要求与人性要求是统一的，而且只有无产阶级才能把这种统一坚持到底。无产阶级的消灭，就是无产阶级阶级性的消灭。在无产阶级和人民大众身上，往往体现着强烈的人性要求和动人的人性美，这些是应当主张的，也是永远不会泯灭的，但是作为阶级性——人性异化的表现，却是必将消灭的。
正是基于那种否定人性的阶级性论，姚文元才说什么，随着阶级的消灭，无产阶级并不消灭，无产阶级的阶级性也不消灭；非但不消灭，而且还要膨胀、扩展，让全人类都通过“思想改造”获得之；而且这种“无产阶级的人性”还将成为“未来全人类共同人性的基础”。但在马克思、恩格斯那里，共产主义是“人的复归”，因此未来共同人性的基础绝不会是某个阶级的阶级性，而只能是被姚文元消灭掉的那个人性。而且未来的共同人性是保存着人性在漫长的历史发展中的全部财富的，是全面的、自觉的、丰富多彩的。同“承认”马克思主义人道主义而不承认马克思主义人性论一样，说共同人性的基础是阶级性，这说法不能被认为是科学的。在姚文元看来，人道主义和共同人性可以建立在否定人性的阶级性论上。这种科学上的矛盾恰恰暴露了他的伪善。
只有阶级性而没有人性是说不通的，因为即使是在阶级社会 里，也不可能有超人的阶级性，阶级性总是特定的阶级关系赋予人的一种属性。这种属性随着阶级的消灭而消灭，而阶级性的消灭并不是人性的消灭，恰恰是人性自由的开端。如果人性在阶级社会里消失不见了，共产主义的人性是从什么地方跑出来的呢？
这种抽去了活生生的、现实的人性基础的超人的阶级性论，是阶级性的直线化和神化，是唯心主义，是形而上学。这就把纷繁复杂的生活和人性的丰富性简单化了，而且要消灭这种阶级性，就得消灭人的肉体存在，不消灭这种阶级性，就得维持阶级社会，无论怎样都不能把历史推向社会主义。况且这种阶级性既然成了先验的、命定的，就否定了人性改造的一切可能性和必要性。一些人无论怎样经受姚文元所说的那种“长期的劳动锻炼同阶级斗争的锻炼”，也仍获得不了那个神而又神的“无产阶级人性”即无产阶级阶级性；另一些人只要自命无产，就丝毫不需要改造自己。因此这样的“阶级性”已丧失了客观的准绳。
马克思、恩格斯一向把社会主义看作是共产主义的初级阶段。它既不是纯粹意义上的阶级社会，也不是纯粹意义上的无阶级社会。它是由前者向后者的过渡阶段，是阶级斗争逐渐减弱直至最后消灭，阶级性逐渐减弱直至最后消灭的历史过程，亦即人性逐渐解放直至人性自由的历史过程。在社会主义制度下，不能再是“与人奋斗，其乐无穷”，因为从基本的方面说来，社会主义愈来愈变得不是对人的斗争，而是改造人的斗争，是引导人们改造环境从而在这种实践中改造自己的斗争，因而也就是为了人的斗争。用“以阶级斗争为纲”取代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用阶级性取代人性，完全背离了社会主义的人道主义本质，是彻头彻尾的反社会主义理论。因此，这种否定人性的阶级性论在理论上是站不住脚的，在实践中在某一时期是简单化的，在某一时期又是极端危险的。实践已经证明，离开了社会主义人道主义，就没有社会主义；抛弃了社会主义人道主义，所谓“社会主义”只能是现代迷信和封建法西斯专政。
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都曾宣称自己的解放就是全人类的解放。恩格斯曾肯定一七八九年法国资产者的这种宣称当时对封建主义来说，“是一个无可辩驳的历史真理”，同时批判了资产阶级的这种宣称，它“很快就变成了一句纯粹是自作多情的空话而在革命斗争的火焰中烟消云散了”。是“一句自作多情的空话”，还是变为历史实践和历史现实，是资产阶级人道主义和马克思主义人道主义的根本区别。可是我们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烈火，却把马克思主义人道主义烧成了灰烬！姚文元所自作多情地“承认”的“无产阶级人道主义”，浑身上下都溅满了鲜血！
社会主义现代化的目的，是为了人，为了人的幸福。我们要在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中建立起比较合乎人性的环境，恢复社会主义人性的尊严。这种社会主义的人性，是人性历史发展的必然归宿，是保存着人性历史发展的全部丰富性的新型人性。这种人性既不需要剥削人，也不容忍受剥削，它要求在社会主义平等合作的人间关系中得到发展，通过充分发挥自己的肉体能力和精神能力来满足自己的需要，增进社会的幸福。这样，社会主义就是“人的复归”的开端，社会主义的人就是“新人类始祖”。
在私有制范围内，人的任何一种需要都迫使人作出牺牲，随着需要的增长，“把人束缚着的异己本质的王国也增长起来”；而在社会主义制度下，人性需要却是伟大的动力。一种需要的满足引起另一种需要，不断增长的需要为人们提出了更高的继续奋斗的目标，这种从物质到精神、从低级到高级、从贫乏到丰富的不断发展，将根治我们传统的欲望麻痹症，使人性不断充实、丰富和发展起来，造就出新型的社会主义的人性。马克思指出：“我们已经看到，人的需要的丰富性，也就是一种新的生产方式和一种新的生产对象，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具有什么样的意义。这就是人的本质力量的新的表现和人的存在的新的充实。”我们要确立社会主义人性，就不要害怕人性需要，而且要解放人性需要，为人的需要的丰富性而斗争。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过程，就是人性恢复的过程，是具有崇高价值的社会主义人性成长的过程，是社会主义人道主义取得胜利的过程。我相信，与之相反的现代化是不可能实现的；而这样的现代化即使实现了，也不会是社会主义的现代化。
三十年来，历史转了一个圆圈。然而经过否定之否定的过程，我们并未回到原来的地方，而是站在一个更高的起点上。新的生活就从这里开始了。我们曾经把尊敬、热爱、信任和崇仰无限止地奉献给神，现在，是偿还给人的时候了。社会主义人生的价值，社会主义人性的丰富性和崇高性，将使人们不断地重新确定和提高自己追求的水准，实现祖国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崇高使命，必然造就出亿万社会主义新人。
马克思曾说：“宗教的批判使人摆脱了幻想，使人能够作为摆脱了幻想、具有理性的人来思想、来行动，来建立自己的现实性；使他能够围绕着自身和自己现实的太阳旋转。宗教只是幻想的太阳，当人还没有开始围绕自己旋转以前，它总是围绕着人而旋转。”
神的太阳落下去了，人的太阳必然升起。神的太阳是靠人升起的，而人的太阳的升起却不能靠神力。要创造这真正壮丽的日出，全靠我们自己。让我们摆脱幻想，行动起来，以真诚的热情投入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吧！阳光将照耀着我们的前程，新的雁阵，将
把这大写的“人”字——
写上那万里长空！(贺敬之《雷锋之歌》)
李以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