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见董鼎山时，心中不无惴惴。因为自己的英语，恰如一本小说中描写过的那样，“象得了感冒的鼻子一样欠通”。他旅美三、四十年，要是不大会说中文，该怎么办？不料他的中文不只说得清新流利(同他写的文章一样)，而且满口宁波乡音，真使我这个也爱说宁波话的喜出望外。
屋里有两个人说宁波话，凡在江浙住过的人不难想见其热烈和活跃。起初，当然还互称“先生”，说不几句，老董就直呼我名，后来，相约大家不要“先生”这个挺麻烦的捞什子了。开始我惊讶这位初次见面的朋友的直爽，最后到底被他的爽朗明快征服了。
人民文学出版社的屠岸也来到我的房里，彼此无拘无束地谈着。老屠与老董都是四十年代在上海做过文化工作的，自然就谈到当时亲历的往事，虽然过去他们并不认识。余生也晚，没有参与谈论这些文坛经历的资格，不过由此却了解了董鼎山的过去：
董鼎山一九二二年出生在浙江宁波，从小就喜爱文艺。抗战后到上海读中学，就开始用“坚卫”的笔名在钱君<SPS=0104>主编的《文艺新地》上写散文。后来继续在柯灵和芦焚(师陀)编辑的一些报纸副刊如《世纪风》、《浅草》、《草原》上写散文。
日本投降后，董鼎山正好从上海圣约翰大学英国文学系毕业，就开始在上海一些报纸当记者和编辑。这时，他同进步文化界人士如冯亦代、吴祖光、丁聪、徐迟、何为等开始结识，直到一九四七年来美留学。
董鼎山近年在文章中屡次欢呼：“世界太小”，用这句外国谚语来说明自己在中国、美国遇见熟朋友时的喜悦心情。从这里也可以知道，他过去在国内文坛认识的人是很多的。几十年里，老朋友、旧相识都隔膜了。我想在那中美隔绝、音闻不通的年代，董鼎山一定是在不断慨叹：“世界太大”！
老董邀我去他家里晚餐，便道又去卞之琳、冯亦代住的旅馆把他们一起接去，外加一位美国诗人罗伯特·潘因(他有个中国名字叫白英)。在董家，中外诗人、作家畅叙一堂，他们用英语谈话，我虽能勉强听懂大意而无法置一辞。老董怕我发窘，便不时地又同我用乡谈攀扯起来。他告诉我近几年多次回国的情况：一九七八年他回到了阔别三十一年的祖国，见到了兄弟、师友，看到了打倒“四人帮”以后祖国的新面貌。他欣喜无已，一连给美联社特稿辛迪加写了七篇访华印象，后来又为《纽约时报》《洛杉矶时报》特稿辛迪加写过一些访华观感。使他高兴的是，国内报刊译载了他的不少文章，反响很好。特别是，一些老相识都因而同他恢复了联系，互叙多年阔别之情。上海的老报人唐云旌读文后在香港《大公报》写诗寄意，尤其使他感动。
以后，董鼎山又随美国《滑雪》杂志主编来祖国东北滑雪场地访问。他给我看许多在塞北照的相，述说当时的见闻。这次，他也给美国报刊写了不少报道。与过去不同的是，他在报道中除去描述了祖国边陲的风光和新气象外，还批评了某些工作人员的官僚主义。这些报道国内报刊也译载了。读了这些文章，使人感到他不仅对祖国有深切的眷恋之情，而且还有强烈的责任感：他不是只想当一个旁观的朋友。
董鼎山谈起《读书》杂志，更加兴高采烈。他说，自己不仅为《读书》长期撰稿，而且在国外写文章介绍这份杂志。他给我看美中友协会刊上他写的有关文章；香港《大公报》更是多次发表他关于《读书》的印象。我们在同海外出版界人士接触中，发现知道《读书》的人不少，我看，这同董鼎山的介绍是分不开的。
老董在美国是学新闻学和图书馆学的，在纽约市立大学市立学院图书馆工作多年，曾经负责东方部的工作，因此，对于国外出版界、读书界的情况，非常熟悉。他在《读书》发表的《纽约通讯》，迷人之处怕即在此。他问我，中国读者对这些通讯有什么意见。我说，对美国你是熟的，但是对中国，尤其是十年浩劫期间的所作所为，恐怕还不全部了解。你在一篇文章中把中国的十年浩劫与美国的麦卡锡时期相提并论，有些读者来信表示异议。虽然中国读者不太了解美国这一时期的全部情况，但总觉得中国十年浩劫期间损失之大，要超过麦卡锡时期。老董接受这个意见。事实上是很难要求一个不在中国的人完全体会到十年浩劫的一切灾难的。那天吃饭时，冯亦代同老诗人潘因谈起十年浩劫，这位老诗人每听到“四人帮”的一个罪行，总要天真地问一个“Why？”我想，他恐怕也觉得难以理解新中国为什么会有这类颠倒是非的事。
我不是特地采访老董去的，既未笔记，又没专门提问。回到北京以后，看到不少读者给《读书》的来信，表示爱读《纽约通讯》，并要求介绍董鼎山的情况。为供读者参考，爰为小记。
昌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