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纽约一个鸡尾酒会中，我向美国作家伯纳·马拉默德(Bernard Malamud)说：“你的短篇小说《魔桶》的中国读者要比美国读者还多。”
他惊诧地向我表示疑问，好象觉得这话难以置信。《魔桶》被收入于一九七九年上海译文出版社的《美国短篇小说选》中，这本书的销路较美国一般的短篇小说集为大。
这是中美两国读者与出版界之间的不同。我不知是不是可以这么说：中国读者喜爱短篇小说；美国读者喜爱长篇小说。一般以赚钱为目的的美国出版界不大愿意出版作家(除非是名作家如约翰·契弗〔John Cheever〕之类)的短篇小说集。一本情节曲折的长篇小说很快的可以挤入畅销书之林，一本短篇小说集就很困难。但是短篇小说在中国却很风行。销路最大、每期超过百万份的杂志《小说月报》就是一个例子。马拉默德不信这样的一份小说杂志在美国会有很大销路。听我解释了后，才半开玩笑地说：“所有短篇小说作家都应该搬到中国去居住。”
美国出版商很少有将短篇小说收集出版的。即使出版长篇小说，他们也将注意力集中于有成为畅销书可能的作品上。近年来平装本书商的大量推销的作法，更使出版事业趋于畸形的发展。二十年前，一本获得好评的精装本短篇小说集，如果能销它五千本至一万五千本已经算是不错，可以再转售给平装本出版公司，额外再得五千至五万元版税。但是在今日，出版商不要短篇小说集，认为它不但不能赚钱，而且反要亏本。
当然也有例外。名作家如约翰·契弗的短篇小说集精装本去年已售了十二万本，平装本尚在畅销中。艾萨克·辛格(Issac Singer) 的短篇小说集《旧恋》(Old Love)共销了四万本。约翰·厄普代克(John Updike)的短篇小说集《难题与其他故事》(Problems And Other Stories)共销了二万八千本。南方女作家尤多拉·韦尔蒂(Eudora Welty)最近出版的短篇小说集也可望销数万本。但一般而言，通常作家的短篇小说集如果能销五、六千本，已经算是很不错了。
短篇小说在杂志方面的出路也不很好。能够付几百元稿费的商业性的杂志只有七八个愿登载短篇小说。美国每年所发表的短篇小说全部不过二千篇，多是登在全国七百五十个非商业性的季刊上。这类季刊多是大学英文系或性喜文学的私人出版，经费拮据，给稿费的很少。但青年作家认为能够发表已很幸运。这些季刊虽然销路极小，但相当受到文学代理人的注意，目的是在希望发现一些新的写作天才。当然，每年二千篇短篇小说的数目也不算大。这些还是在数十万篇的投稿中精选出来的。
美国的短篇小说历史不过一百四十年。霍桑于一八四二年出版了《重述的故事》(Twice Told Tales)后，爱伦·坡著文评论，首次给美国的短篇故事下了一个定义。短篇小说的“黄金时代”起始于一九二○年，直到一九五五年。这三十余年间是短篇小说最吃香的期间。一九二八年时，司各特·费兹杰拉德替《星期六晚邮》写了一个短篇，稿费达四千元。即使在四十余年后的现在，这稿费之高，也是惊人的。不过费兹杰拉德当时是美国最享盛名的作家。
在那所谓“黄金时代”中，发表短篇小说的杂志也不少，除了《星期六晚邮》外，著名的还有《考利亚氏》(Coller’s)及《小说杂志》(Story Magazine)等。当时短篇小说出路多，稿费高，文学代理人甚至可以靠推销短篇小说而赚钱为生。但这个好景于二十五年前转变，主要原因有二个：(一)电视的兴起使原来依靠阅读短篇小说作消遣的小市民，将兴趣转移到电视机上，因而引起登载短篇小说杂志的停刊。(二)平装本出版商的兴起，把出版与写作事业完全商业化，将出版重心转移于情节曲折的长篇小说。文学代理人既无利可图，便不愿推销短篇小说。
在目前，拥有庞大销路的期刊中，只有《纽约人》还是经常地大量发表短篇小说。不过《纽约人》所登载的多是比较严肃认真的作品，自成体统——所谓“《纽约人》作风”(请参阅一九八○年三月本刊拙作)。这些小说不一定有情节，但是性格刻划细致，文笔优美，有的好象是抒情散文，有的仅是一些生活的片断，故事没有结尾，严格而言，不能算是短篇小说。初出茅庐的作家都要向《纽约人》投稿，希望能在这个杂志上出现，可以身价百倍，因为出版商与文学代理人往往在《纽约人》中发掘新的写作天才。每年出版一本的《奥·亨利奖短篇小说选》编者威廉·亚伯拉罕(William Abrahams)也说：“《纽约人》每周一期，每年可发表一百余篇短篇小说……这些作品历年来水准极高，常常得奖。”
《纽约人》因为是周刊，所以可较其他全国性的杂志多多发表短篇小说。《大西洋月刊》每年约发表二十四篇，妇女刊物《红书》(Red Book)月刊每年约发表四十五篇，其他杂志所发表的也不多。在《纽约人》登载的作品，先要经过该刊编辑部同人的选择与同意。这些作品在发表时往往已失去原来面目，因为《纽约人》的编辑方针是出名的严格，编辑们往往改写文章，删除不妥的字句，目的是在使每句话的意义非常明晰，达到《纽约人》的高度水准。
《纽约人》极受梦想成名的年轻无名作家们的崇拜。它每年所收到的短篇小说投稿有五万余篇。编辑们把这些稿件称为“废品堆”(slush file)，选不出好货色，至多每年挑出五篇。这些外来的投稿，往往文句幼稚，好象硬要模仿所谓“《纽约人》作风”。实际上在《纽约人》发表的短篇小说，多是文学代理人或编辑们自己推荐的；它们的作者不是成名的便是成熟的。
美国一般杂志，很少接受外来的投稿。无名作家能够经由自己投稿而获发表，是一件很不寻常的事。因财政拮据而几乎被迫停刊的《哈泼斯》(Harper’s)月刊近来已不大发表短篇小说。但是《大西洋月刊》却每期仍发表二三篇，稿费是每篇七百五十元至一千五百元。《大西洋月刊》的特点是诚意发掘新人。某次有一个名叫詹姆斯·麦克弗逊(James Mcpherson)的哈佛大学三年级生黑人青年，带了三篇短篇小说稿贸然跑进编辑部。编辑人员将他的稿件收下来，挑选了二篇发表。对一个青年作家说来，这类幸事是很难得发生的。但麦克弗逊确有写作才能。他的短篇小说集曾于一九七八年获得普利策奖金。短篇小说作家能得到这个美国文艺界的重要奖金，实是一件罕事。
《红书》月刊虽是一本妇女杂志，近年来也在着重于刊登严肃认真的短篇小说。由于销路大，它的稿费也较多，每篇约一千至二千元。(一九四○年短篇小说风行之时，《红书》曾出一万五千元高价购买一篇短篇小说。那时的一万五千元，等于目前的四、五万元。)美国妇女杂志众多，但是因为要迎合时尚，内容都逐渐地倾向于女权的宣扬；性自由；或时装、家务、装饰、家俱、烹调一类的主题，经常登载短篇小说的很少，仅剩《红书》一家。
短篇小说在商业化刊物中的出路既这么小，便不得不在所谓“小杂志”(Little Magazines)中打天下。这些杂志多半是季刊，有的是由大学英文系出版，有的是由爱好文学的个人出版。“小杂志”有下列这几个特点：(一)销路小，最多不过数千份。(二)因为销路小，难得有广告生意，因此经济拮据，稿费极低，多数不给稿费，以赠杂志为酬。(三)文学水准却相当高，因为不是商业性，所载内容不必迎合读者大众化的口味。可是这些杂志的投稿者仍很多；这可以证明抱有发表欲的大有人在。很多业余作家，目的不是在赚稿费。能够发表，已很觉满意。
创作短篇小说是一种自成体统的艺术。一般作家都希望经由短篇小说的发表，受到出版界的注意，进而转入长篇创作，而走上金钱名誉上的成功之路。但是美国有一批专意于短篇小说创作的作家，情愿经受清苦的生活，而不愿放弃这个艺术。这类可敬可佩的真正艺术家的数目却不多。
一篇真正伟大的短篇小说，好象一首好诗，字数虽少，但情绪紧凑，能一下子给予读者一个感情上的冲动。这种经验很难在阅读长篇小说时感受到。精于这类艺术的短篇小说作家往往默默无闻，因为他们不愿商业化，也不愿写长篇小说。正如一个名叫安德烈·杜勃斯(Andre Dubus)的短篇小说作家所说：“人们的生活并不是一部长篇小说，而是一连串的短篇小说。”杜勃斯是美国当代的一个典型的短篇小说艺术家：他专心于这个艺术，但他不能靠此为生；他所写的不一定能发表，但他仍继续不断的有灵感写作。这类作家就象清苦的画家，虽然不一定卖画换钱，但仍专心致志地绘画。
杜勃斯年已四十四岁，自幼即喜爱短篇小说创作，虽已发表了多篇，但在一般读书界还是默默无闻。他靠教书为生，虽然没有受过正式大学教育，由于写作才能，被聘在一个大学中讲授文学创作。说来令人难以置信；他的出身是海军陆战队，在军营中夜里偷偷地学习写作。入伍四年后，正在他可以升为军官之时，他的一篇短篇小说突然在一个“小杂志”《斯温尼评论》(Sewanee Review)发表。他立即退伍而要专心写作。那是一九六四年。《斯温尼评论》是一个较有声望的文学季刊，销路四千份。杜勃斯那篇小说的稿费是一百二十五元，但他情愿放弃军官之职。
十六年以来，杜勃斯一共已曾发表了三十五篇短篇小说，其中三篇竟能登载于《纽约人》。他的一篇名叫《棒球投手》(The Pitcher)的小说获得一九八○年度的奥·亨利奖。他共已出版了三本短篇小说集，但销路不大。过去五年来，他每年平均靠写作的收入不过一千元，根本无以为生。但他极爱短篇小说的创作艺术。
杜勃斯认为短篇小说是一个很好的创作形式。他说发表短篇小说虽然不能赚钱，但可以给予作家一种自满感。短篇小说家应该与诗人并列，不应与长篇小说家并列。他说他虽不能成名，可是如果能有五十篇发表在季刊上的小说留传后世，他在临死时也就心满意足了。
另一个短篇小说作家琪恩·安·菲利浦斯(Jayne Ann Phillips)，去年出版了一本名《黑票》(The Black Tickets)的短篇小说集，突然引起文学与出版界人士的注意。菲利浦斯年二十八岁，性喜文学，曾旅行全国，靠了在餐馆中当女侍者为生，一面专心于写诗与短篇小说。她的作品也多半在“小杂志”发表。可是《黑票》的成功，也是一件罕事。
另一个青年作家马克·海尔普林(Mark Helprin)的运气却好得多了。这个小伙子的第一篇短篇小说就是在求之不得的《纽约人》发表的，十一年前他年仅二十一岁，显然富有天才。他的才能是多方面的。他善于交际辞令，自己挑选出版商。他的短篇小说集《埃立斯岛及其他故事》要到一九八一年一月才出版，可是在出版以前他已赚了一些预付的稿费与版税，共达八万五千元。在短篇小说作家生涯中，他的幸运际遇是一件极为非常的罕事。
认真的短篇小说作家都是穷苦的艺术家。举纽约作家弗莱德·怀兹金(Fred Waitzkin)为例。他写作短篇小说已有十一年，不顾有希望发表与否，他每天必要写作数小时。他的创作速度缓慢，态度谨慎，每年仅能完成四篇，主题都是有关死亡、疾病、消逝的瞬间之类，因此很难找到读者。他的作品也都是在“小杂志”中发表。这类认真的艺术家化了很多时间于不能卖钱的创作上，又如何为生呢？他有时教书，有时在餐馆工作，有时由他妻子供养。怀兹金说，他如果每天能创作一些，便觉那天没有浪费，不然他会觉得人生毫无意义。我们在论到美国出版界与文学界时，不要忘记美国的写作生涯并不都是畅销书或巨额的金钱报酬。
谈到美国的小说情况，无论是长篇或短篇，我们不得不想到美国小说的现实主义的传统。这种现实主义于二十年代及三十年代在海明威与费兹杰拉德的作品中成熟，历年来一向受美国新起作家的推崇。例如，一九八○年度的《奥·亨利奖短篇小说选》中的二十二篇小说，几乎全部都可说是“现实主义的”。令人奇怪的是美国短篇小说的作风，已与国际文学界的风行时尚脱节。当代极受国际重视的作家如意大利的意大洛·卡尔维诺(Italo Calvino)，哥伦比亚的加勃里尔·加西亚·马桂兹(Gabriel Garcia Marquez)，及阿根廷的乔治·路易·波吉斯(Jorge Luis Borges，西班牙语发音应是荷哈·路斯·波哈斯)等的作品都是超现实主义(Surrealistic)的作风，题材奇特，作者的想象力远飞高扬，造成一种梦幻似的故事境界。(这类作品才是真正有文学价值的“科幻小说”！)美国短篇小说的企图仅是吸引读者；但这类国际作家的作品是向读者挑战，内容出奇制胜，有时使读者难以招架，结果便是一种不寻常的读书经验。
对于创作上新形式的尝试，美国为何这样落后呢？主要当然是因为商业化的出版界不感兴趣，不加鼓励。而南美与欧洲出版界的愿意出版这些作品，也无非是因为这些作家已享盛名，作品容易推销。
相反而言，美国大作家如诺曼·梅勒、杜鲁门·卡波地等的作品不但倾向于现实主义，而且所谓“非虚构小说”实际上已经成为写实的报告文学。卡波地自夸他的“非虚构小说”是创作上一种“新艺术形式”。其实这形式并没有“尝试”性，有何新颖可言？
出版商既不敢冒险刊印尝试性的作品，有勇气作尝试的美国作家便值得一提。汤麦斯·品钦(Thomas Pychon)是一个。唐纳·巴塞尔姆(Donald Barthelme)是另一个。巴塞尔姆在《纽约人》所发表的短篇小说，最近收集出了平装本，名《伟大的日子》(Great Days)。这些故事以讽刺性的寓言方式出现，读者不一定会欣赏，但是作风新颖，异于平常的短篇小说。
另一个常在《纽约人》发表的青年女作家安·蓓蒂(Ann Beattie)最近也出了一本平装本的短篇小说集《秘密与惊奇》(Secrets And Surprises)。她自认曾受巴塞尔姆的影响，称巴是美国当代最伟大的短篇小说家。可是巴塞尔姆经常在《纽约人》发表已达二十年，你还能说他仍在“尝试”吗？
当代世界最伟大的短篇小说作家之一诺贝尔文学奖金获得者艾萨克·辛格，说美国短篇小说界今日似无果戈理、契诃夫、莫泊桑这类的大师。约翰·厄普代克却作辩护说，作家们既不能靠写短篇小说为生，又如何能产生福克纳、费兹杰拉德一类的名家？但他仍以为当代美国无名短篇小说家中一定藏有不少天才。乔哀斯·卡洛尔·奥茨(Joyce Carol Oates)也在《一九七九年度美国最佳短篇小说选》的序言中表示同感：“虽然有人已对短篇小说表示绝望，其实作者之多，作品之佳，为我们历史上所未有。”
辛格相信短篇小说的创作形式对初学写作者特别具有吸引力。但他向青年作者们警告说：不要以为短便容易；其实在文学创作的各种形式中，短篇小说最难以学好，不如写长篇小说。作者必须在短短几页中介绍令人可信的性格，叙述令人可信的故事。辛格指出：丰富的生活经验及写作天才乃是两个必要因素。
至于短篇小说作为一个艺术形式的前途呢？辛格很是乐观。他说：“短篇小说有它自己的法则，它必能不顾一时的风气和环境，而凌驾超脱于文学事业之上。”
一九八○年十二月七日于纽约
纽约通讯
董鼎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