雅克·珀歇的一生颇为复杂，他支持过一七八九年的法国大革命，还受到过拿破仑的赏识和重用。波旁王朝复辟后，他投靠了保皇党，作了十多年的巴黎警察局档案保管员。他研究过文学、医学和法学，但他受到世人的注意却是他的经济学著作，尤其是他的《商业地位》和《法国统计学》。他的《回忆录》的全名是《摘自巴黎警察局档案的回忆录》，这是他根据档案材料和他多年从事警察局的工作经验撰写的。按照珀歇生前的意愿，他的《回忆录》是在他去世后于一八三八年出版的。
据珀歇的统计，从一八一七至一八二四这七年里，单是在巴黎一地就发生了2，808起自杀事件(马克思指出：“数字实际上要大得多”；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第316页)。倘以一八二四年的巴黎为例，自杀的有371人，除未遂者外，致死的就达246人。自杀的原因不一，如：“恋爱、家庭的争吵和苦恼；疾病、厌世、精神脆弱；恶劣行为、赌博、抽彩落空、害怕遭到谴责和惩罚；贫困、饥馑、丧失地位、停止工作”(同上引)等等。珀歇不同意女作家安·路·热·斯塔尔夫人的分析，她认为自杀是一种反常的行为。珀歇指出，“许多自杀现象的出现倒是由于我们社会的性质”。对于这个社会的性质，珀歇还进一步加以强调说：“一个人生活在千百万人之中竞感到极端孤独，一个人竟能被不可动摇的自杀念头所征服而无人察觉，像这样的社会实际上是个什么东西呢？这种社会不是个社会，正如卢梭所说，它是野兽栖身的荒漠”(上引书，第304、305页，着重号均是马克思加的)。在这一点上，珀歇的看法较之斯塔尔夫人要深刻得多，因为他不是在自杀者身上去寻找原因。
正是基于这一点，马克思对于珀歇的《回忆录》给予了很高的评价。他说：“法国人对社会的批判，至少部分地具有很大的优点：它不仅在各个阶级的关系上，而且在当前交往的一切范围和形式上，指出了现代生活的矛盾和反常现象，同时对它们的论述既有直接生活的激情，又有视野广阔的见解，既有世俗的细腻刻划，又有大胆的独创之见，象这样的论述在任何其他国家是找也找不到的……我从雅克·珀歇《摘自巴黎警察局档案的回忆录》一书中作了一些关于‘自杀’的摘录作为这种法国批判的范例……”(上引书，第300页)。
珀歇想以“改造我们这个社会”来防止层出不穷的自杀现象，从而把“这个社会”“推向一个更高阶段”。马克思则根据珀歇书中所援引的事例得出了完全不同的结论：“彻底改革现存的社会制度”(上引书，第306页)。我们从这里可以清楚地看到，马克思的这个光辉的思想，还在他和恩格斯共同起草的《共产党宣言》问世之前三年就已经毫不含糊地表达出来了。
自杀不仅仅是一种社会现象，而且还是对产生这种现象的社会本身的一种批判方式，珀歇在他的《回忆录》里颇为深刻地指出：“……自杀只是普遍的、不断以新的形式出现的社会斗争的一千零一种征兆中的一种”(着重号是马克思加的)。法国人对他们那个社会的批判性的论述，马克思说，不光在那些“社会主义”作家身上能够找到，“而且在每一个文学领域特别是小说文学和回忆文学的作家那里也能够找到”(上引书，第300页)。
珀歇在他的《回忆录》里揭露的还是波旁王朝复辟时期法国社会的状况，他去世之后，法国社会进入了路易·菲力浦统治的七月王朝时期。在这个时期，法国社会的自杀事件不仅没有减少，反而有增无已。因此引起了整个社会，尤其是文学家的普遍重视和忧虑。下面的例子就可以作为上文所引马克思那句话的佐证：
一八三二年，法国作家塞尔万·德·苏尼(Servan de Sugny)就出版了《自杀》一书，副标题是：《一本富于时代精神的小说和讽刺》。次年，即一八三三年，巴尔扎克的友人查理·拉萨伊(CharIesLassailly)又以《我的同时代人特里阿尔弗自杀前的所作所为》(Lesroueries de Trialphe，notre con－temporain arant son suicide)为题，送给法国公众一本谈论自杀的书。同年，巴尔扎克的另一至好费利克斯·达文则把他的北法风习集冠以《一件自杀案的始末》(Histoired’un suicide)的书名付梓问世。最令人感到有趣的是贝特律·包雷尔(Petrus Borel)的《尚帕维尔，伤风败俗的故事》(Champavert，contesimmoraux)。作者借他笔下的主人公巴塞罗的嘴用讽刺的口吻说道：“这些年，自杀已经成了我们的世风，极为盛行。”巴塞罗甚至建议议会向自杀者征收自杀税，因为他们除了给国家增加了开支外，没有带来任何一点好处。
法国著名的浪漫派诗人贝朗瑞(P.F.Béranger)在一八三四年的一封信里写道：自杀“成了真正的流行病，京城的报纸上天天都充斥着有关自杀的新闻报道。我不知道布列塔尼是否也盛行这种可怕的嗜好？这是可诅咒的文明造成的后果，而我们的农民就还没有落到这种地步。”同年九月，贝朗瑞的长诗《自杀》(Le Suicide)就以单行本问世。这首诗是以法国的两个诗人即维克多·艾库斯和奥古斯特·莱布拉兹的自杀作题材的。这两个诗人都是因他们的剧本遭到失败而自杀的。布尔维(H.Bulwer)在他一八三四年出版的《法国的社会、政治和文学》(La France sociale，poli－tique et littéraire)一书里，就把自杀现象视为当时法国社会的一个典型特征。
司汤达在一八三五年二月二十七日的一则日记里写道：“没有什么东西比得上自杀事件那样能刺伤这个低能政府(按：指路易·菲力浦的政府——引者)的虚荣心了，〔这就是说，人们实在〕“找不到它有一丝一毫的好处。为了给一个自戕的有才能的人提供一个适当的情节，就须得象塔索(按：指法国唯心主义哲学家、康德的信徒约·塔索，他曾把自杀行为说成是一种“富于反叛的精神”——引者)所作的那样，可以去写一出正剧。在这出正剧里主人公的自杀，就源于他不会搞邪门歪道，因而陷入了无以为生的绝境。”就在司汤达写这则日记的时候，乔治·桑正在贫困中挣扎，她就曾一度蒙上了自杀的念头。
“空气中充斥着自杀和决斗”，巴尔扎克在给他未来的妻子韩斯卡的一封信里不胜感叹地说。这时，一些剧作家就把描写主人公自杀的剧本纷纷搬上舞台，在一八三五年，除了柳比兹和克洛塞的轻松喜剧《自杀之途》外，最为轰动的要数维尼(A.de Vigny)的《沙迪东》一剧。维尼在他一八三五年二月十二日的日记里说：“人们也体验到了我所描绘的那种痛苦。”著名诗人、作家缪塞还为这出戏写了一首十四行诗。当时法国的舆论界曾围绕维尼的这个剧本及其演出展开了一场十分热烈的辩论。剧本中的这段台词引起了人们极大的兴趣，剧中的一个教友会会员说：这是“在热情天真和初出茅庐的青年人中间特别流行的一种可怕的病症。他们踏入社会时，把一切都想得十分公正和美好，岂知处处碰到的却是这个乌烟瘴气的社会的不公和丑行。这种病就是轻生恋死，于是自杀成了一种顽症。”有的人说维尼借这段台词在宣扬自杀，也有的说维尼的剧本切中了时弊。维尼自己回答说：“有些人不知为什么就是不愿承认这是政府的罪过，他们根本不去考虑他们这种不以为意的态度，使社会作出了怎样的牺牲。”
在维尼的剧本搬上舞台的第二年，即一八三六年，曾为“四月阴谋案”辩护过的律师安·伊别尔蒂(André Imberdis)的《自杀者的最后的一天》和莫翁主教的《关于自杀的谈话》就相继问世了。巴尔扎克比较同意维尼的看法，把自杀视为他那个社会的一种典型现象，但却不能接受奚翁主教的说教。他不仅著文与主教进行辩论，而且还在《幻灭》和《交际花盛衰记》两部长篇小说里，用主人公吕西安的自杀淋漓尽致地写出了人心的不古和社会的不义。
到一八三七年，自杀现象在法国已由城市蔓延到了农村，司汤达说：“那班靠损人利己获得一官半职的人就意识不到，他们其实就是他们所治理的这个幸福国家里的不幸的人。”两年之后，自杀事件在法国更是不断发生，统计表上的箭头直线上升。福楼拜不胜感叹地说：“在每一个角落，每一幢房子里，只要那里存在着贫困、自尊和厌世，都可以听到自杀者的枪声。”
珀歇的《回忆录》是在他身后七年由出版家勒瓦瑟尔出版的，有如上述，当时正是法国社会上的自杀浪潮一浪高过一浪的时候，所以它引起了读书界的注意。马克思的书评是在珀歇的《回忆录》问世八年之后发表的，时菲力浦的七月王朝已经日薄西山，奄奄一息。法国的资本主义制度虽然还处于发展时期，但已面临严重的挑战。社会向两极分化，财富向一极集中。强者锦衣美食，日掷万金；弱者朝不虑夕，命薄如纸。空想社会主义者傅立叶的门徒拉维尔丹等人想当然地开出了一张张缓和社会矛盾的济世处方，但因无人问津而徒呼奈何。风华正茂的马克思，突破了黑格尔和费尔巴哈的哲学思想的藩篱，粉碎了空想社会主义者的种种不切实际的幻想，从研究以生产资料私有制为基础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入手，展开了对形形色色封建主义的、基督教的、空想的、小资产阶级的社会主义思潮的批判，发出了“彻底改革现存的社会制度”的革命呼声，并且发现了唯有新兴的无产者才是继往开来的新的历史的创造者的真理。马克思的《珀歇论自杀》这篇书评，除去摘录还不到二千字(按汉译文计算)，但他的历史唯物主义的核心思想就已经跃然纸上，一新世人的耳目了。
八○年十月卅一日夜
读书小札
程代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