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在《险过中俄边境》一节中说：任弼时同志由湖南到上海后，“他用很短的时间学会了俄文”，离开海参崴前往伯力的途中，一伙白匪士兵把任弼时推进一间房子，有个当官的当场命令士兵对他进行搜查，任弼时用俄文说：“很遗憾！在我身上找油水，和找鼠疫一样困难！”接着，还用俄文说了“别害怕，没有鼠疫菌，这是我的全部东西”，等等。在《在十月革命的故乡》一节中，又说，任弼时“为了迅速精通俄文，……不久，他就能直接通过俄文听教师讲课和阅读报刊书籍。但据调查，一九二○年八月，在上海共产主义小组领导下，成立了社会主义青年团。团组织创办了一所“外国语学校”传授俄文。输送革命青年到苏俄学习，为党培养干部。刘士奇(少奇)、罗觉(亦农)、傅大庆、李启汉(森)、任弼时、肖劲光、曹靖华、韦素园、蒋光赤(慈)、马念一(哲民)、许之祯等二十余人先后来到上海霞飞路铭德里六号，他们既是社会主义青年团第一批团员，也是外国语学校的学员。陈望道的家当时也住在这里。学校的负责人是陈望道、李汉俊。俄文教师是第三国际代表魏金斯基(化名吴廷康)的翻译员杨明斋同志。团组织的负责人是俞秀松。在外国语学校学习不到三个月的时间，就启程前往苏俄。那时学员俄文水平都很低，只能应付眼底下的几句话。吴葆萼同志一九七九年十二月初对我说：“大家为语言不通吃尽了苦头。在临去的路上，只有曹靖华还能讲点，半通不通。在莫斯科东方大学学习初期，校方派‘中国班’学生扛枪保护面包工厂，因为语言不通，受死了罪！”当我将《任弼时》书中任弼时和白匪军官对话的一段读给吴葆萼同志听时，他说：“这是现在写书的人想出来的！我们在东方大学头一年，上课听不懂，才请《晨报》记者瞿秋白来教我们俄文，并在课堂上兼当翻译。”
二、在《险过中俄边境》一节里说：“一九二一年春的一个下午，他们带着简单的行李来到吴淞港码头，登上一艘从上海开往海参崴的日本客轮，踏上了茫茫征途。……为了安全，组织上把十几个青年分成若干组，并规定互相之间装成不认识。和任弼时编成一组的是老同学肖劲光。肖劲光装成缝纫工人，而任弼时则装成理发匠，手提一个理发工具包。”但据调查，刘少奇、任弼时、蒋光慈、曹靖华、肖劲光和吴葆萼六个人一道，从吴淞港码头乘去日本长崎的轮船。当时正是春暖花开的季节。已经穿单衣服了。老师劝他们带着棉衣，他们一个人也不听，心想天下还不都是这样暖。谁知一到海参崴，冰天雪地，六个人冻得走不出来。临出国前，社会主义青年团组织给他们写有介绍信，是陈望道、李汉俊、马林写的。对外来讲，组织上帮助搞了一个做生意的护照。他们在长崎住了一个星期左右，就往海参崴。在海参崴住在中国街的一家旅馆里。因曹靖华是河南省人，能讲一口普通话，大家推举他带队。当时，海参崴正闹黑死病(瘟疫)，街上禁止行人，门紧闭着。第三国际驻那里的一个机关，不但接待了他们，还帮他们购买火车票。那里，战争还在进行，内战炮声隆隆传来。能见到的大部分是日本军队。俄国军队有白党和红党。在去乌苏里的火车上，遇到红党与白党交火。六个人都没有打过仗，吓得扒在火车底下；从乌苏里到伯力的火车上，遇到了赤卫军，赤卫军对他们进行检查，说他们是日本人，要在前面一站全部枪毙。几个人吓得都呆了。曹靖华胆量大，就用半通不通的俄文进行交涉，赤卫军头目让他们把衣服脱光。在灯光下从衣服里照出了组织介绍信。赤卫军一看，一面喊“товарищ！”(同志)，一面将他们安排到头等车厢去住。原前几个跟着他们的东北“红胡子”(土匪)，认为他们有商业护照，肯定有钱，想待机下手。当赤卫军称他们是“同志”以后，几个“红胡子”就自动溜了。到了伯力，知道去莫斯科的铁路被炸坏，便乘黑龙江的轮船到布拉戈维申斯克，水路走八天。从布拉戈维申斯克乘火车去赤塔，火车烧木柴，烟囱飞出来的烟火星，落在车厢顶上，风一吹就起火。一路上不断失火。大家一见着火，就一齐喊叫，跑下车来。尽管生命没有保障，但大家都有一个信念和一个口头禅。信念是：到俄国去革命！口头禅是：不能活一百岁！正如蒋光赤一九二一年七月四日在乌拉岭写的《红笑》诗中所说：“艰难的路程已经走了，危险的关头已经过了；一大些白祸的恐慌，现在都变成红色的巧笑了！”
他们到达莫斯科是深夜，几个人找不到接待机关，就睡在车站里。饿得实在受不了，就都去喝车站的自来水。
三、在《在十月革命的故乡》一节写道：“当时的俄国，由于国内战争，经济遭到了严重破坏。……各工厂、学校都缺吃少穿，饥寒交加，每天，面包房门前都排着长长的队列。但是东方大学却受到了优厚待遇。学生口粮标准是一般大学生的两倍”。但据调查所得实际情况是：东方大学是一所干部大学。“中国班”学习科目是政治经济学，实际上则学俄文花很多时间。“中国班”学生有四十多人，住的是平房，一大间加一小间，睡的是一人一个小铁床。刘少奇管事务，给同学发餐卡等。餐卡一月一叠，吃一餐剪去一张，一天只有四两黑面包，白菜汤一盘子。早晨，就用一点面包，卷点食盐当菜。生活艰苦，挨饿是常事。韦素园身体不好，任弼时鼻子漏臭水，但精神都饱满得很。莫斯科有一位姓罗的华侨会会长，请任弼时、刘少奇等人去他家吃饭，每人只发一个拳头大的面包。他们就说“我们怎么感激人家！”由此可见，当时苏联生活的艰辛程度，到新经济政策实行以后，生活才大大好转。
四、在《在十月革命的故乡》一节中说：“有一个助教兼翻译在讲台边将老师的话译成中文，以帮助同学们听讲。这个人就是被人称为‘骄傲、冷酷’的瞿秋白。”另一段又写道：“一九二二年底，共产国际召开第四次代表大会。陈独秀等人来到了莫斯科。……任弼时和罗亦农等同学到那里拜访了当时还使青年学生们‘敬畏的’陈独秀……。”但据调查所得实际情况是：瞿秋白同志一九二二年二月，经中国共产党最早的一位党员张太雷同志介绍，在莫斯科光荣地加入了布尔什维克行列。同年，受党的委派，担任东方大学“中国班”的翻译。任职期间，给同学们留下了温和、忠厚和良师的深刻印象。陈独秀是党的第一任书记，在“五四”时期，他的思想主张和政治态度，以及他所主编的《新青年》，在当时的一些先进分子和广大青年与群众中产生了很大影响，享有很高的声誉。一九一九年九月，毛泽东同志曾在他主办的《湘江评论》创刊号上亲自撰写的《陈独秀之被捕及营救》一文中，把陈独秀称为“思想界的明星”。李大钊同志也把陈独秀称为当时的“光明”。远离国土，自己的总书记到来，只会心潮起伏，热情欢迎。刘少奇是“中国班”负责搞杂务的，就象今天学生班级的生活班长。因终日为同学辛苦劳碌，给他们留下了寡言、谦逊的好印象。而书中却只字未提及。
历史是严肃的，也是最忠实的。我们写共产党人的传略，更应该持严肃、忠实的科学态度。把任弼时同志一开始就写成“坚定”成熟的革命家，丝毫没有“幼稚”、“天真”的举动，实在违背了历史。
附记；
我所使用的主要材料，是吴葆萼同志一九六三年于安徽芜湖皖南大学和一九七九年十二月于安徽泾县茂林村口述笔录，吴葆萼与任弼时等同是上海外国语学校和东方大学同班同学。原是皖南大学外语系副主任，现退休在茂林休养。
质疑和订正
安徽滁县 吴腾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