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自己在他的杂文集《坟》的《题记》里曾经说过，他那时“喜欢做怪句子和写古文，这是受了当时《民报》的影响”。的确，《摩罗诗力说》中某些“怪句子”，不少古奥的文言词语，以及原文中所提到的许许多多外国历史和文学方面的典故等等，增加了我们阅读时的障碍，理解上的困难，特别是对于年青的读者们。不过，鲁迅这篇论著却是非常重要的，我们必须花些功夫，细心地、耐心地从头到尾读下去。假如我们要认识鲁迅早年的思想倾向，他的世界观，文学观和美学观点，特别要了解二十世纪初年中国社会状态，民族矛盾和阶级斗争，当时中国政治上、文化思想界两条路线的斗争——先进的资产阶级革命民主派同落后反动的封建保皇派等之间的斗争，必须读一读这篇《摩罗诗力说》；假如我们要研究一下文艺如何为当时的政治斗争服务，鲁迅如何运用古为今用，洋为中用的原则，对旧传统、旧文化，对腐朽的孔孟之道所进行的深刻批判，必须读一读这篇《摩罗诗力说》；尤其是假如我们想了解十九世纪初期到中叶西欧和东欧进步的浪漫主义运动及其诗歌流派的基本情况，以及鲁迅为什么和怎样介绍浪漫主义诗人及其代表作品，并且把他们当作武器，参加当时反对旧制度，反对清王朝黑暗统治的战斗，而鼓吹“恶魔诗人”、“反抗诗人”、“复仇诗人”和“爱国诗人”的精神，大胆地提出必须冲破禁区，扫荡迷信，竭力宣传救国救民、解放中华民族的思想，必须读一读这篇光辉的著作《摩罗诗力说》。
二十世纪初年，鲁迅是一个激进的革命民主主义者，进化论者，一个热情的爱国主义者，同时也是一个革命浪漫派。鲁迅是我国最早把欧洲的所谓“恶魔诗派”(The SatanicalSchool of Poetry)——革命浪漫主义的“反抗之火”运进祖国大地的普罗米修斯。当然，要分析研究鲁迅青年时代的这些思想倾向及其对于鲁迅以后的思想发展的影响，不能只限于《摩罗诗力说》这一篇。他同时期撰写的《斯巴达之魂》、《人之历史》、《科学史教篇》、《破恶声论》等文，以及当时他所翻译、介绍的科学幻想小说，都为我们提供了极其丰富的思想资料，都是宝贵的文献。但是，其中的《文化偏至论》、《摩罗诗力说》与《破恶声论》这三篇政治论文和文艺论文却尤为重要，它们表达了鲁迅早年的历史观、政治观与文艺观。而《摩罗诗力说》一文又是青年鲁迅的精神面貌，他的激情，他的探索的集中表现，摄下了他那时候“其亦沉思而已夫，其亦惟沉思而已夫”的生动的面影。这是他所处的那个动荡时代现实斗争的土壤中茁壮成长出来的诗的花枝——尽管它所介绍、评论的主要人物是欧洲资产阶级上升时期八个浪漫派诗人——，完全可以作为体现鲁迅早期思想感情的具有代表性的著作来学习和研究。
鲁迅这篇文章是为当时我国资产阶级民族民主革命斗争服务的，对这个革命运动起到了革命舆论的作用(虽说当时响应者不多，使鲁迅感到很寂寞，而有象“寄意寒星荃不察”这样的愤慨)。本文猛烈地批判了旧传统、旧文化，理直气壮地抨击了洋务派、维新派和复古派。这是我国“五四”运动以前启蒙时期的辉煌巨作，是揭露和批判封建的意识形态的檄文，记录了我国先进的知识分子向西方寻求真理，呼唤“精神界之战士”的最响亮的心声。同时，也是我国第一部倡导浪漫主义的纲领性的文献。它情文并茂，意味深长；所向披靡，令人神往。其中，科学性、战斗性和抒情性紧密地结合在一起；有不少片断读起来真是琅琅上口，颇富于音律声调之美。就其整个认识水平来说，在当时中国文化思想界中毫无疑问是最高的。这只要浏览一下晚清时期有关的报刊、文集以及其他有关的资料就可明白了。
此外，还有一点应该指出：《摩罗诗力说》是我国现代第一篇为文学研究开辟了一条新的道路——比较文学研究新途径的文章。鲁迅是我国最早的杰出的比较文学家(comparatist)，一九○七年，可以说是我国比较文学研究开始的一年。本文中对“国情”和“文事”、文学的任务和作用、对拜伦的影响等方面的论述，都属于比较文学研究的范畴。关于这点，过去我们学术界较少注意到，现在似应加强这方面的探索研究了。
这个集子包括四部分：一、原文；二、注释；三、今译；四、解说。这里就《注释》作些必要说明。
注释共有五百二十五条，超过《鲁迅全集》中有关本文的注释差不多一倍。这一部分不只限于注释不常用、较难懂的文言词语(包括成语)，以及古今中外的典故、地名人名、书名、篇名等。对原文中所引用的外国资料，在可能范围内，凡查到出处的，也作了必要的说明。说明繁简、视具体情况而定。对于英、德、法、俄、意大利等种外文尽可能都直接从各自有关的资料查核后加注；对于波兰和匈牙利文等的资料，则根据英、德、法、俄文等有关著述试注。
凡原文中引用或摘录的诗人、作家、评论家等的作品、论述、序文、以及日记、书简、回忆录等，均一律先根据鲁迅自己的文言译文，译成现代汉语。这些在这个集子的第三部分《今译》中加以解决。碰到鲁迅的文言译文跟原著有较大出入的地方，为了实事求是起见，一律根据已查到的外文原文重译，并在这一部分中反映出来，以便一般读者参考查阅。
这里举几个例子。
正文开头前所引德国哲学家尼采的一段话，是引自尼采代表作《察拉图斯特拉如是说》(Also sprach Zarathustra，中文本或译为《苏鲁支语录》)第三章“旧的和新的墓碑”(Von alten und neuen Tafeln)部分第二十五节。但鲁迅译文跟德文原著有些不同，便需另译。比如说，鲁迅译文中“新生之作”一句，如果不查对尼采德文原作，也许有些读者会以为是“新生的作品”；一看原文，才知道这是“新民族的兴起”(Da werden neue V<SPS=2343>lker entspringen)的意思。
原文第一段第一节最后，鲁迅引用十九世纪英国作家托玛斯·卡莱尔(Thomas Carlyle)的一段话，自“得昭明之声，洋洋乎歌心意而生者”起至“终支离而已”止，是从卡莱尔的名著《英雄与英雄崇拜》(Heroes and heroworship)一书第三章“作为诗人的英雄：但丁；莎士比亚”(The hero as poet；Dante；Shakespeare)最后一节译出的。译文跟原著有不太符合的地方，也需要重译。同时又补足为鲁迅所删去的几句，即原文中所谓“中略”部分，使一般读者可窥全豹。
原文第二段最后一节所引德国十九世纪初年诗人特沃多·珂尔纳(Theodore K<SPS=2343>rner)给他父亲的信，自“普鲁士之鹫”起至“吾起矣”止一段，须查出德文原著，否则对鲁迅的文言译文，如“普鲁士之鹫，已以鹫击诚心，觉德意志民族之大望矣”一句，就会感到不大好懂了。找到德文原信一查，才了解所谓“普鲁士之鹫，已以鹫击诚心……”就是“普鲁士的雄鹰，已经用它的翅膀的拍击和赤诚的心胸，来唤醒德意志民族的伟大希望了”的意思。
原文第五段第二节最后，鲁迅引拜伦的话，自“英人评骘不介我心”起至“非欲聆彼辈柔声而作者也”一段，出自拜伦一八一九年四月六日自威尼斯写给他的朋友约翰·莫雷(John Murray)的信。鲁迅的译文跟原信出入较大，需要重译，便于与文言译文对照阅读，以增进理解。
原文第六段第三节中间，叙述雪莱的童年经历一段，出自雪莱的叙事抒情长诗《伊斯兰的起义》(The revolt of Islam)的作者序。其中有雪莱自己的话，也有鲁迅根据其他资料改写的。查对雪莱的原序后，才能知道哪些是原话，那些是鲁迅编写而加以发挥的。
鲁迅这篇文言文论著中有些地方确是不容易读懂，特别是把它译成白话文，译成流畅可诵的普通话，实在存在着不少难点。我的译文和注释，还有解说(本书“解说”部分约有四万字，题目是“中外诗歌多采光辉的旅程”。这是一篇学习《摩罗诗力说》后随想式的长文，介绍《摩罗诗力说》的时代背景，思想意义，几个重要的论点，以及与比较文学研究的关系，等等。)也只是一个尝试，主要目的是希望对一般青年(包括今天大专院校中文系的同学们)阅读鲁迅先生这篇重要论文有所帮助。这就是我这几年从事这一工作最大的心愿。
今年九月是伟大的鲁迅一百周年诞辰纪念，我国以及国外好几个大学及其他文化学术团体正在积极准备，将要盛大地隆重地进行各种纪念活动，这将是一个文化艺术史上光辉的节日。本书恰巧在纪念鲁迅百周年诞辰之前完成，在激动欣慰之中，就把它当作纪念鲁迅的一个小小的献品吧。
一九八一年春五月于
南京大学中文系
(本书将由天津人民出版社出版。前言原文较长，本刊有删节)
赵瑞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