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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八一年十月十五日，当瑞典科学院宣布，一九八一年的诺贝尔文学奖金授予七十六岁的伊莱亚斯·卡内蒂(Elias Canetti)时，这位长着一头白发、戴一副黑框眼镜、神情缄默而严峻的小说家和散文家正在德国巴伐利亚州度假。知道得奖后，一生严谨治学的卡内蒂并未显露出受宠若惊的情绪。他希望仍然按原来生活的方式生活下去，谢绝一切记者的采访，隐匿了起来。他的英文版经纪人约翰·沃尔弗斯在伦敦对千方百计寻觅卡内蒂踪迹的记者说，“他是一个与世极少往来的隐居者”。
卡内蒂在今年诺贝尔文学奖提名人中起初并不被认为是得奖最有希望的作家。入秋以来，人们广泛猜测的获奖人是哈罗德·品脱、阿瑟·密勒、彼得·韦斯以及我国的著名作家巴金先生。瑞典科学院的这项决定一宣布，引起了世界文坛的震惊。当代西德小说家赖哈特·莱托便说，“我的心情很为复杂。卡内蒂的文体很优美，但他对当代社会没有太大的影响力。”
卡内蒂以德文写作，文字隽永、细腻。自一九○一年诺贝尔文学奖颁发以来，继一九一○年的保尔·海塞、一九一二年的盖哈特·霍普特曼、一九二九年的托马斯·曼、一九七二年的海因里希·伯尔，卡内蒂是用德语写作的作家第七次获奖了。这也是保加利亚出生的作家第一次获得诺贝尔文学奖。
卡内蒂一九○五年生于保加利亚北部，多瑙河的下游路斯契克(Rustchuk)，父亲是奥地利籍的犹太人，母亲是西班牙籍的犹太人，祖先是在一四九二年离开西班牙移居土耳其的。
一九二四年到一九二九年卡内蒂在维也纳攻读自然科学，曾获得维也纳大学化学博士学位。在求学期间，他曾深受意大利诗人勃洛克(Broch)和德国作家卡尔·克洛斯(Karl Kraus) 的影响，在他后来的创作中可看出这些影响的痕迹。在维也纳期间，他结识了奥地利作家卡夫卡。
纳粹德国占领奥地利后，他的犹太血统使他不可能再居住在维也纳了。一九三八年他逃亡法国，后来便在伦敦定居下来。卡内蒂的一生是在不断流亡和放逐、不安和焦虑之中度过的。无怪乎德国现代文学家斯梯芬·希尔赫这样评论他说，“卡内蒂代表的是二十世纪文学的一种特殊的现象；这种特殊的现象就是不断的流亡和放逐。他的一生是二十世纪欧洲苦难和战争的缩影。”
卡内蒂一生从事过小说和戏剧的创作，对于小说家和戏剧家的素质，颇有自己的看法。他认为，小说家和戏剧家都应具有共同的秉赋和素质，比方说，对于一切事物的好奇心、愤怒、骄傲、对于人的同情、聪颖的悟力以及审读自己作品时的耐心。他说，他们必须远离权力，和一切人——头脑最简单、最迟钝、领悟力最低的人以及最复杂、最聪明、最高尚的人——做朋友。为了在纷纭复杂的人生中认识并把握一切事物，他们不能把人们按世俗的观念加以归类。对事物，他们应该持既怀疑又信任的态度，而且将这两种态度发展到极点。他说，小说家和戏剧家应该阅读一切遥远的、古老的文化，接触一切即令使他们心惊胆战的事物；如果他们将自己囚在自己所生存的年代，那他们是无法对这个世界贡献任何新鲜的东西的。
卡内蒂在放逐中咀嚼着人生。他曾经写道，“人们不能老呆在一个过于美丽的城市的：那会窒息人们所有的希望。”于是，他不停地在世界的各个角落周游，萍迹及至巴黎、罗马、伦敦、柏林、北非，他冷眼观察着人情世态。他的作品中充溢着对于人的命运的同情。他说，“作家是可以通过一个人物来表达整个世界的不幸的。只要我们不丢弃这样的人物，那么，什么也不会被丢弃。”
瑞典科学院在颁发奖金的证书中提到，“卡内蒂的作品具有广阔的视野，丰富的思想和感人的艺术的魅力”，他的剧本“几乎多多少少都赋有荒诞的性质”。瑞典科学院还特别提到了他一九三五年的小说《迷惘》(Die Blendung)。
远在一九二九年，卡内蒂便立志写八部大的小说，各以一个接近疯狂的人物作主人公。他花了一年的时间作写作计划。他回忆道，“那是我创作思想最活跃的年头。”一九三0年夏天，他迷恋上了语言学，于是便全力以赴，写本小说。当年，他便完成了《迷惘》，当时作家才二十六岁。他让书在家里躺了四年，直到一九三五年才拿出来出版。
《迷惘》的主人公是一位居住在维也纳、名叫基恩博士的汉学家。他埋首于他的二万五千册藏书之中，对世事不闻不问。当他和他的强悍的女管家结婚之后，世界突然变得可怖起来。他忍受不了妻子的蛮横和粗俗，逃离了他的“象牙之塔”，而厕身于妓女、乞丐、小偷之中，过着自暴自弃的生活。原来他打算写一部论东方思想的书，而最终潦倒不堪，却写了一部名叫《裤子的心理》的著作。最终，他点了一把火，把书斋烧了，自己也跳进火焰了却一生。
《迷惘》的隐喻似乎是很明显的，表露了作家对“重智主义”的批判。重智主义使知识分子脱离生活的土壤，以自我为中心，为满足，最终必然幻觉破灭，毁灭于现实。
《迷惘》是作家准备写的名叫《疯人的人间喜剧》八部著作的第一部。但其他七部以后一直没有动笔。这部才气横溢的著作一出版即受到托马斯·曼和赫曼·勃洛克的赞誉。
人们不难看出，《迷惘》的构思和寓言在很大程度上是受了浪漫主义作家托马斯·曼和表现主义作家阿尔弗雷德·道埃伯林的影响。而卡夫卡对他的影响更为突出。当卡内蒂写完《迷惘》前八章时，他正好读到了卡夫卡的《蜕变》《绝食艺术家》《乡村医生》等小说。他十分敬仰卡夫卡，认为卡夫卡是“把二十世纪表现得最好的作家”。卡内蒂自己说，他也受益于亚里斯多芬、果戈里和斯汤达尔的启示。
卡内蒂的处女作是剧本《婚礼》(Wedding)，作品表达精神和现实的冲突关系。这是一部辛辣揶揄社会的讽刺剧。卡内蒂通过人们参加礼堂的婚宴，淋漓尽致地刻划世态的炎凉，人性的贪婪与自私。当只是当作游戏的地震果真发生时，人们只顾自己活命，连自己的亲人和情人也弃而不顾，邪恶的人性充分暴露了出来。最终，高楼倒塌，所有的人无一幸免，全部毁于瓦砾之中。
卡内蒂移居英国后，深居简出，专事思考。一九五六年他出版剧本《终限》(The Deadlined)，他自称为“一生之作”。剧本探讨死亡，流露出颓废主义的倾向，颇受卡夫卡的影响。在《终限》中，卡内蒂呈现给观众的是一幅混乱不堪的社会图画，每个人从降生的那一天起就知道自己的死期，没有生气，没有希望，人们的一生就是与死亡抗争的一生。卡内蒂对于戏剧中的人物刻划生动、鲜明，他善于用人物的声音特色，用象征性的手法来表现现代社会的混乱和荒唐。正如他自己称他的荒诞的戏剧为“声学的面具”。
在一九二五年，卡内蒂才二十岁的时候便起意写一部名叫《群众》的思想性哲学性的论著。为此，他作了不少笔记，收集了不少资料。然后，到一九三一年，卡内蒂发现单纯论述群众，而不研究权力，作品将毫无价值。于是，他扩大了写作计划，以后蛰居英国，致力于这部作品的写作。一九六○年，卡内蒂完成了凝聚三十五年心血的论文集《群众与权力》(Crowds andPower)。作品表明作家的思想受到弗洛伊德、弗雷泽、勃顿、甘地、荣格的影响。他写道，“火对于人就象它对于动物一样，是危险的。火是群众最古老、最奇怪的象征。”作家说，他写这部书是为了“抓住这个世纪的喉管”。美国文艺批评家苏珊·桑塔格说，这部作品是“反对权力的敕书”，“对死亡的抗议”。卡内蒂使用了动物学、生理学、人类学以及神学，审视了人的命令与服从的倾向，探讨诸如宗教、革命、暴力、生存以及社会的性质——等等这个世纪所遇到的一些主要的问题。卡内蒂说，“我的主要意图是研究法西斯的根源。我要弄明白隐藏在事实深部的根源，而不光是时代的表面现象而已。”“我有一切皈依宗教的人的美德，但我希望逃离迷信的欲望更为强烈。”
卡内蒂一九六七年写了《马利卡斯之声(旅游札记)》(TheVoices of Marrakesh：A Record of a Visit)。他描述了阳光明媚的北非风光，赞扬了那里无处不在的顽强的生命力。在作品中，作家用夸张的手法将乞丐、小贩与瞎子描述成哲学家、格言家、诗人和讲故事的行家，他们共同赞美着人性的善良和美。在提及这种扭曲的写作手法时，卡内蒂说，“我不想精确地把握我所了解的一个人物。我们感兴趣的是精确地夸张这个人物。”苏珊·桑塔格评论说，“他的真正的任务并非是运用他的才能去解释事物，而是作为这个时代的见证人，作出了最广泛的、最富有教诲意义的关于绝望的标准。”
卡内蒂一九七九年写了《卡夫卡的另一次审判》(Kafkas’other Trial)，描写卡夫卡的私人生活。一九七九年他写了讽刺小品集《耳朵的见证》(Earwitness)。一九八○年，他出版了《唇舌的自由》(The Tongue Set Free)，回忆他童年时代在多瑙河畔所度过的岁月，可谓是他一生中最成功的作品。卡内蒂最近出版了《文学笔记》，这是作家在写《群众和权力》时一点充分自由的、兴致所至的创作。他每天用二小时左右的时间写《文学笔记》，记下任何脑海中浮现的东西，而不考虑日后是否还会使用这些材料。
德国现代文学研究学者詹姆斯·利昂是这样评述卡内蒂的：“卡内蒂是一位才华横溢的优秀作家，一位人道主义者。他代表的是德国的整个放逐的一代。放逐的一代在希特勒步上权力的宝座时就开始形成了。这一代的作家，当他们第二次世界大战后重返德国故园时，已是中年了，成了在夹缝中求生的一代。因此，他们写的作品多数是沉思的，检讨性的。”
卡内蒂十分崇尚中国古代的庄子和孔子。他对于他们的哲学——他称之为诗般的哲学——简直到了顶礼膜拜的程度。卡内蒂认为孔子是一个完整的人，是一个善于检讨自己、反省自己行为的哲人，他总是通过自身的修养去教育别人。
在自己作品中多次讨论死亡主题的卡内蒂特别欣赏孔子对于死亡的尊重——“未知生，焉知死”。卡内蒂认为历史上再也没有一位智者象孔子这样阐明了死亡。他认为儒家的文化可能是世界上唯一感召人们不要碌碌无为虚度一生的文化，希望将人间一切的价值都放在生命里边——这种对待生命的态度是儒家文化的真髓。
国际文坛漫步
朱世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