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篇文章(载《读书》一九八一年第八期)，我读后，感到作者对王国维一生功过做了分析，认为研究王国维的功与过，要从他的著作和著作外去多方发掘，说明作者在处理问题上是按着马克思主义的教导，从事物的内部去找根本原因的。作者又把晚清许多同时代人的旨趣与成就相对比，他说，比来比去就能发现他们每个人不同的世界观、人生观决定着他们的行动。作者这样做法，就比前人把王国维和鲁迅单纯对比进步一些。作者历举王国维之死的四种流传说法，其中第三种以郭老《历史人物》为代表，第四种说法以溥仪《我的前半生》为代表。作者对这两种说法所作的驳难，基本上是对的，是合情合理的。诚如作者自己说：“我们评论王国维，首先要以唯物主义作指导，清除宁左毋右的坏学风在头脑中的残余，同时还要不为权威人士成说所囿。”时至今日，不是还有人作文章说王国维不是殉清而死，但他所提出的有力证据，仍不外掇拾郭老和博仪的旧说法，这如何能使人信服呢？
　　我作为王国维的姻家晚辈，出生晚，知识水平低，但对于王国维，自信要比有些人了解得多而且真实。我五六岁就见过他，一九二三年，他应博仪之召从上海来北京，到一九二六年这几年间，他每到天津必住在我家，我那时已经十二三岁，至今对他的声音笑貌还留有印象，中等身材，清癯面貌，唇上<SPS=1933><SPS=1933>短须，头垂发辫，戴近视眼镜和瓜皮帽，系腰带，一口海宁话，一般听不大懂。一九二七年校刊《王氏遗书》时，我十五岁，《遗书》虽然还读不懂，但却参预了校字之役。
　　他的书札，我家积存很多。因为转换几个人手，难免有散失，等挨到我手里，止剩百六十余通。一九六二年，我才把它全部辑录为《观堂书札》。交北京中华书局出版，中华不同意出版而要留作资料，我又从中华取回。经过“文化大革命”，幸辑录本未遭劫(原迹已损失大半)。去年湖北华中师范学院历史系编印《中国历史文献研究集刊》第一集摘录其中有关论学的部分一一八通。《书札》内容丰富，论学、论政、论时事、论人，以及家常琐屑，无所不有。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吴泽教授正在编辑《王国维书信集》，将我的《观堂书札》全部采录，惟尚未出版。
　　最后要向作者商榷的，就是作者文末下的结论。说王国维之死是由于从小多病，中年又患脚气病，晚年还没有好，兼患肺结核和咳血，本来就厌世，加上病魔折磨，所以不得不死。这个结论，不能令人同意。王国维从表面看，体质不算健康，但平日并不多病，在日本患过脚气，是一种地方风土病，后来虽曾举发，未成大患。《观堂书札》里提到足疾的有两处，文如下：“维足疾虽不进亦不见退，服药四五日，尚未见效，尚拟觅他医，决定何病，如系脚气，或须作津沽一行，藉图良晤。”“维之足疾，甚与戊戌年相似，是年初至上海，盖是一种地方病，岂已二十余年乃重发耶？深思一至津，然未能定，须俟医生诊断决之”(一九一八年居上海时)。我们可以设想，如果王国维终年病缠在身，如何能在学问上做出惊人的成绩呢？
　　至于王国维和我家的关系，我在《永丰乡人行年录》(一九八○年十月江苏内部印行)一书里已叙述详尽，这里不再多赘。另外我还写了《王国维政治思想》一文，主要取材于《观堂书札》中的自白和他的一篇未正式发表的《政论奏稿》，应该说这才是研究王国维思想的第一手材料。已寄交华东师大，收入他们编辑的《王国维学术论文集》里。至于王国维之死，作者在本文不是也举例说，他为什么说《颐和园词》及《隆裕皇太后挽歌辞》是平生最满意之作呢？又为什么北京大学聘他为文科教授，他坚决不干，接到宣统的诏书后，很快就离沪北上呢？这不已接触到问题的关键了吗？
　　　
　　长春　甘孺
　　一九八一年十月十三日　　
　　《关于王国维的功过》一文中说：“过去从来没有人把他(指王国维——引者注)的健康状况和死因联系起来，不能不说是一种不应当有的疏忽。”这说法不确。不是“从来没有”，而是“确曾有过”。谁？就是郭老。《屈原研究》一文中，郭老在谈到屈原自杀的原因时曾说：“更何况他(指屈原——引者注)的死，就和王国维是因为肺病和经济逼迫一样，也还可以有别的生理上的原因。”在这句话里，郭老不是很明白地把“王国维的健康状况”与他自杀的原因“联系起来”了吗？
　　狗尾续貂，不一定正确，权作肖艾同志文章的一点补正。
读者·作者·编者
甘孺/张树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