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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几年，比较文学的研究，逐渐引起了国内一些同志的兴趣。但梁宗岱先生的《诗与真》、《诗与真二集》两本重要的比较文学论著，却多年无人提起。
梁宗岱先生是我国著名的新诗诗人，出版过《晚祷》等新诗集。后来成为著名翻译家和学者，在中山大学等处任教多年。若要说比较文学研究，他应该列入国内的第一批学者。
梁宗岱在二十年代留学欧洲，游历过法国、德国和瑞士，在那里与法国伟大的文学家罗曼·罗兰和法国现代著名诗人保尔·瓦雷里(旧译梵乐希)有过亲密的交往。一九二七年和二八年间，他先后在《欧洲》杂志上发表过两首法文诗歌和一首王维作品的翻译，颇得罗曼·罗兰的赞许。后来梁宗岱又把陶渊明的十几首诗和几篇散文译成法文，寄给罗曼·罗兰。罗曼·罗兰读了这些译作，对他给予了热情鼓励，在信中说：“你翻译的陶潜诗使我神往，不独由于你底希有的法文智识，并且由于这些歌底单纯动人的美。它们底声调对于一个法国人是这么熟悉！从我们古老的地上升起来的气味是同样的。”接着便问他想不想把它们在《欧洲》杂志上发表，说这杂志随时愿意登载他的文章。与此同时，当时在法国红极一时的现代派大诗人保尔·瓦雷里也对这些译作给予了高度评价，建议梁宗岱把它们印成单行本，并亲自为他作序，用诗一样的笔调，写了自己和梁宗岱的交谊，谈了自己对诗歌创作的见解，称赞梁宗岱所译陶诗使他看到一种在“极端的精巧”之后的“极端的朴素”。
梁宗岱的这些经历，使他在进行比较文学研究时，具备了相当优越的条件。《诗与真》和《诗与真二集》，出版于一九三五年和一九三六年。在这两部论著中，梁宗岱先生对东西方文化进行了广泛深入的比较。他以诗人的敏锐的感受，以内行人的眼光，带着亲身创作体验，沉潜于不同民族的创作深处，作了幽微的追寻，有时能够达到诗学和美学的高度。他腾身于东西两半球的上空，做鸟瞰式的观察，而后取其最鲜明处做比较和开掘。
例如，在《诗与真二集》中的《谈诗》一文中，他说：“(法国的)马拉美酷似我国底姜白石。他们底诗学，同是趋难避易(姜白石曾说，‘难处见作者’，马拉美也有‘不难就等于零’一语)；他们底诗艺，同是注重格调和音乐；他们底诗境，同是空明澄澈，令人有高处不胜寒之感；尤奇的，连他们癖爱的字眼如‘清’‘苦’‘寒’‘冷’等也相同”。“我说‘连他们癖爱的字眼……’其实有些字是诗人们最隐秘最深沉的心声，代表他们精神底本质或灵魂底怅望的，往往在他们凝神握管的刹那有意无意地流露出来。”又说：姜白石的《疏影》和英国济慈的《夜莺曲》，用事大致相同，“而又同臻妙境”，“二者同是咏物(一花一鸟)而联想到两个飘泊女子的可怜命运。一玲珑澄澈，一宛转凄艳，不独花精鸟魂，皆<SPS=2226><SPS=2226>烘托出来；诗人底个性和作风，亦于此中透露无遗。寥寥数语，含有无穷暗示”。
他结合自己诗歌鉴赏的经验，比较了陈子昂的《登幽州台歌》和歌德的《浪游人的夜歌》，说这两首诗的“情调和造诣”“无独有偶”。它们都使人感受到一种对于宇宙与人生的深思与彻悟。而这两首诗，梁宗岱都是在登临眺远时才真正感觉到了它们“最深微最隽永的震荡与回响”。由此他体味到：“阅历与经验，对于创造和理解一样重要”。“文字以外的微妙，却往往非当境不能彻底领会。”象梁先生这样的比较研究，是一种诗人的比较和读者的比较。这不仅对从事文学研究的学生和学者们有益，而且对一般从事文学创作的人和一般爱好文学的读者们也深有启发了。
在《诗与真》和《诗与真二集》中，象这样精深的研究，不只《谈诗》一篇。
在《李白与哥德》、《哥德与梵乐希(瓦雷里)》中，他认为：李白和歌德有两点“特别相似”。“一是他们底艺术手腕，一是他们底宇宙意识。”这两点“都不是轻微的”。“宇宙底大灵常常象两小无猜的游侣般显现给他们，他们常常和他喁唱私语。所以他们笔底下——无论是一首或一行小诗——常常展示出一个旷邈、深宏，而又单纯、亲切的华严宇宙，象一勺水反映出整个星空底天光云影一样。”而在歌德与梵乐希之间，既可以看到他们“正相反”的两种不同的倾向，不同的创作道路，又可以看到他们的殊途同归之处。他们都登上了“深沉的认识或清明的意识底眩目的高度”，在更深刻的地方“象出自一个源头”。在《谈诗》中，梁宗岱提出一个重要观点：“诗人是两重观察者。他底视线一方面要内倾，一方面又要外向。对内的省察愈深微，对外的认识也愈透彻。”“两者不独相成，并且相生：洞观心体后，万象自然都展示一副充满意义的面孔；对外界的认识愈准确，愈真切，心灵也愈开朗，愈活跃，愈丰富，愈自由。”通过歌德与瓦雷里(梵乐希)的比较，他进一步论证了自己的这种诗学见解。虽然他的见解不无可议之处，但这种意在洞烛幽微的努力和通过不同民族著名诗人的比较来探索一种诗学理论的尝试，却对我们颇有启发。
梁宗岱说：“我们泛览中外诗的时候，常常从某个中国诗人联想到某个外国诗人，或从某个外国诗人联想到某个中国诗人，因而在我们心中起了种种的比较——时代，地位，生活，或思想与风格。这比较或许全是主观的，但同时也出于自然而然。屈原与但丁，杜甫与嚣俄(雨果)，姜白石与马拉美，陶渊明之一方面与白仁斯(彭斯)，又另一方面与华茨活斯，和歌德底《浮士德》与曹雪芹底《红楼梦》……他们底关系似乎都不止出于一时偶然的幻想。”(《李白与歌德》)
有些诗人和诗作，经梁先生比较之后，可以更使我们看到艺术创作乃至人类心灵世界中一些微妙的境界，从而使我们加深了对于美的理解和对于诗的品味。例如，他曾经以歌德的《流浪者之夜歌》：“一切的峰顶 沉静；一切的树尖 全不见 丝儿风影。 小鸟们在林间无声。等着罢：俄顷 你快也安静。”与日本诗人芭蕉的隽永的俳句：“古池呀——青蛙跳进去的水声”相比较，使我们领悟到宇宙中一种深沉的静谧的境界。他又以英国诗人布莱克的名诗：“一颗沙里看出一个世界， 一朵野花里一个天堂，把无限放在你的手掌上， 永恒在一刹那里收藏。”和瓦雷里(梵乐希)的“全宇宙在我底枝头颤动，飘摇”相比较，使我们悟到宇宙间的一种“玄机”，仿佛“浮士德在森林与幽岩深处，轮流玩赏着自然与灵府底无尽藏的玄机与奇景。”(《象征主义》)
他的比较研究，不单是为了欣赏。他是一个诗人，研究的目的之一是为了诗，为了新文学的创作。有一次，他比较了白朗宁夫人的十四行诗、魏尔仑的《智慧集》、歌德的《浮士德》、瓦雷里(梵乐希)的《年轻的命运女神》之后，热情地提出：“我以为中国今日的诗人，如要有重大的贡献，一方面要注重艺术底修养，一方面还要热热烈烈地生活，到民间去，到自然去，到爱人底怀里去，到你自己底灵魂里去，……总要热热烈烈地活着”。他认为，重要的“是中国今日或明日底诗底问题，是怎样才能够承继这几千年底光荣历史，怎样才能够无愧色去接受这无尽藏的宝库底问题。”“中国底诗史之丰富，伟大，璀璨，实不让世界任何民族，任何国度。”“悠长的光荣的诗史眼光望着我们”，我们怎样才能够“辟出一个新颖的，却要和它们同样和谐，同样不朽的天地”？(《论诗》)他的比较，建立在对于中外文化深湛了解的基础上；通过比较，得出了充满民族自信心的坚实的结论。这种态度，是我们从事比较文学的研究者可以取法的。
因此，梁宗岱先生驳斥了梁实秋对于中国新诗的讥讽和否定，通过和外国著名诗歌的比较，热情地肯定了五四以后一些新诗诗人的艺术创造。他特别欣赏郭沫若《湘累》中的短歌：“九嶷山上的白云有聚有消，洞庭湖中的流水有汐有潮。我们心中的愁云呀，我们眼中的泪涛呀，永远不能消，永远只是潮！”称赞它：“那么纯真，那么凄婉动人。”他说，《湘累》中的“太阳照着洞庭波”，“有一种莫明其妙的和谐，”‘后来一想，原来它是暗合旧诗底‘仄平仄仄仄平平’的。”他由此提出，新诗“固不必那么循规蹈矩，但是如其要创造诗律，这也是一个不可忽略的元素。”他主张“借鉴于西学诗”。比如“重音节奏”就可借鉴。闻一多的诗句“老头儿和担子摔了一交”，其中的“老、担、摔、交”都是重音。经过这样的比较研究，就使得比较文学成为一门切实有用的学问了。
《诗与真》和《诗与真二集》，篇幅都不很长。不厚的两册。但它涉及到诗学、美学和比较文学多个方面。其中《论诗》、《论画》、《论崇高》、《新诗的纷歧路口》，谈人生哲理，讨论诗歌的音节、格律、风格，分析长诗和小诗，向本国人介绍在当时影响很大的外国文学家(罗曼·罗兰、保尔·瓦雷里、韩波、马拉美)，又向外介绍本国影响很大的古典作家(屈原、陶潜、李白、杜甫、姜夔……)。应该说，直到今天，这两本书的内容和它们的研究方法还有新鲜之处，还并不是全都过时的。
当然，时代是向前发展的。这两本书毕竟是四十多年前的论著。今天来看，书中的有些论述不无浮泛与错误之处。用今天已在世界上成为专门学科的比较文学的学术水准来衡量，它们在科学性和严密性方面还有许多地方可以推敲。可是，当时的中国，比较文学还是一门让很多人摇头的学科(直到今天也还有人摇头)。创业维艰，梁宗岱先生及其他先行者们开辟草莱之功是不可忘却的。
一九八一年九月于北京
张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