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一辈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家吕振羽同志，在长期受到冤屈后平反不久，于一九八○年七月十七日与世长辞了。他的主要著作在他逝世后都陆续重版。吕老本是学电机工程的，受到李达同志的启发接触了马克思主义。大革命失败后，他东渡日本研习经济。三十年代初展开中国社会性质问题和社会史问题论战时，他参与论辩，为新史学领域披荆斩棘，直到停止呼吸。今天读他的早期著作，仍能从中得到启示和鼓舞。
吕振羽同志的第一部历史著作，是《中国社会史纲》第一卷，即《史前期中国社会研究》。一九三○年，郭沫若《中国古代社会史研究》出版，论证中国社会也经过奴隶制历史阶段，开辟了中国史学的一个新时代。那时，郭老的研究只是奴隶制社会。吕振羽随后把中国历史的科学研究上推到原始社会，一九三四年出版了《史前期中国社会研究》。他以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和摩尔根《古代社会》为依据，从两方面进行了考索研究：
第一，分析文献，从我国丰富的神话传说中看到史影。吕老在《神话传说所暗示之野蛮时代的中国社会形态》中，勾稽出了从原始群到氏族社会的种种特征。他把传说中的“尧舜禹”时代，看做是母系氏族社会。他从“圣人皆无父，感天而生”(《公羊传》)，而尧从母居为姓，舜以母的姓氏姚为氏姓，稷也以母的氏姓骀为氏姓，看到了母系制的存在。“黄帝之子二十五人，其同姓者二人而已。”(《国语·晋语》)“尧、舜、禹、稷皆出黄帝，稷、契、尧同父，但各异姓。”(据《史记》)为什么有兄弟不同姓或同姓者只二人的现象？吕老认为这是由于兄弟分别嫁给了不同的氏族，以所嫁的氏族的姓氏为姓氏了；其中有二人同姓，那是因为这二人嫁给了同一氏族的缘故。这样，吕老就看到了《古代社会》纪录的母系氏族的族外婚制。而传说舜、象两兄弟和娥皇、女英两姐妹同为夫妇，舜有“四妃”，以娥皇为“正妃”，这些正是对偶婚制的反映。
吕老把传说中的夏代看做“父系本位的氏族社会”。他说，“传说中的‘禹’传子的事实，照我看来，倒不是‘禹’的‘德衰’，也不是‘启’的‘贤’，而是社会自身的一大变革”。这种变革，是经过斗争的，这就是照例选出的辅助禹的军务总司令官“益”(代表守旧势力)为禹子启(代表新兴势力)所杀的传说。禹传位于儿子启，从此中国社会由母系本位转入父系本位了。
第二，利用当时不多的考古材料来论证。他根据文献指出，尧舜禹等传说人物所属氏族部落集团或联盟散布的地区，大多为今陕西、山西、甘肃及豫北一带，正是仰韶文化遗物的主要埋藏地。他最早将考古资料同原始社会历史的研究，结合起来，指出仰韶文化属于母系社会的文化。一九五○年，在中国讲学的外国学者也讲到这个观点。有的同志听了还感到新鲜，多年以后，还认为是那位外国学者的创见，其实早在十多年前吕老已经发现了。可以毫不夸大地说，中国原始社会历史的研究，是吕老奠定的基础。
一九三五年，吕老继《史前期中国社会研究》之后，又出版了《殷周时代的中国社会》。这部著作是他参与中国社会史问题论战的产物。当时论战的主要问题，吕老在本书中都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并贯彻在研究实践中。
吕老在本书中已提出自己对中国历史阶段的划分：殷代是奴隶制社会，周代为初期封建社会，对这两个不同性质的社会历史及前者向后者变革的过程，都先从经济基础开始然后是政治制度、意识形态等上层建筑，展开了详细的论述。
殷代是奴隶制社会，这是吕老最先研究获得的认识。郭老的《中国古代社会研究》中已经指出殷代社会奴隶的存在，但他在四十年代才把奴隶制社会的上限推到殷代。吕老的研究充分利用了郭老的成果，但又提出了自己的见解。
根据马克思在《资本论》中的论述，吕老首先研究了殷代的劳动工具和生产力状况，在吕老著书的前几年，一九三一年，从安阳殷墟发掘出了大量的青铜器和甲骨文，只不见有青铜生产工具。但从镂刻的铜器和极细小的甲骨文字可以判定，殷代的工具是相当锐利的。吕老注意到《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的这个论断，即初期的铁并不比青铜的硬度更高。而进入阶级社会不一定都要发明用铁，但必须有金属工具。手工业生产用了金属工具，农业生产也应该有了金属工具。吕老从甲骨文记载种植的谷物种类之多，占卜中卜雨、卜年、卜禾的频繁，肯定在殷代农业生产已经占了主要地位；从酿酒业的盛行，推断农业已很发达。剩余生产物的存在是毫无问题了。吕老由这些情况认为，殷代若不是有金属的农业生产工具，是不可能创造出这么多物质财富来的(这个推断，迄未被考古资料证实。原因复杂，不具论)。
在农村公社内，主要是自由民和奴隶两个阶级。殷代初期奴隶制国家，还有前一阶段历史的某些遗迹。吕老认为有两点：奴隶主的财产，特别是奴隶，主要还是靠战争俘虏得来，因此，殷王必须是军事上的领袖，亲自指挥战争。殷王的儿子如还年幼，不能胜任军事首领，王位往往由兄弟或侄子继承，这就是“兄终弟及”。再就是，当时科学技术水平低下，靠僧侣占卜行事，僧侣与神相通，传达神的旨意。于是“在殷代，在僧侣贵族和世俗贵族的利益一致的原则下，政权的实际掌握，都是僧倡贵族，王和世俗贵族反而常常受着僧侣贵族的支配。”例如伊尹放王太甲于桐，伊陟对王“弗臣”便是。吕老认为，这是研究殷奴隶制国家不能不注意的；否则，作为国家，存在这些现象就不好理解了。
吕老认为，从西周起，中国便开始了封建社会的历史。以后，翦，伯赞的《中国史纲》、范文澜的《中国通史简编》都得到了同一认识而且有了更圆满的论证。
三十年代前半期，吕老曾在北京的大学讲授中国社会经济史和中国政治思想史，他后来将《中国政治思想史》讲稿加以修改补充，于一九三七年抗战前夕正式出版。这差不多是早期马克思历史学家共同经历的途程：他们首先研究社会史或社会经济史，一旦有了眉目，就探索上层建筑的思想史或哲学史。
吕老说，他写作这书，“是在学习《剩余价值学说史》的精神去编著的。”就是说，把政治思想和哲学思想看做经济基础的反映。社会经济发展是有规律的，反映它的政治思想和哲学思想也是可以把握的，而不是神秘的东西。我们只要读这书的第一编导言，作者讲自己研究的方法和勾画的“中国政治思想史的流变”，就知道他是这么努力的。
吕老的这一著作追踪了中国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哲学思想发展的全过程。中国的哲学思想，一些资产阶级的史学家用实验主义的方法曾作过一些研究，最有影响的是胡适的《中国哲学史大纲》，但只出版了上册，止于先秦；梁启超对先秦和近三百年的学术思想，也作过整理。他们的研究比起封建哲学家来，自然是一大进步，但仍不能认识哲学史的本质和规律。至于马克思主义的史家，在这之前，只对历史上的某些哲学家和社会思想，作过若干片断的研究；是吕老的著作第一次系统地对中国的哲学史作了探索。
殷代奴隶社会的哲学，吕老主要论述了两点：巫教神学和“八封”哲学。他认为，在殷代，巫起到了沟通“人”和“神”的作用。因此，巫的政治地位十分崇隆，象僧侣伊尹，甚至掌管了国家的大权。吕老根据马克思主义“异化”的学说指出(普列汉诺夫曾有过许多具体的精辟的论述，吕老很可能是据以立论的)，“在人的社会中存在着的‘帝’、‘王’、贵族、自由民，在‘神间世界’依然存在着。”用“异化”的理论来解释神权政治，在今天已成为常识，而在四十多年前，是大大地打开了人们的眼界。
八卦哲学的经典是《周易》。它的核心思想是“变”，它适应了奴隶制向封建制变革的要求，这是唯物的、辩证的；可是，当封建地主阶级夺得了政权，封建地主阶级不再是革命的阶级，解释《易》的《易传》，就“由唯物主义再降到唯心主义”了。
抗日战争时期，一九三九年，吕振羽同志调重庆从事文化界的统战工作，并在复旦大学任教。几年中，他写了一系列史学理论文章，结集为《中国社会史诸问题》。这些文章的撰写，据作者在序中说，是“为着要和侵略者汉奸的中国史观以及其他各种各样的错误观点作斗争，为着要指示大众以正确的实践方向”，于是，要求“对中国社会史的几个基本问题给予正确的解决”。例如，中国封建社会的停滞原因，他指出了四点：(一)民族和农民的迁徙使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不断缓和，同时使社会内部的剩余劳动人口不断得到消纳，阻滞着商业资本向生产资本转化和商品市场的扩大。(二)少数民族入主中国，“屡次给予中国社会的生产力以残暴的破坏。(三)官营手工工场的生产“妨害了私人手工业生产的发展”。更重要的是，(四)“鸦片战争后，阻滞中国社会发展的主力，是国际帝国主义”。中国封建社会长期停滞的原因作为学术问题，讨论一直延续到解放前后。吕老论述的几点，特别是第四点，影响相当深广。
《中国社会史诸问题》表明了作者捍卫马克思主义历史科学的原则立场和运用马克思主义来研究中国历史艰苦努力。直到今天，读这些文章，还强烈地感到它的战斗光芒和理论的威力。
(《史前期中国社会研究》，三联书店一九八○年二月重印，1.00元；《殷周时代的中国社会》，三联书店一九七九年十二月重印，1.00元；《中国政治思想史》，人民出版社一九八一年六月重印，2.05元；《中国社会史诸问题》，三联书店一九七九年重印，0.64元)
卞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