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库提要》还有应该指出的更为重要的一面。因为是“钦定”的，它的编写就必然要以封建道德为最高指导思想，以统治者的利益为评判准绳。因此而产生的编写思想上的问题，恐怕比学术性的错误还要更严重若干倍。对此，人们也早已有所觉察并作过一些批判了，但至今没有进行过系统、彻底的清算。
不过《四库提要》到底不失为一部空前巨著。在它以前，虽然也有过《郡斋读书志》之类的著作，但论规模，论深广，都是远远不及的。过了二百年也还没有能代替它的新著。因此到今天为止，人们还是不得不利用它。过去有许多号称“博古通今”的学者，其所以使人惊佩的原因，就是熟读了《提要》，好象真的读过那许多书了似的。当然，这是经不起认真盘查的。但如果不是拿来炫耀自己，作为打开知识面的泛读，那还是有好处的。何况今天的读者也大抵不再相信它的“定千载之是非，决百家之疑似”的权威性了，真的不过是“仅供参考”而已，那么这确也到底不无好处。
“提要”是紧跟着目录而产生的。读者不满足于只有一张书单，还希望多少知道这些书的大致内容、写作水平与正确程度。这是文化发展繁荣以后必然提上日程的要求。人们关心的是各种书籍所传播不同知识的科学性，在思想上和内容上的可信赖性。在研究者看来，这要求就更为迫切。他们希望知道知识海洋的粗略蓝图。过去作学问的办法是写札记，后来进步了，改为作卡片。但以个人的努力，工作是异常艰难的。在这里，乾隆皇帝也有他的贡献，也许比他更早的先朝皇帝们早已创造了这种集体创作的方法了。但他的组织工作做得规模更大也更细密。他组成了一个庞大的编辑班子，动员了国家的政治、经济力量，在皇帝的直接领导下，通力协作，定期完成。这种动员集体力量进行的协作，不能不说是文化建设上的一种重要先例。即使是封建皇朝的皇帝，也明白这种方法的必要性。
好的“提要”应该就是好的书评。但要求比书评更为完密、谨严。在今天，好象还不容易提供一种理想的模式，一切还处于摸索之中。这里需要百花齐放的方法，由不同作者根据不同需要，写出各有特色的提要来。理想的模式，应该从大量同类著作中比较、鉴定而最后产生。过去也不是没有人作过这种工作，也有过出色的成果，都是很好的参考资料。
陈垣的《中国佛教史籍概论》是这方面突出的著作。陈先生是史学家，他写这书是站在史学家的立场来说佛教史籍的。此书撰于抗日战争中沦陷的北平，“故其中论断，多有为而发”，这是两条基本前提。这又是为课堂讲授而写的讲义，因此所选皆习见之书。以上都是使作品具有特色的重要原因。这不是为佛教徒写的，而是使普通读者获得必要文化史常识的入门书。但作者以非凡的学养、功力作这个工作，他用“牛刀”来“割鸡”，如此灵巧，真是擘画分明，完全没有空话、废话，同时随宜纠正了前人许多错误，包括《四库提要》的错误。学术水平是很高的。
陈先生的方法大致是对每一书先后讨论其板本源流，体制内容、特色与优缺点，作者略历，本书之流行与在史学上的利用，纠正前人有关的错误缺失等等。这中间有些内容是过去的著作也曾注意到的，但往往失之于轻忽，远不及“概论”之谨严。《四库提要》也常常指出书中的失误与缺点，但多半是枝节的、随感式的。作为学术著作就缺乏必要的份量。陈先生又指出《四库提要》的一种根本上的弱点，“非按目求书，而惟因书著目”。也是发人深思的。《四库全书》是在收缴天下藏书的基础上编纂完成的，实在并没有从根本上进行系统的访求，要求它反映历史的源流与完整面貌是困难的。这一点很值得引起注意。在过去的研究著作中，有时会出现一种缺点。他们援引的历史文献是繁富的，僻书秘典是多的，但往往忽略了通常习见的基本史料，常常漏掉了属于常识范围内的内容。这是一个时期以来重视异书孤本但忽略基本读物的风气带来的偏差，是应该引起注意的。
邓之诚的《清诗纪事初编》是值得注意的另一部重要著作。作者据所藏所见清初别集六百家，就作者生平、著作内容，写成“书衣杂识”。这实际上也就是“提要”，不过没有陈援庵书的眉目分明而已。邓先生也是史学家，所以他的书也是史学著作，并非文学史的专著。他选诗的目的也是“端资纪事”，并声明“但以证史，不敢论诗”。这书也是“因书著目”的，这六百家还不能显示清初作者的全貌，但主要的诗人大抵网罗在内了，经过融会贯通，作者对这一时代的社会生活，人民疾苦、政治斗争以及知识界的思想变化获得了一种较为全面的认识，和他的史学见解结合起来，就形成了相当完整的体系。但作者来不及将这些见解写成完整的论文，只以“提要”的形式孤立地出现于各家之前。细心的读者是可以摸索出其中的脉络的。
作者有许多“发挥”，都是对明清易代之际纷纭复杂历史现象的观察所得，正是本书的精华所在。但这许多也并非定论，有一些，还不免带有陈旧迂腐的遗痕，多半表现在文学评论上，有许多套话与不着边际的议论，限于篇幅、体例，他所选的诗也往往不是确当的。
学术研究与文学创作都是根据客观实际进行研究以后获得的产物，不同之处只在表现形式。两者都必须忠于客观现实，对主观分析也应有必要的自信。不能任意涂改客观事物，也不能为了迎合某种需要而修饰甚至改变自己的见解。这样作的结果必然产生虚假，在科学上没有存在的价值也不会有欣赏价值。
例如邓之诚先生论金圣叹时，引据甚详，对这个世界观异常复杂的人物作了多方面的探索，也并未下什么结论，凡有所见，都采取商量口吻，我以为是写得很好的一篇“提要”。在六才子书的问题上，既指出了金圣叹可能受到李卓吾的影响，又指出他的评点的影响似乎更超过了李卓吾，这都是很乎实的看法，说不上是什么“资产阶级学术观点”。在学术研究上，坦率地说出哪怕并不完整甚至错误的见解，比起照抄照搬通行的“定论”来要好得多。错误可以通过讨论纠正，而“定论”的重复却只能扼杀生机。
邓之诚先生还有一本小册子《桑园读书记》，则是一本别有特色也更正规的“提要”著作。作者在一九四一年被日本侵略军逮捕，关了半年。以后就过着“罢讲闲居”、“闲门忍饥，不与人事”的日子，这小册子里所收四十五篇读书记，就是这时的作品。他读的书很杂乱，除了经部以外，史、子、集都有一些。比起《纪事初编》中的“小传”部分，这里的札记就更详细，有时还摘抄了作者认为重要的材料。作者在自序中说：
“解题之作，始于晁陈。至四库提要，辨体例，纠谬误，而愈精矣。其荟萃事目，以备遗忘者，则为‘类事’。二者各有藩篱，若不可合。妄意以为若为叙录，当撮其内容，使未读是书者，稍明涂径，且知某事见某书，为较切实用也。”
这里所说的意见是很对的。“提要”的重要，说得也非常确当。总之是为了节省读者的时间，帮助读者尽可能广泛地掌握知识，同时还提示研究的门径，材料的来源。是使浩如烟海的书本活起来的有效办法。李时珍作《本草纲目》，使人们知道我们有多少中草药，它们的性能、疗效、产地，……便于人民加以利用，从而造福人类。同时不致使珍贵的药物埋在山谷间，烂在田野里。“提要”之于书籍，也是可以起相似的作用的。
《桑园读书记》的特色，照作者的话来说，是“几几乎合提要札记而为一矣”。这是一种方法，与之相对，成为两个极端的，好象可以举出鲁迅为许世瑛开的书单。鲁迅只举出了十二种书，有的附有简单的说明，往往只一句，可谓要言不繁，但也不是随便说的。这是繁简两个极端。在这中间还可能有许多不同形式。但主要的是不要说空话。至于表示的意见是否正确，举出的实例是否确当，这都是可以商量、修改，逐步使之完善的。
张舜徽有《清人文集别录》二十四卷，收书六百家。不局限于清初，更不限于诗集，应该是更有价值的提要著作。不过由于作者的兴趣所在，是“文字、故训、声韵”之学，因而注意之处遂多偏重于朴学一端。作者虽然同意张之洞在《<SPS=2191>轩语》中的意见，承认清人别集在考史、版本……等方面内容之重要，但还是往往略而不论，遂使提要的必要作用难于体现。如对周亮工集中杂文部分，认为“尺牍皆言凌杂，题跋但品书画，皆非亮工撰述之精华”；论徐乾学集中讲纂修书史例考，购书故事等内容，说“则皆当日随手掇录、未加润色之作，乃亦采以入集，颇嫌其滥”。都反映了作者所持传统观点。在论及纳兰性德与徐乾学的关系时，作者看不到当时政局党争等复杂历史情况，只就纳兰上乾学书执弟子礼甚恭谨，就下结论说“宜乾学哀其早天……又为刊布其遗文，百计以传之”。这种只接触表面现象的研究方法，是不可能达到知人论世的要求的。
邓之诚说，“有人每得一事出处，自诩发明；而薄之者则谓‘固在书中，俯拾即是’。皆不免过甚。书贵细读，尤贵慎思，始不遗不漏也。”
这些话也说得很好。如果我们把提要的工作做好了，就可以消灭那种可笑的拌嘴，这其实正是过去文人相轻的典型事例。而要作好这工作，细读、慎思又是必不可少的。
“提要”似乎也可以有高低两种标准。能在技术上完成各项为读者提供方便的任务就可以说是达到了最低标准了。如果要更理想，就必须要求对不同著作作出确当的评判，从思想上作出评判。这在学术上是更高的要求，也是过去这类著作普遍存在的缺点，陈垣的《中国佛教史籍概论》曾有意识在这方面进行努力，但份量不多，而且偏于提倡爱国主义的方面，这是作者著书之日时代环境所提出的要求，今天看来也还是很可贵的。如在《景德传灯录》条下，引晁氏读书志原文后又加以发挥说，“晁氏之意，谓政治混乱之时，有气节之人，做事固不易，说话亦不易，只可出家，做和尚去，此禅宗所以盛于五代也。一部《景德传灯录》，不啻一部唐末五代高逸传，惜乎欧、宋二公，皆不喜佛，故《新唐书》及《五代史》皆阙失此等绝好资料焉。”
这一节议论的出发点当然在于提倡民族气节，但确是说出了很好的史学见解。
又如论《历代三宝记》，指出在《通鉴》出现之前，南北朝的宋齐梁陈还被普遍看作是“偏霸”、“闰位”而非正统。《三宝记》则不然，它的纪年是“尊齐梁而黜北魏”的。同时指出：“清人勇于辨伪，而四库编年类特著录《元经》，即以其进元魏为中国，可以悦时主耳。”
这里议论的出发点也是宣传爱国主义，作者在后记中也有“看法与今不尽同”的话。但他所指出的事实，与揭露四库馆臣的动机，却是尖锐的。
另外的一点，版本问题在过去的提要中还没有受到应有的重视。其实这是必须说到的重要内容，张之洞的《书目答问》的学术价值在很大程度上就表现在这里。我们当然不是为版本而版本，目的依旧在于向读者专家提示最佳的资料来源。邓之诚很重视古籍的搜求，但他的书在这方面也还不够谨严。有许多清初人的诗集，他所据的并不是原刻，往往是选本或后来的翻刻，但不加以说明，因此就减低了学术水平。陈垣是重视版本的，这也为他提供了极大的研究方便。他论《弘明集》的版本说：“以今本与《出三藏记集》所载目录互校，原本十卷，皆梁以前文，后所增入，多梁代文。今本第九、第十卷之梁武帝，高丽本作‘大梁皇帝’，当是僧<SPS=1286>原文，称武帝者，后人追改也。”这话是不错的。我所见《弘明集》明人皮纸黑格写本，有会稽钮氏世学楼藏印，是早于明代嘉兴藏、吴惟明两刻的写本，就正作“大梁皇帝”。梁释僧<SPS=1286>所编的佛教文选，在提到当时的统治者时是不会径称之为“梁武帝”的。
中华民族有极丰富光辉的文化遗产，虽然历经种种灾难残毁，迄今仍旧有大量的遗存。我们不能听任其继续遭到毁弃，也不能依旧冷落相待，必须尽快使之为社会主义建设发挥有益作用。文献也不只是书籍，档案、金石……也都应包括在内。这一切都应该系统地全面地摸一下底，使我们的人民、读者、研究家心中有数。首先得有一本帐，一本目录；接下去就应有一本好的“提要”。只有索引是不够的，有许多文字只看题目作者是完全不能猜到那内容的。提要的编纂当然是比编写目录更为艰难繁重的工作，但在我们国家里，动员集体的力量，有领导有计划的进行，任务是完全有可能完成的。我们的先行者曾提供了一些样品，他们提供了有益的经验，也显示了某些缺点。这就是基础，相信我们必能在已有的基础上建成辉煌的大厦。
一九八二，九，七
书林一枝
黄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