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在中国历史上有一部著名的大书，叫《册府元龟》；在中国文学史上有一个很有名的文学流派，叫西昆派。西昆派的代表作就是我们所说的《西昆酬唱集》。其实，《册府元龟》和《西昆酬唱集》是一根藤上的两个瓜。
宋景德二年(公元一○○五年)九月，宋真宗命王钦若、杨亿等人编纂一部大型的类书，把上古到五代的繁富史料，按人按事分门别类加以编排，初拟名叫《历代君臣事迹》。经过九年，到大中祥符六年(公元一○一三年)，这部巨著编纂完成。全书共一千卷，《四库全书》本达二万七千二百多页，比它之前赫赫有名的《太平御览》的字数要多一倍，定名为《册府元龟》。在编纂这部大书期间，参加编纂的杨亿、刘筠以及他们的同事、朋友，诗歌往还，互相唱和，写了很多诗，后来又编成一部诗集，就是《西昆酬唱集》。也可以说，《西昆酬唱集》是编纂《册府元龟》的副产品。
何谓“册府”？何谓“西昆”？其实它们的含义是相同的。西昆，指西方昆仑群玉之山。穆天子传》说：“天子升于昆仑之丘，至于群玉之山，先王之所谓册府。”郭璞注：“即《山海经》云群玉山，西王母所居者。言往古帝王以为藏书册之府，所谓藏之名山者也。”可见“西昆”是指古代帝王藏书的地方。藏书的地方是书册之府，所以又叫册府。晋书·葛洪传》说：“<SPS=1973>奇册府，总百代之遗编。”就是这个意思。当时编纂<历代君臣事迹》的人，都聚集在朝廷藏书的秘阁里，于是就采用西昆、册府这个典故，把在秘阁编出来的《历代君臣事迹》定名为《册府元龟》；把在秘阁编书过程中产生的唱和诗集，定名为《西昆酬唱集》。
《西昆酬唱集》所收诗篇的作者共有十七个人，这些人并不都是参加秘阁编纂工作的，象其中的张咏、舒雅，都不经常在东京，丁渭、钱惟演也没有参加编书工作，只是因为他们和杨亿、刘筠等人互相唱和，所以他们的作品也收入集中。但不论在京城在外地，参加编书还是没有参加编书，这些人都是封建地主阶级的上层人物，有些人后来地位很高。他们大都能接近皇帝，了解上层政治动态。
这是《西昆酬唱集》的缘起和大致情况，了解了这个基本情况，对我们认识和评价《西昆酬唱集》会大有帮助。
二
如何评价这部诗集，似乎文学史家们早有定论，毋庸再议。从下面几部有影响的文学史著作的结论，可以看得很清楚。
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编著的《中国文学史》说：
……这说明他们(指诗集的作者)创作的目的仅是为了唱和，他们的创作方法就是摭拾前人作品中的“芳润”，重新加以编组，这样就产生了他们这本毫无内容、仅只是玩弄词章典故的酬唱集。(文下黑点为本文作者所加，下同)
游国恩等主编的《中国文学史》说：
他们缺乏真正的生活感受，写出来的诗大都内容单薄，感情虚假，写来写去，无非为了搬弄几个陈腐的典故……。
刘大杰编的《中国文学发展史》说：
雕章丽句，只注意对偶工巧、音调和谐和字句的美丽而已，都是属于作品的形式，一点没有顾到文学的内容。
这三部著作的作者说得够斩钉截铁了：“毫无内容”、“写来写去，无非为了搬弄几个陈腐的典故”、“一点没有顾到文学的内容”，从思想内容上看，差不多就算全盘否定了这部诗集。
究竟应该如何评价这部作品呢？我们回顾这部书的历史，却会看到十分有趣的现象。它曾经炫赫一时，“自《西昆集》出，时人争效之，诗体一变。”(欧阳修《六一诗话》)；它也曾得到十分尖锐的批判，“今杨亿穷妍极态，缀风月，弄花草，淫巧侈丽，浮华纂组，<SPS=0084>锼圣人之经，破碎圣人之言，离析圣人之意，蠹伤圣人之道。……其为怪大矣。”(石介《怪说》)更有意思的是宋人吴枋在《宜斋野乘》一书中记载着这样一个故事：当时有一出戏叫《优人<SPS=0425><SPS=1204>》，剧中主人公李商隐出场时，穿着十分蓝缕的衣服，另一人问道：“义山，你的华丽衣服哪里去了？”剧中的李商隐回答道：“被馆中的学士们抢去了。”引得全场哄堂大笑。这出戏十分刻薄地嘲讽西昆作家们剽窃李商隐的作品。但是，如果我们跳出前人的窠臼，客观地分析《西昆集》中的诗篇，就可以看出，由于作者多半是内廷侍臣，养尊处优，生活是安逸、舒适的，所以《西昆集》中大量的是象《夜宴》、《直夜》、《别墅》、《代意》等反映他们官僚生活的作品。他们所歌唱的绮宴、华灯、兰风、蕙帐，反映了文学侍臣们生活和精神的空虚，这是首先应该指出的。比如，那篇很有名的《泪》：
鲛盘千点怨吞声，蜡炬风高翠箔轻。夜半商陵闻别鹤，酒阑安石对哀筝。银屏欲去连珠进，金屋初来玉<SPS=1332>横。马上悲歌寄黄鹄，紫台回首暮云平。
诗人一连用了“鲛人泣珠”、“商陵牧子悲啸”、“谢安听筝而泣”、焦仲卿妻刘兰芝“泪落连珠子”、“阿娇冷处长门宫”、“细君思乡而歌”、“昭君出塞”等七、八个伤情、哭泣的典故，几乎成了一部“泪典”，但这首诗究竟要表达什么思想呢？象这样的堆砌在整部诗集中比比皆是。所以，这部诗集的主要倾向确实是思想贫乏，缺乏真情实感，雕章琢句，玩弄词藻典故。他们仿效李商隐的形式，却比李商隐更雕饰和晦涩；他们模拟李商隐的风格，却学不来李商隐的深思与挚情。他们的结果就可想而知了。
然而，《西昆酬唱集》真的是“毫无内容”吗？或者换一句话说，完全是为写诗而写诗吗？我想这也是不可能的。杨亿、刘筠这些文学侍臣经常出入内廷，有的地位还很高，他们对朝廷内外发生的重大事件，不可能毫无反应。而他们的政治思想，不可能不在他们的诗歌中表现出来。
关于《西昆酬唱集》有这样一件轶事，很说明问题。集子中有一组题目叫《宣曲》的诗，这组诗一问世，王钦若马上拿着去向皇帝告状，杨亿差点儿没因此而招致杀身之祸。《宋史》记载，王钦若与杨亿共同受命编修《册府元龟》。但王钦若是新贵族，暴发户，杨亿瞧不起他那种骄横的气焰。所以，不论在什么地方，只要王钦若一到，杨亿马上就离开。王钦若很恼火，但又无可奈何。当王钦若看到了杨亿作的《宣曲》诗，如获至宝，立刻到宋真宗那里告状，揭发杨亿的诗影射皇帝。宋真宗看后，大为不满，说：“词臣，学者宗师也，安可不戒其流宕。”于是下诏，如果今后再写这样的诗，一定严惩。(见《续资治通鉴长编》)南宋大诗人陆游评论这件事时曾说：“赖天子爱才士，皆置而不问，独下诏讽切而已。不然，亦殆哉。”(见陆游《谓南集·跋西昆酬唱集》)可见，这首诗是捅了马蜂窝。
《宣曲》诗写了什么呢？《宣曲》诗一共有三首，杨亿、刘筠、钱惟演每人各写了一首。他们把前代皇帝耽于女色的事情一一列出。如杨亿的一首，开头第一句就说“宣曲更衣宠，高堂荐枕荣”，这是用汉武帝和子夫的典故。汉武帝见到歌女子夫，非常高兴。子夫给他更衣，汉武帝就在车中与子夫宣淫取乐；接着又写“弯扇裁纨制，羊车插竹迎”，这是用晋武帝的典故。晋武帝妃子非常多，灭掉东吴之后，又得到孙皓的宫人数千，后宫妃嫔近万人。每到晚上，晋武帝不知到哪一个妃子处住宿好，就乘着羊驾的车，任羊随便走。羊走到哪个妃子门前停下，那一夜就到哪个妃子那里住宿。妃嫔们盼皇帝来，就把竹叶插在门前，用盐水洒地，千方百计引诱羊到他们那里去。这些诗句恐怕就是王钦若抓到的把柄，也就是宋真宗认为“流宕”的地方。
据江休复《嘉<SPS=1286>杂志》所载：“上在南衙(指宋真宗继位前任开封府尹)，尝召散乐伶丁香，昼承恩<SPS=0038>。”这岂不是“宣曲更衣宠，高堂荐枕荣”吗？宋真宗当然不会高兴。更有甚者，刘筠在他那首《宣曲》中还写道：“天机从此浅，国艳或非良。”意思是说，有这样一些嗜好欲望，道行就不够深了，而且容貌美艳的女子未必是道德高尚的人。刘筠暗指丁香出身微贱，徒有美色。陆游则说，这里的“国艳”，恐怕是指宋真宗的刘妃和杨妃。刘、杨二妃出身都很微贱，只因为她们长得美艳，宋真宗就千方百计地把她们弄到宫里去。
这样看来，《宣曲》诗恐怕就不能说“毫无内容”了。而且，不论杨亿、刘筠是从什么角度，抱着什么动机，述说后宫轶事的，它都暴露了皇帝荒淫放荡的私生活，这一点还是应该肯定的。对于杨亿、刘筠这些皇帝近臣来说，敢于写出这些掖庭风光，应该说是有点胆量的。
再看看《汉武》一诗。杨亿在诗中极力攻击汉武帝迷信方士神仙之说，挖苦汉武帝幻想长生不老，被方士愚弄而不知。“蓬莱银阙浪漫漫”，是说汉武帝相信方士李少君的鬼话，派人入海找寻安期生，求长生不老药。但哪里找得到呢？“弱水回风欲到难”，表面上写是被“弱水”、“回风”所阻，去不成，实际上是否定汉武帝求神仙的举动不合情理，当然实现不了。“力通青海求龙种，死讳文成食马肝”，汉武帝被方士少翁迷惑，居然封少翁为文成将军。但一年过去了，神仙没有召来，少翁怕暴露真相，就写好帛书，让牛吃下去，然后对汉武帝说，牛腹中有天书。汉武帝派人杀牛，果然得到帛书。正在高兴之际，汉武帝突然认出了帛书上的笔迹，盛怒之下，杀了少翁。但笃信神仙的汉武帝并没有吸取教训，他很快就后悔了，又让人找来一个叫栾大的方士，再去召神仙、找长生不老药。栾大说：“臣之师曰：‘黄金可成，而河决可塞，不死之药可得，仙人可致也。’臣恐效文成，则方士皆掩口，恶敢盲方哉！”汉武帝一听人家不满他杀少翁(即文成将军)了，马上撒谎说：“文成食马肝死耳。子诚能修其方，我何爱乎！”(《史记·孝武本纪》)
这样写是故意堆砌典故炫耀才学吗？不是。是毫无内容的陈词滥调吗？不是。汉武帝雄才大略，治国颇有成效，这些，杨亿辈不会不知道。但他们不写汉武帝的文治武功，只写汉武帝迷信鬼神、受骗于方士的笑话，恐怕也是寓有深意，与当时现实紧密联系的。
当时，宋辽战事频仍，宋真宗不敢抵抗，大敌当前，一味退让。澶州大捷，宋真宗反而派曹利用去辽营求和赔款。曹临行前问宋真宗可以答应给辽多少银绢。宋真宗说：“必不得已，虽百万亦可。”寇准把曹叫来，说：“虽有旨许百万，若过三十万，我就杀了你！”和议告成，误传赔偿辽银三百万两，宋真宗大惊，过了一会儿，又说：“姑了事，亦可耳。”等曹利用说明确数，宋真宗大喜过望。但他对神仙佛道却象汉武帝一样虔诚笃信。当时，王钦若也伪造了一个帛书。帛书上面写道：“赵受命，兴于宋，付于恒。居其器，守于正。世七百，九九定。”“恒”是宋真宗的名字，表示自己受命于天。他还伪造天书，降于泰山，准备在泰山举行封禅大典；他派人用五千两黄金铸了自己的像，侍立在玉皇像前，以示自己的虔敬。对宋真宗的这一套，杨亿是反对的。他替宋真宗起草东封诏时，原文有“不求神仙，不为奢侈”一语，宋真宗看后把这两句话勾掉了。了解了这一背景，再读一读《汉武》诗，我们能说《汉武》诗中讲的历史上的少翁把帛书放到牛腹中，与现实社会中王钦若伪造天书，是偶然的巧合吗？我们能说《西昆酬唱集》中的诗“一点也没有顾到文学的内容”吗？当然象这样的诗并不多，但也不是绝无仅有。
有鉴于此，我们对《西昆酬唱集》的评价就应该多做些具体分析，透过那些“华丽的组织”、“精确的用事”、“森严的对偶”，发现内中曲折委婉地表达出来的一点思想。有一本文学史引用了冯武的《重刻<西昆酬唱集>序》“不隔一朝，遽尔湮没”的话，说明《西昆酬唱集》之不受欢迎，迅速失传。我们也可以引一些话，而且就是同一篇文章、同一段、同一行下面的一些话，来说明《西昆酬唱集》之受到人们的重视。在《重刻<西昆酬唱集>序》中紧接着“不隔一朝，遽尔湮没”之后，冯武写道：“自胜国名人以逮牧斋老叟，皆以不得见(《西昆酬唱集》)为叹息，其所以殷殷于作者之口久矣。昔年西河毛季子从吴门拾得，钞自旧本，狂喜而告于徐司寇健庵先生，健庵遂以付梓，汲汲乎惟恐其书之又亡也。”这些描写不是更为生动、形象吗？这些话又可以成为对立观点的武器。所以，我们评价一部作品，应该具体地分析作家的立场观点，作家对所歌咏的事件的态度，作家所处的时代，以及当时作家的处境、地位，一概肯定、一概否定，都是站不住脚的。
我们还要简单说说如何看待《西昆酬唱集》的艺术成就。他们讲究技巧，是否就一无可取呢？我认为他们的缺点在于他们专讲“技巧”，但他们毕竟是有“技巧”的。《西昆酬唱集》中除掉很少的几首绝句外，几乎全是五、七言律诗，而且很多是排律。几十韵的排律，做起来恐怕是不很容易的。至于“风来玉女乌先转，露下金茎鹤未知”(《馆中新蝉》)，“霜挂丹丘路，星榆北斗城”(《禁中庭树》)，“水阔雨萧萧，风微影自摇”(《荷花》)等等，一向被人誉为佳句。连攻击西昆体最力的欧阳修也说：“先朝杨、刘风采，耸动天下，至今使人倾想。”能达到“至今使人倾想”的效果，这该说是作家的幸福了。当时，宋人反对西昆体，但矫枉过正，以至于吴乔云：“宋之最著者苏、黄，全失唐人一唱三叹之致。”王阮亭云：“宋初学西昆，于唐却近；苏、黄变西昆，去唐却远。”这些话恐怕是很值得玩味的。所以，我们在批判它的思想内容方面的问题的同时，不能连同它在艺术上的长处一起批掉。
三
在深入探讨《西昆酬唱集》在文学史上的价值的研究中，王仲荦先生的《西昆酬唱集注》给我们作了一个榜样。
《西昆酬唱集注》是《西昆酬唱集》的第一个注本。《西昆酬唱集》典故多，使注家畏难，这恐怕是向无注释的一个原因。但更为重要的，恐怕还是因为多年来被一种思想所束缚，以致于谈《西昆》而色变，认为那是不值一提的唯美主义的东西。但王先生能破除这个迷信。他是一个历史学家，他从宋史的研究中得出具有创造性的结论。他说：《西昆酬唱集》的一些诗篇“在当时统治阶级的文坛上，不能不说是具有一定史料价值的作品。”这个观点是正确的。从史实出发，以确凿的事实论证一部作品所反映的思想，这是一个历史学家研究古典文学得天独厚的地方。加之作者学识渊博，注释精慎，使《西昆酬唱集注》达到了很高的学术水平。这是我们应该向作者深致谢意的。
一九八一年冬
(《西昆酬唱集注》，王仲荦注，中华书局一九八○年十二月第一版，1.30元)
杨牧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