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黑格尔包罗万有的哲学体系中，却唯独缺少一部《政治哲学》。这是否由于他对自己的政治抱负感到失望呢？就他的出身而论(与其说是官僚，毋宁说是职员)，黑格尔也属于非贵族的市民等级。因此在十八世纪德国那样一个重门阀血统的容克贵族社会中，他几乎根本无望成为政治家，而至多只能作一个神学家或学者。他事实上选择了后一条道路，虽然他早年进的是神学院。但黑格尔还是说过：“我一向对政治有一种偏爱。”这种偏爱使他留下了不少后来引起争论的政治论文。
青年时代的黑格尔曾经醉心于康德的著作。他在一七九四年给谢林的一封信中写道：“我期待康德体系及其推论在德国导致一场革命。”(本书第1页)他认为通过康德的“理性批判”，“终于使人类登上了一座哲学的高峰。”“哲学家论证了人的尊严，人民将学会享有这种尊严，将不再只具有受践踏的权利；而是通过自身去争取人的权利。以往的宗教和政治一向狼狈为奸，宗教所教诲的正是专制政治所要求的东西。……现在是日出的时代了。朋友们，为了人类的幸福之花快点开放，迎着旭日飞奔吧！”(《黑格尔书信集》，德文版第一卷，第24页)
熟悉黑格尔晚期著作中那种沉重、灰色笔调的人，似乎很难相信这些激情澎湃、热血沸腾的话语曾出自同一位作者。但一点不错。写这些话的时候，乃是黑格尔生命中风华正茂的时代——这一年他才二十四岁。他当时对宗教和政治所持的观点，几乎是站在这个时代最激进的流派——以卢梭的启蒙哲学为标志的革命思想阵营中的。年轻的黑格尔在他初期的著作中大胆地攻击教会(这些著作直到他死后才发表)，认为“宗教体系是一个使人异化，不把人当人的体系”。“宗教是专制政治的外衣，而专制政治则卫护着现存的教义”。黑格尔认为，为了重新获得人在专制政治和宗教信仰中被剥夺的政治自由和精神自由，就必须对社会进行彻底的改革。宗教必须成为理性的“人民宗教”，而合理的社会制度则只能是与君权专制相对立的民主政治。①
青年时代的黑格尔也是法国大革命的热烈拥护者。当一七八九年夏天巴黎市民攻克巴士底监狱、发布《人权宣言》的消息传到德国的时候，黑格尔和他的朋友不仅高唱《马赛曲》这首近代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圣歌，而且据说还栽种了具有纪念意义的“自由之树”。
可以想见，如果黑格尔是一位法国公民，或者如果在当时的德国也爆发一场象法兰西一七八九年那样的大革命，年轻的黑格尔必定会是一个热情的参加者。但是法国革命在一七九三年以后形势急转直下。新的革命也没有在封建德国爆发。相反，等待着刚刚跨人世途的黑格尔的，是“灰色”而且冷峻的现实。青年时代的热情、幻想与希望，在无情的现实之岩上撞得粉碎。理智的现实感开始占了上风。在宗教和政治问题上，黑格尔的发言由审慎逐渐转为沉默，又由沉默转变为对普鲁士君主制度和基督教的公开尊崇。
一八三一年，六十一岁的黑格尔由于他对普鲁士帝国教育事业的贡献，得到国王威廉三世授予的三级红鹰勋章。因此有人认为，晚期的黑格尔是一个保守的、甚至反动的哲学家。
黑格尔晚年是否真的变成了一个政治上的保守主义者或者反动分子？如果是，这一转变又是怎样发生的？
最近出版的《黑格尔政治著作选》一书，为这些问题的研究提供了一些资料。
黑格尔一生政治和宗教思想的演变，大致可以分这样三个时期：
青年时期——政治上激进的民主主义者，法国大革命的热情拥护者，宗教上的批判主义者。(《早期著作》)
中年时期——政治上的改良主义者，哲学上的理性主义者。(《精神现象学》《逻辑学》)
晚年时期——政治上的假保守主义者，世俗宗教与理性哲学的调和主义者。(《法哲学》、《哲学史》、《历史哲学》等)
从收入《黑格尔政治著作选》的一组文章，即可以看出黑格尔政治思想在这三个时期中的变化。
本书的第一篇文章，也是黑格尔这位年轻的思想家在文坛上第一次发表的一篇译作。在这里黑格尔编译了瑞士民主派律师卡特的十二封秘密通信。黑格尔之所以注意到这批关于瑞士政治和法律情况的密信，是由于在一七九三至一七九五年间，黑格尔曾在伯尔尼居留并作过家庭教师。黑格尔注意到作者在信中的看法和自己不谋而合。这些信中指出：伯尔尼城缺乏公民自由，这一点首先表现在权势人物蔑视法律。世界上没有一个地方象在这里那样，有如此之多的人由于一点区区小事，就轻易地被处决、被绞刑、被碾死或烧死。被告的辩护只具有形式，实际上根本享受不到这种权利。最高法院看也不看案卷，就机械地批准下级法院的一切判决。象这样的制度、这样的法律和政府，必然会“促成全体人心对其压迫者的刻骨仇恨”，因此自然是注定要被推翻的。一七九八年伯尔尼政府垮台，验证了这种必然性。黑格尔对这些书信的译述和评论，表明了他青年时代也是一个同情和支持人民运动的人道主义者。
在《市参议员必须由公民选举》中(该文发表于哲学家死后)，黑格尔对“专制主义采取了严厉的批判态度，鲜明地表现了对封建宫廷的敌意”(译者序)。黑格尔说，在这种制度中，“一切归根结底都要围着一个人转，这个人靠祖宗的荫庇把权力集于一身，由于只承认和尊崇这一个人，普遍的人权便失去了保证。”(《黑格尔政治和法哲学著作》第XⅡ页)黑格尔在文中提出了激进的民主主义改革思想。他认为时代正在改变——“更美好、更公正时代的前景已跃然活现在人们灵魂内心”，人心“从安静地满足于现实，一无所望，忍受顺从一种过于巨大和支配一切的命运，已转而抱有追求另外某种东西的希望、期待和勇气。”黑格尔断言，人民群众即将摆脱“希望——受骗”这种旧历史的恶性循环。他主张重新评价旧的事物，“在作这种评判时，正义是唯一的尺度。实现正义的勇气，是唯一无二的威力”。但是在这篇文章中，黑格尔又提出，这种改革最好能通过改良而不是革命来实现。他认为应当避免法国革命那样的恐怖行动。这种拥护改良反对革命的观点，也就为黑格尔由青年时期的激进民主主义向中年时期的改良主义转变，作了准备。
在写成于十九世纪初叶的《德国法制》等两篇论文中，黑格尔研究了在拿破仑战争打击下已呈支离破碎的德国状况，并且提出了他的，政治改良观点。
他指出“德国已不再是个国家”，但新的国家体制还有待于形成。旧的东西在没落，新的东西在兴起。“时代进程，以及其中发展着的文化进程，已使过去那个时代的命运同现代的生活彼此一刀两断。现代人已不能再屈于忍受旧的命运。”他分析了日耳曼人的历史，指
出在中古封建制度以后，随着近代新生活方式的发展，形成了新的代议民主制政体，但德国却落后于这一时代的新进程，没有和别人同步进入现代。因此，他主张德国在君主立宪制的基础上重新组织起来。在这种新制度中，各等级(人民)要分享国家权力。当一八一五年符腾堡国王弗里德里希宣布实行君主立宪制后，黑格尔立刻对这种制度表示赞扬。他称赞国王由这种改革使自己的统治取得了一个“更广阔的基础”，并使政权与人民结为一体。正是从此以后，黑格尔成为普鲁士君主立宪制的热情拥护者。他高度评价新宪法所颁布的如下原则：“所有臣民在法律面前都是平等的，他们都有资格被选担任任何国家职务；无论出身还是基督教三种信仰之一，都不妨碍这一点。……每个臣民可以自由地根据其意向自由选择其职业和地位”等等。同时，黑格尔又在论文中抨击那些反对这种改革的贵族派议员，他说：
“他们什么也不肯忘记，什么也不肯学习。最近这二十五年是世界史上确实内容极其丰富的二十五年，对我们来说是最有教益的二十五年，因为我们的世界和我们的观念就是属于这二十五年的，而符腾堡邦等级议员们都好象是在沉睡中度过这二十五年似的。”“旧法权和旧制度是好是坏，并不取决于存在的年数。废除人祭人葬、废除奴隶制、废除封建专制和无数丑事，都是取消某种曾有古老意义的法权。”
而在写于一八三一年的《论英国改革法案》中，我们看到，黑格尔终于变成了一个正统的普鲁士国家主义者。他在文中通过对英国制度与德国制度的比较，尖锐批评英国的政治状况，同时赞美半封建半资本主义的普鲁士。黑格尔在前一篇评论符腾堡议会的文章中，还曾对那种维护旧法律和特权的老爷们进行攻击，而今却站到反对英国议会改革的阵营中去了。黑格尔在文中忧心忡忡地表示，由于英国国内贫富悬殊，选举制的改革将会导致国内政治斗争的公开化，这对英国统治阶级是十分不利的。他认为，一个过去不知道议会为何物的反对派一旦形成并在议会斗争中失败，他们就可能误入歧途，直接到人民中去寻找力量，其结果只能造成一场革命，而不是改良。黑格尔这篇可称作政治遗嘱的论文，就是以这样一种思想结尾的。
老年黑格尔在政治思想上的转变，集中地体现在他在另一本著作中的两句名言上：
凡是合于理性的东西都是现实的，
凡是现实的东西都是合于理性的。
显然，在黑格尔的老年，已经由浪漫的理想主义者(认为理想的世界应该如何)，转变为冷静的现实主义者(承认并分析现实世界的合理性)。他已经不再设想并致力于改造现实并使之理想化，而是承认现实本身是合理的，理想应该趋近于它。
但是，老年黑格尔身上尽管存在着如此强烈的保守主义倾向，我们对他在这时期的政治思想的评价仍然应当采取一种慎重的态度。这是因为，在他的晚期政治思想中具有深刻的矛盾因素，其成分十分复杂。
我们也许可以这样说，黑格尔晚期的政治思想既表现了他的成熟也表现了他的退化。实际上，这种矛盾不独发生在黑格尔身上。在许多生活于历史伟大变动时期的思想家(如中国的章太炎、梁启超，俄国的普列汉诺夫)身上，都可以看到类似的矛盾情况。
为了说明黑格尔晚期政治思想具有的这种复杂性，我们不妨看看他晚年是如何评价法国大革命的。
在拿破仑战争失败以后的德国，在反动的“神圣同盟”取得胜利的黑暗年代中，法国大革命受到封建统治阶级的恶毒报复和诅咒，被视为一伙乱臣贼子无法无天十恶不赦的罪行。但是就是在这样的政治形势下，黑格尔在其晚期的多次哲学史演讲中，每当讲到十八世纪末的法国启蒙哲学和大革命时，他都勇敢地挺身为之辩护。他认为法国启蒙哲学的“实质就在于从理性的本能出发，攻击一种腐化变质的状态，攻击那些普遍的、彻头彻尾的谎言，例如攻击僵化了的宗教所肯定的东西。”
黑格尔甚至这样为法国革命者辩护，他认为：“法国革命是由各种成见的顽梗不化，主要是傲慢、十足的轻率、贪婪所逼出来的。”“那些人(指革命者们)用自己的天才、热情、聪明、勇敢，英勇地争取到了伟大的人权”。在这些话里，我们再次看到了黑格尔青年时代的热情和战斗精神。
毛泽东同志曾指出，斯大林时期的苏联哲学，把黑格尔哲学说成对法国革命的反动，这就把德国古典哲学全盘否定了。由黑格尔的这些话中我们也可以看到，那种对黑格尔晚期政治思想全盘加以否定的看法是不公允的。对于黑格尔的政治思想——尤其是他晚年的政治观点，确有必要进行全面分析。恩格斯晚年曾说：“不读黑格尔的著作当然不行，而且还需要时间来消化。”(《马恩全集》，第42卷，第492页)在这一意义上，《黑格尔政治著作选》为我国的黑格尔哲学研究提供了有价值的新资料，是应当感谢译者的。
(《黑格尔政治著作选》，薛华译，商务印书馆一九八一年二月第一版，1.25元)
①关于青年黑格尔在宗教问题上的激进思想，请参看薛华《青年黑格尔对基督教的批判》，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一九八○年版。
何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