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得三年前，偶然在路上碰到楼适夷同志，我谈到我还存有傅雷给我的一批“劫余”的书信。适夷同志当时就提议把傅雷给朋友的信集中起来，给他出版一本《傅雷书信集》。但后来由于事情多，傅雷的信我没有找出来。今天却意外地读到《傅雷家书》，真使我又高兴又激动，这几天越读越感到有说不出的复杂感情交织在自己头脑中。我只是想：如果在梦中我还见到他，我一定抱着他大哭一场！
我认识傅雷，记得是一九三四年前后在上海吕班路麦赛而蒂罗路口庞熏琴同志的“决澜社”(是以薰琴为首的一批中、青年画家的艺术组合)里，后来他约我到过他家吃饭，印象是一个极有文化气息的“书香”家庭。他说起话来滔滔不绝，古今中外、文学艺术，如数家珍，使我这个二十多岁(他只比我大五、六岁)、中学刚毕业(他那时正从法国留学回来)的青年人目瞪口呆，不知所措，好象置身于一座满是珍珠宝贝的宫殿中，五光十色，叫你目迷心眩。傅夫人是一位贤淑庄静而同样有文化素养的女性，他们俩都殷勤好客，使我感到这是一个幸福和理想的家庭。
抗战时期，我们无法来往通信，只是在重庆偶然见到薰琴，就一定谈到傅雷，知道这个人骨头硬，身在敌伪统治下的孤岛上海，却象莲花那样出污泥而不染。等到抗战结束，我们又在上海见面，那时他翻译的罗曼·罗兰《约翰·克利斯朵夫》是最畅销书之一。他的译笔不仅流利畅达，并且带着火一样的热情，能够深深地打动中国的读者。
傅雷，字怒庵(有时写“怒安”)，这个名和字似乎都是他自己性格的表征。熟朋友都知道他性子刚直，特别是在大是大非问题上，他可以同你大发雷霆。但等他心平气和时，他有时也局部地接受你的意见。他对什么事情都要求严格，从这一本《家书》中已经可以看到他对自己、对儿子、对家庭和艺术的严肃认真态度。四十年前有一次，他出门以前为了领带老打不好而十分恼火，最后气极了，就用剪刀把领带寸寸剪碎，门也不出了。可是他又完全不是一个冷若冰霜不可亲近的人，相反，他热爱人类、热爱祖国、热爱文化、热爱朋友和家庭，正由于他感觉到人的庄严、国家民族的庄严、艺术的庄严，他才这样严格要求自己和别人。
《家书》中说他自己“……对某个大原则可能完全赞同，抱有信心，我可照样对具体事例与执行情况有许多不同意见。对善恶美丑的爱憎心极强，为了一部坏作品，为了社会上某个不合理现象，会愤怒得大生其气，……我执着真理，却又时时抱怀疑态度，觉得死抱一些眼前的真理反而使我们停滞，得不到更高级更进步的真理。”(232页)我清楚记得一九四八——四九年间，我和郁风常常同傅雷争论一些社会和艺术方面的问题，由于他的固执，我们背地里开玩笑地叫他“老顽固”。但有一次，郁风公然当着他面说他是“老顽固”，我正担心他一定要狂怒了，谁知他却坦然地并且斩钉截铁地回答：“顽固至少是classic的，它比随波逐流好！”郁风一直欣赏“顽固至少是cIassic的”这句话，它是多么不平凡！
事情已经过去了三十多年，回味一下他这句话，再对比一下十年动乱中某些人的表现，两者真有《庄子·逍遥游》中<SPS=2096>鸠和大领土
在《家书》中，傅雷经常向儿子表达对文艺、对人生的见解：“……真理和艺术需要高度的原则性和永不妥协的良心。物质的幸运也常常毁坏艺术家。可见艺术永远离不开道德——广义的道德，包括正直，刚强，斗争(和自己的斗争以及和社会的斗争)，毅力，意志，信仰……。”(第187页)“社会上，家庭里，太多的教训使我们不敢真诚，真诚是需要很大的勇气作后盾的。所以做艺术家先要学做人。艺术家一定要比别人更真诚，更敏感，更虚心，更勇敢，更坚忍，总而言之，要比任何人都less imperfect！”(第95页)傅雷就是这样要求傅聪，同样也要求自己、要求他的朋友的。傅雷有一次同我谈到和一位年纪比他大的朋友一怒绝交，就是因为发现他对艺术、对人都不真诚。
《傅雷家书》中有一句警句：“越研究西方文化，越感到中国文化之美”。(第254页)由于爱文化，特别是爱自己祖国的文化，他把他的一生心血都灌注到这上面。他给傅聪的信上说“最高兴的是你的民族性格和特征保持得那么完整，……唯有如此，才不致被西方的物质文明所淹没。”(第186页)他翻译外国文学，正是为了给中国文学以借镜。他如此辛勤地当“园丁”，培养傅聪：“我这个可怜的父亲，就在处处替你作这方面的准备(按：指艺术、思想、理智的长期训练)，而且与其说是为你作准备，还不如说为中国音乐界作准备更贴切。孩子，一个人空有爱同胞的热情是没用的，必须用事实来使别人受到我的实质帮助，这才是真正的道德实践。”(第60—61页〕
他的一生，就是为了爱祖国，爱人民，爱自己的文化而神圣地背上十字架的！缺点和优点往往只隔一层薄纸，今天看来，他的急躁脾气，使这个普罗米修斯更有性格，更显出形象的鲜明和光彩。
傅雷在欧洲住过多年，他了解西方文化，但在《家书》中，他入木三分地分析批判所谓“西方文明”。这些地方，几乎随手都可以翻到。一九六一年二月七日那封长信(第163—169页)，就很值得一读(虽然他自己也承认可能有片面和不正确之处)。他从他最熟悉的贝多芬谈起，谈到西方人追求自我扩张的复杂心情和基督教思想统治下的各种苦闷。他认为我们中国“封建时代的经济基础始终存在，封建时代的道德观、人生观、宇宙观以及一切上层建筑，到近百年中还有很大势力，使我们的精神状态、思想情形不致如资本主义高度发展的国家的人那样混乱、复杂、病态；我们比起欧美人来一方面是落后，一方面也单纯，就是说更健全些……”傅雷的看法有一定的真实性，我们不希望资本主义社会的混乱、复杂、病态会在中国出现；我们也不希望落后的封建势力还死死地缠绕着我们神圣的国土。
当他知道儿子在那个金钱就是一切的社会里遭到吸血鬼的盘剥时，他写道：“最近报告美澳演出的两信，我看了在屋内屋外尽兜圈子，多少的感触使我定不下心来。人吃人的残酷和丑恶的把戏多可怕！你辛苦了四五个月落得两手空空，我想到就心痛。固然你不以求利为目的，做父母的也从不希望你发什么洋财——而且还一向鄙视这种思想；可是那些中间人凭什么来霸占艺术家的劳动所得呢！眼看孩子被人剥削到这个地步，象你小时候被强暴欺凌一样，使我们对你又疼又怜惜，对那些吸血鬼又气又恼，恨得牙痒痒地！相信你早晚能从魔掌之下挣脱出来，不再做鱼肉。巴尔扎克说得好：社会踩不死你，就跪在你面前。在西方世界，不经过天翻地覆的革命，这种丑剧还得演下去。”(第233页)
在看完《卓别林自传》之后，他写道：“对一九一○至一九五四年间的美国有了初步认识。……象我这样，简直一天都受不了；不仅心理上憎厌，生理上神经上也吃不消。……改善生活固大不容易；有了物质享受而不受物质奴役，弄得身不由主，无穷无尽的追求奢侈，恐怕更不容易。过惯淡泊生活的东方旧知识分子，也难以想象二十世纪西方人对物质要求的胃口……”他认为美国社会工业高度发展，个人受着整个社会机器的疯狂般的tempo推动，“越发盲目，越发身不由主，越来越身心不平衡。这等人所要求的精神调剂，也只能是粗暴，猛烈，简单，原始的娱乐，长此以往，恐怕谈不上真正的文化了”(第261－262页)。
这封信是一九六五年写的。是一个离开西方世界至少三十年的人对那个社会的观察。但是，当我三年前到过一次香港以后，对于那种社会，竟然有完全的同感。傅雷所有的那种艺术家的深度观察力和敏感(他常常高兴地认为傅聪也具有这种敏感)，我觉得是难能可贵的。近年来，连西方的有识之士也承认那里的人们被他们自己创造的物质推着走，因而产生的那种失去身心平衡的可怕的社会病越来越多了。
怎样才能在进行“四化”过程中，避免资本主义社会病，发扬我们自己民族的文化和文明，这是今天全国上下都关心的问题。听一听傅雷的这些话是有益的。
傅雷有渊博的艺术修养，他对西方文艺作品翻译工作的贡献，已被公认是第一流的；他对西洋音乐的知识和理解，也是少有的(因此他能够培养出一个傅聪来)。在中国美术上，他是较早地研究南齐·谢赫的画论《六法论》的人，这是很少人知道的。在《家书》中，傅雷经常对傅聪谈论音乐、美术、外国文学和中国古典文学。他的知识丰富，深入浅出，读了令人不忍释手。对于西洋音乐，我是百分之百的门外汉，，可是我大部分理解傅雷信中的意义，因为艺术有许多共同的原则。至于谈到中国文学和美术，他的渊博知识和精深见解，在平日来往中，早已使我得到许多教益。读了《家书》，他的热情和博识又在我面前发出炫目的光芒。傅聪兄弟公开了这些家书，做了一件有益的事。傅雷的学问、风度、修养、思想，通过卓越的艺术语言出现在人们面前，使读者感到一位和蔼、热情和严肃的学者在和你促膝谈心。因此，我觉得《家书》是很值得今天的文艺青年认真地阅读的好书，他会使你感到无穷乐趣。当然，傅雷自己也承认是“旧知识分子”，说自己具有“老庄”精神，如果我们不从积极方面去看，那么在这方面就可能发生误解。这是没有好处的。
傅雷平日以“又热烈又恬静、又深刻又朴素、又温柔又高傲、又微妙又率直”这种中国传统文化的两面性而自豪，虽然他谦虚地觉得自己“没有完全具备，更没有具备到恰如其分的程度”(第231页)。的确，这种文化的两面性也恰好助长他的人生观和性格的两面性。上面我过多地谈到他那火辣辣的性情和品质，正如他在一九六一年八月十九日信中所说的：“一切外界的事物仍不断对我发生强烈的作用，引起强烈的反应和波动，忧时忧国不能自已。”但是他忽然又“觉得转眼之间，即可撒手而去，一切何有于我哉！”产生了“虚无幻灭之感”。(第202页)这虽然并不是他主要的一面，但是他那在他意识中长期潜伏着的、借以平衡他心理方面那种对人类对祖国对家庭对文化狂热的爱的“老庄”精神，在一定情况下，会使熊熊的烈火转化为零度以下的冰块！事实上，如果没有这种自我平衡力量，一个过分认真、执着、狂热的人，结果只能是精神爆炸。
我大概不算什么“伤痕派”，对于历史过程中的那些不愉快，只应当看作是铺垫未来康庄大道的“前车之覆”，但是当一九七五年我自由自在地回家之后，听到傅雷夫妇的消息时，确实比挨“英雄”们用皮鞭抽打自己肉体的时候还痛楚万分，但我明白，傅雷绝不是被那些人“压倒”下来的，他鄙视和蔑视野蛮、卑劣和强暴；他的坚强意志能够抵挡得了任何横逆。他绝不是死于动乱时期的那些肮脏手段对他的侮辱，而只是死于他所说的旧知识分子的老庄精神，或如他在《家书》中所说的“解脱”。
然而没有执着就没有解脱，解脱和执着的矛盾冲突，使他不得不撒手人间！当然使我们无限痛心和惋惜的是，他毕竟看不到暴风雨后的初晴——他没有听完贝多芬的第六交响乐。
“忽返顾以流涕兮，哀高丘之无女！”(《离骚》)
读完了《家书》，我剩下痛惜与调怅。
一九八二年三月七日
(《傅雷家书》，一九八一年八月三联书店第一版，0.95元)
黄苗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