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伦敦《泰晤士报》《文学增刊》一九八一年七月十日发表的一篇文章，作者迈克尔·斯卡梅尔(MichaelScamel1)是当前英国一个很活跃的作家。“布隆斯伯里”(Bloomsbury)是伦敦中西部的一个区域的名字，大英博物馆和伦敦大学即位于此。这里还住着一批所谓“超高级知识分子”，他们包括作家、画家、艺术批评家、政治评论家、经济学家、文学批评家、哲学家、汉学家和编辑等。他们都是来自牛津或剑桥大学，文化修养很高，对学术提出极“高标准”的要求。这个共同特点使他们无形成为一个学派，即“布隆斯伯里”派，被誉为英国和西欧文化的“精华”。他们十九世纪末和二十世纪初在西方学术界曾产生过重大影响，但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逐渐衰微。现在这一代人都已成为历史。这篇文章翻译时略有删节。
最近在哥本哈根召开的国际笔会代表大会上，英国文学史上的一个片段在叶君健这个人物身上显现出来了。他曾经是维吉尼亚·伍尔芙(Virginia Woolf)的外甥朱里安·贝尔(Julian Bell)的朋友。当奥登(W.H.Auden)和伊雪乌德(Christoph Isherwood)于一九三七年在中国访问的时候，他给他们介绍过中国抗战的情况。在四十年代后半期的那几年间，他成为了布隆斯伯里和剑桥一位人所熟知的作家。就是在剑桥，他用英文写了许多短篇小说和长篇小说，成为好几个刊物的撰稿人。一九四九年叶回到中国，满腔热情地为毛泽东的新秩序工作。在文化大革命期间，他几乎被淹没。现在又成为文化交流的一个活跃分子和新成立的中国笔会的一名领导成员，因此人们得以在哥本哈根见到他。
叶和布隆斯伯里的关系要追溯到他在武汉当学生的年代。那是一九三五年，年轻的朱里安·贝尔到那里教英文，叶把他自己描述成为英国文学系中的一个“坏学生”，他把大部分时间花在他的爱好——写作上面，而没有搞功课。他的这种爱好却立刻吸引住了贝尔的注意，因为他自己也是一个诗人和散文家。他们两人之间的共同点是左翼政治观点。不同的是，贝尔出身于一个具有高度文化教养的、经济宽裕的中上阶级家庭，而叶的父亲却只是一个塾师，后来退居务农。叶本人也是在一个辽远的山村度过他部分的童年，有时放牛。这段经历给他留下了持久的印象。
贝尔来到中国后不久就写信给《新作品》的编者约翰·莱曼(JohnLehman)，谈到他的新朋友：“如果我有机会，我将把我的一个学生写的东西寄些给你。他是一个真正非常出色的年轻人。他在不久前出版了一部用世界语写的短篇小说集……他在这个世界上是个一无所有的人——现在在日本教英文，渴望体验一些生活——他本人十分可爱，非常吸引人。”
在日本教英文，用世界语写作，也说明叶之把自己贬为一个“坏学生”，不过是一个自嘲和谦逊的明证。这种自嘲和谦逊一开始就使英国人感到亲切。不过他在日本的境遇并不太好，因为日本正在准备跟中国作战。在他写了几篇有争议的文章后，他就被当作一个政治嫌疑犯而被捕了。早在一九三七年，贝尔已经去西班牙参加内战——站在共和军的一边；几个月后，当叶获得释放回到武汉时，他已经在开一辆救护车上火线时中弹身亡了。
没有多久，叶就开始为一个中国统一战线的宣传部门工作①。这是一个左派和右派的联合组织，为了抗日而形成的。叶就是在他的这种岗位上遇见了奥登和伊雪乌德——这时他们正在收集材料，写《到一个战争去的旅行》。在这本书里他们描绘叶是“一个腼腆的年轻人”，还讲到了他和贝尔的友谊及他在日本的情况：“当战争开始的时候，叶正在日本。日本警察逮捕了他，怀疑他是一个无政府主义者②。‘你们可不要介意’，他对我们说，‘如果我有时显得有点傻头傻脑的样子。你们要知道，这是因为他们常常敲打我的脑袋’。象所有出奇顽强的中国革命者一样，他给人的印象和蔼可亲、神经质和温柔。”在这本书的许多照片插页中，也有一张非常漂亮的中国年轻作家的照片，它简单明了的标题是：“知识分子——叶君健。”
由于这些关系，叶于一九四四年被挑选来到英国，宣传我们中国盟邦在东战场上所取得的辉煌成就，以鼓励英国的战时士气。他一到来的那天，约翰·莱曼就为他举行了一个茶会，使他会见斯兑芬·斯本德(Stephen Spender)和其他一些作家。朱里安·贝尔早已履行过他的诺言，寄过好几篇他的短篇小说给《新作品》发表了。
几乎在到来的同时，叶就得匆匆奔赴各地，开始演讲旅行。他每天做两次关于抗击日本战争的报告。他拥护毛泽东而反对蒋介石，集中称颂人民群众坚韧不拔的精神。他在地方上一些旅店和客栈里歇脚的时候，在他孤寂的时刻和休息的日子里，他又开始他的创作，这次他却是用英文写了。很快他的一些短篇小说又在《新作品》、《现代生活与文学》(Life and LettersToday)以及其他一两个刊物上发表。一九四五年八月十五日他正在爱丁堡，这天抗击日本的战争宣布结束了。规定他要作的演讲也就被取消，他匆匆地回到伦敦来。
由于大家的协助，他得到了去剑桥“王家学院”进修的公费。他得到布隆斯伯里学派中那些杰出人物的青睐。他同时也认识了一些其他作家——这些作家的政治观点可能与他的更协调。
一九四六年，西尔文出版社出了一部叶的短篇小说集《无知的和被遗忘的》(The Ignorant and theForgotten)。一九四七年他们又出版了他的第一部长篇小说《山村》(The Mountain Village)。这是一部用浪漫主义手法描绘他自小生长的山村和一九二七年的大革命；一年以后，又出版了他的第二部长篇《它们飞向南方》(They Fly Sou－th)。这些作品都是用英文写的。他那直率、流畅、抒情的笔调，更接近于杰克·伦敦和早期的高尔基，而不象布隆斯伯里学派的那种下意识的淋漓的描述③。他的故事以他们的异国情景和艺术手法抓住了读者。他的短篇集被评选为书会的推荐书，他的第一部长篇被评选为“最佳作品”。马迦莱特·兰妮(Mar－garet Lane)和瓦尔特·亚伦称赞他的才华。看来他要成为一位英国作家了。但是他的心(而且他写的题材)却是在中国，当那里的内战快要结束、蒋介石政权接近崩溃的时候，即一九四九年，叶就匆匆回国，支持那即将胜利的革命。
在随后的年月里，头发逐渐转成灰白的、彬彬有礼的叶，开始变得谨慎地寡言了。看来他对当时一种普遍的排外现象没有什么心理准备。他甘居一种不被人瞩目的地位，中断与他过去朋友的一切联系，编辑一个英文刊物《中国文学》。他只写些文章与作些翻译，创作就很少了。接着一九六六年文化大革命到来，他受到了一些屈辱，并且由客观情势所迫，与周围的亲友也不相往来。但到了运动后期，他又拿起笔来，偷偷地写出了一个三部曲：《火花》、《自由》和《曙光》。它们所涉及的内容，正是《山村》所描写的事件的前一个历史时期。在《土地》这个总标题下，它们一共占有一千五百多页的篇幅。
在哥本哈根，叶事实上比在英国更为人所怀念。在剑桥的时候，叶常常被一些丹麦的朋友请到丹麦去度假——“摆脱一下配给制度下的生活”。他敏于学习各种语言，很快就获得了阅读丹麦文的能力。在他编辑《中国文学》的期间，他把安徒生的童话全部译成了中文，共十六册。
在与丹麦的名流共进午餐和休会的间歇中，叶讲述他个人的生活故事，虽然他遭遇一些不平凡的起伏，他并没有表露出任何一点辛酸。当他谈到他所经历过的一些斗争会的时候，他总是表现出一种同样机敏的幽默感。他常常微笑。虽然那时两个英国作家已经注意到，用微笑来掩饰感情正是中国人的习惯。但他的态度仍然是很文雅、柔和；他对英国和他那里青年时代的朋友仍然保持着真挚的感情。对他说来，那显然是个黄金时代。他丝毫也不隐瞒他继续忠于青年时代的社会主义信仰，在此同时，他对出版他大部分早期作品的国家也感到亲切。
可是，天空尚有云<SPS=1840>。他似乎感觉到那些尚存的他的旧友可能对他有所保留：他们也许认为他一回返中国就不与他们通信，未免有负友谊……当然这是我对他语气中某些迟疑和中止现象所作的解释。他似乎感到被误解了，而且对那些不由自主的隔绝在朋友中所引起的怀疑和不信任，又似乎怀有一点哀愁。在我看来，如果他能再访英国，不仅谈谈他过去的生活，也讲讲中国作家今天的情况，这对中英两国的文学事业都是有益的。如果他被邀请的话，我不相信他会拒绝。
邵鹏健、李君维
①这是指抗战期间郭沫若领导的政治部第三厅。叶君健当时在该厅对外宣传科工作。——编者
②据了解，叶君健的被捕是因为他与贝尔交换了大批讨论关于去西班牙参加国际纵队的信件，被日本警察在邮局偷偷查看了。此外，他在东京搞世界语活动，与一些左翼日本世界语者(如秋田雨雀)交往，也被察觉了，被认为是一个抗日分子。事实上他与无政府主义无关。——编者
③即“意识流”手法。——编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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