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奇的”，“不朽的”，“完美的”，“卓然不群的”，“一字千金的”，“诗意盎然的”……法国人怕是用尽了美妙的形容词，也表达不尽他们对《巴马修道院》的喜爱。
中国人谈到《红楼梦》，会引用一句古语，说它“譬如日月，终古常见，光景常新”；而法国人安德烈·纪德谈到《巴马修道院》，恰恰也说的是：“《巴马修道院》确有神奇之处：每次重读，总觉得是一本新书。”
百读不厌，常读常新，这是文学杰作的特点。不厌，是说它始终具有一种不可抗拒的魅力；常新，是说它的含义永远不可穷尽。《巴马修道院》就是这样一本具有不可抗拒的魅力和不可穷尽的含义的文学杰作。
有人说它是一部“政治小说”。不是吗？的确是。请看小说的第一章，标题是《一七九六年的米兰》。全书二十八章，唯独这第一章赫赫然有个标题。这该不是偶然的，当有作者斯丹达(中译本作司汤达)的深意在。一七九六年是拿破仑进入米兰的一年。拿破仑的进军“唤醒了”“已经苦闷了一百年”的意大利民族，到处“兴起了充满热情的新风气”，“整个民族看到，他们以往所敬重的那一切，都是极其可笑的，有时还是丑恶的”，旧观念崩溃了，人们“又沐浴在阳光之下”。而那些反动贵族们一个个龟缩进坚固的城堡，秘密充当奥地利反动当局的走卒，“满怀仇恨和恐惧”地等待着拿破仑的垮台。政治风云的变幻，社会思潮的起伏，个人命运的顺逆，都系于拿破仑的兴衰。虽然滑铁卢一役最终确立了神圣同盟的反动统治，但是，拿破仑的阴影却逡巡不去，成了反动贵族久治不愈的一块心病。他们大兴监狱，广布警察，视自由主义思想为寇仇，甚至连知识和才智也被当作雅各宾党的专利而严加防范。各君主国内是一片令人窒息的黑暗。《一七九六年的米兰》这一章为全书铺上了一层浓重的底色，书中的全部人物的全部行动都是在这种政治气氛中进行的。政治渗透一切，这是时代的大悲剧。爱情，宗教，交友，求学，谋生，无不打上政治的烙印；亲王，首相，主教，廷臣，命妇，甚至小小的戏子，统统受到政治的牵制。主人公法布利斯·台尔·唐戈身为侯爵的次子，因为政治观念的分歧而不见容于父兄；他十七岁上投奔拿破仑参加了滑铁卢战役，虽然只赶上了个尾巴，却在警察的追捕和监禁中度过了前后五六年的光阴；即便他后来当上了总主教，也只能在公开的场合对自由主义思想表示不齿。在精神上和人格上是那样独立自由的桑斯维利纳公爵夫人不得不谆谆告诫她的侄儿法布利斯“千万不要提出任何反对意见”，要他“巧妙地趋奉亲王父子，克拉拉—宝利娜王妃和总主教大人”。在西班牙作过战的莫斯卡伯爵不得不“穿戴得象个喜剧人物”，提心吊胆，如履薄冰，为着维护自己的地位不惜随波逐流，仰承主子的鼻息。甚至连天真纯洁的克莱莉娅也不能不考虑父亲在宫廷中的地位而凭添了更多的感情上的矛盾和痛苦。至于那个巴马小朝廷，更是一个阴谋倾轧、尔虞我诈的角斗场。亲王艾尔耐斯特四世原本是位勇战沙场的统帅，“可是自从登上专制宝座以来，却好象昏了头”，变得昏<SPS=1253>，愚蠢，残暴，多疑，害怕雅各宾党人到了荒唐可笑的地步；他的幸臣总检察长拉西是条无耻的走狗，他“一为自己的信誉担心，就赶过去破获一件最险恶、最荒诞的新阴谋”，例如“三十个冒失鬼聚在一起读一期《立宪新闻》”之类。尽管主子可以在奴才的屁股上踢五、六脚，奴才也可以在背后泄露主子的几宗隐私，但是共同的政治利益使他们谁也离不开谁。巴马小朝廷完全是当时欧洲神圣同盟君主国的缩影，勾心斗角，造谣中伤，敲诈勒索，直至投毒、暗杀、写匿名信，搞阴谋的手段可谓多矣，难怪夏尔·莫拉(如果不因人废言的话！)说《巴马修道院》是“一本搞流氓政治的引人入胜的教科书”。这本书的第二十三章中写道：“在一部文学作品里出现政治，就象在音乐会里响起一下手枪声，虽然粗俗，可是又不能不对它注意。”读者的确注意到了政治，因为它渗透在全书的字里行间，让人时时处处感到君主专制的野蛮和丑恶。这里要指出，斯丹达有意识地描写了现实生活中的丑恶政治，却并未写出他理想的政治。这是因为他并不认为会有干净的政治。他厌恶专制政体，却对理想化的贵族气概心向往之；他喜欢为自由而战的共和分子，对共和政体却不以为然。用他自己的话说，就是：“我热爱人民，我痛恨压迫者，但是，和人民生活在一起，对我却是无时不受的一桩苦刑。”在这一点上，他在书中寄予热爱和同情的人物和他是完全一致的，他们在内心深处是厌恶和害怕人民群众掌握政权的。他们追求的是未被文明污染的自然，他们在拿破仑身上看中的是自由，而政治恰恰是文明的产物、自由的桎梏。因此，尽管莫斯卡伯爵也曾为自由奋斗过，但他染上了根深蒂固的廷臣气，在灵魂上就比法布利斯和桑斯维利纳公爵夫人低了一等。在斯丹达看来，无论专制的政治，还是共和的政治，都是“粗俗”的。当然，《巴马修道院》中响起的那一下“手枪声”，主要还是专制政治放出来的。“手枪声”引起了读者的注意，我们可以说这是一部“政治小说”，但是这还不够，这场“音乐会”中不是只有“手枪声”。
有人说它是一部“历史小说”。不是吗？的确是。这部小说的来源，取自十六世纪的一个叫作《法尔耐斯望族的创业史》的手抄本。原文约合中文一千五百字，做成了这部四十万字的宏篇巨制的骨架。斯丹达把这个发生在十五世纪末罗马的故事推后了三百年，放在了十九世纪初的巴马。这是斯丹达创造的一个奇迹。但是，不管他想象出多少细节，吹进了多少生活的气息，移植了多少当代的心理，涂上了多少时事的色彩，他所竭力揭示的那种吞噬一切的所谓“意大利式的激情”，却不是在十九世纪初的意大利还能发现的。他在《帕里亚诺伯爵夫人》(《意大利遗事》)中清清楚楚地写道：“今天，由于那些阶层模仿法国风俗和巴黎及伦敦的行动方式，这种美好的激情已经死亡，彻底地死亡了。”这种意大利式的激情最强烈地体现在桑斯维利纳公爵夫人，克莱莉娅和法布利斯身上，其中尤以公爵夫人为著。她是一位女中豪杰，她热情奔放，豪爽大度，敢作敢为，但她最主要的性格特征却是“凭一时冲动办事”，为了心血来潮时想到的一个主意，她会使出最高明的政治家的才干组织实施。看她连续一百七十三天夜里用灯光来与狱中的法布利斯建立联络，组织八十多人协助法布利斯完成难以设想的越狱行动，多么象一位调动千军万马、指挥若定的统帅。为了庆祝越狱成功，她又吩咐管家把她的萨卡庄园里所存的六千瓶酒让附近老百姓喝得涓滴不剩，同时还下令把大蓄水池的水放光，来个水淹巴马城，让巴马人“喝水”。她为了复仇，指使那个热恋着她的烧炭党人费朗特·帕拉毒死亲王，献出了自己全部的钻石。为了她那英俊的侄儿，她可以做出任何牺牲，等等。这种不达目的死不罢休的坚忍，这种无所畏惧的胆量，这种尽情表露的喜悦，这种轻财重义的豪爽，这种有如山洪暴发的感情，这种所谓“意大利式的激情”的种种表现只能属于科列乔笔下的中世纪的意大，利，而不可能属于十九世纪初的意大利。实际上，斯丹达是把“十六世纪初意大利人追求幸福的习惯和方式”加在了十九世纪初的意大利人身上了。因此，时间是推后了三百年，但浓重的历史气氛仍然笼罩着全书。然而，那明媚的科摩湖，巍峨的阿尔卑斯山，眉目相传的情意，幽微细腻的心理，欲罢不能的痛苦，这一切都透出沁人心脾的诗意，特别是作为文学史上有名的篇章的滑铁卢战役的描写更是不落窠臼，从一个不谙世事的贵公子的眼中写来，显得别开生面，摇曳多姿。这一切又都压倒了历史的色彩，而散发出浓厚的现实生活的气息。这样一来，“历史小说”一语又不足以概括全部的《巴马修道院》了。
有人说它是一部“爱情小说”。不是吗？的确是。按照斯丹达对幸福的理解，一部《巴马修道院》就是一部法布利斯的恋爱史。这位出身名门的贵公子有俊美的仪表，高贵的神态，坦诚的目光和不可腐蚀的纯真，从小就赢得了姑妈吉娜(即后来的桑斯维利纳公爵夫人)的钟爱，当他长成一位翩翩青年的时候，更不知吸引了多少女人的青睐。他一离开滑铁卢战场，就在比利时的一座小客店里对店主的小女儿产生了“爱慕之意”；他回到意大利，被迫到那不勒斯学神学，又与一位A公爵夫人逢场作戏；当他穿着紫袜子回到巴马，当上副主教之后，在一个偶然的机会里邂逅了一位女伶，后来误杀女伶的情夫，被迫逃亡至波伦亚(中译本作博洛尼亚)，在百无聊赖之际遇上了女歌唱家浮斯塔，演出了一场闹剧式的风流韵事……然而，这只不过是艳遇，而不是爱情，“从来还没有一个女人占有过他的心”。就连桑斯维利纳公爵夫人的一腔痴情(这种痴情的性质，公爵夫人并不敢寻个究竟，只能随时告诫自己不可越雷池一步)都不能使他体验到那种感情。直到他锒铛入狱，遇见了要塞司令的女儿克莱莉娅，他才“变成了另外一个人”。克莱莉娅望着他的“那种温柔、怜悯的眼光”把他“过去的生命全都抹去了”。克莱莉娅是位高傲、冷静、纯洁、善良的姑娘，她的心如一口古井，她的感情象沉睡的火山，但是，她心中的池水一旦被搅动，就会掀起汹涌的巨浪，她感情的火山一旦爆发，就会喷出冲天的烈焰，什么父亲的前程，什么对圣母许下的愿心，什么理智的约束，一切都成了被蝼蚁蛀空的堤坝，在洪水面前毁于瞬间。斯丹达不愧为心理刻划的圣手，看他把克莱莉娅由同情到警惕、到怀疑、到恐惧、到疑虑、直到不顾一切地爱上法布利斯的这一过程刻划得多么细腻、自然、深刻、入情入理。尤其是克莱莉娅那一往情深的表白更是感人泪下：“……我是个堕落的姑娘。我爱上了一个轻薄的人，我知道他在那不勒斯的表现。……他表示为了和他自以为爱上了的人继续见面，不惜冒相当大的危险……但是，只要他到了大城市，重新又处于上流社会的种种诱惑中，他就会立刻恢复本来面目，依旧是一个贪恋玩乐和追逐风流事儿的上流人，而那个可怜的狱中伴侣却被这个轻薄的人抛在脑后，在一个修道院里了结她的一生，深深地悔恨不该向他吐露真情。”这才是真情至性的流露。法布利斯的爱情，是一种忘我的爱情，他竟拒绝越狱！而他在克莱莉娅的命令和帮助下越狱成功之后，不顾公爵夫人的苦心安排，又坦然重返古堡监狱，为的是能再见到克莱莉娅。斯丹达把这两个年轻人的爱情写得极为动人，那是一种本乎自然的刻骨铭心的爱，在它的面前，一切违反自然的礼法、习俗和物质上的障碍，都失去了份量。至于公爵夫人和首相莫斯卡伯爵之间的爱情，则是另一番风光了。那是一种平静的、坦然的爱，象傍晚的一抹斜阳。然而，首相面对年轻的法布利斯所感到的嫉妒之情，却也象晚霞中的一团怒云，在滚动着，翻腾着。但他们的爱情毕竟是渐入老境的人的爱情，如同斯丹达所说的那样，是早晨的玫瑰变成了傍晚的果子，美味可口。斯丹达写作《巴马修道院》时已经五十五岁，他一生中恋爱过多次，却始终是个情场上的失意者，莫斯卡伯爵所尝到的爱情的美味，怕也是斯丹达所想望的吧。这两对人的爱情贯穿全书，织成了一重密匝匝的爱情之网。因此，我们可以说，《巴马修道院》是一部爱情小说，但那绝不是一种超时空的爱情。斯丹达喜欢观察研究“人心”，也极擅长描写人物的心理，但就在他描写最富有个人特质的爱情心理时，也时不忘记它所由产生的空气、水分和土壤，即历史的、风俗的、社会的环境。唯其如此，他的爱情描写才能具有一种震撼人心的效果。所以，当我们说《巴马修道院》是一本爱情小说的时候，必须同时说明它还是别的什么。
有人说它是一部“传奇小说”。不是吗？的确是。传奇小说离不开非凡的人物和曲折的情节。法布利斯虽然没有什么英雄的壮举，但是他始终处于一种极不平凡的位置上，其余众人都如众星捧月一般簇拥着他。至于情节的曲折，在斯丹达的所有小说中，《巴马修道院》更是首屈一指。斯丹达本是极不看重情节的，他要探索的是人的灵魂。但是，法布利斯的坎坷，公爵夫人的谋算，巴马小朝廷内的明争暗斗，确实给熟悉斯丹达的小说的读者一种极新鲜的感觉，令他们想到“斗篷与匕首式的小说”。这并不奇怪。但是，我们清楚地知道，当我们说《巴马修道院》是一部传奇小说的时候，绝不是说它试图用英雄美人的悲欢离合、惊险曲折的故事情节来刺激读者的好奇。斯丹达高明的地方，在于他知道情节的用处，他既能把兴趣的焦点放在灵魂的揭示和刻划上，又能驱遣波诡云谲、变幻莫测的故事为塑造人物形象服务。因此，如果说《巴马修道院》是一部传奇小说的话，它只能是那种剔除了一般传奇小说的一切恶俗的传奇小说。
有人说它是一部“风俗小说”……
有人说它是一部“心理小说”……
有人说它是一部“抒情小说”……
那么，《巴马修道院》到底是一部什么小说呢？看来，我们只能说它是一部小说了。它象一颗打磨得晶莹剔透的钻石，它那众多的平面上闪射出众多的光彩，人们在眼花缭乱之际，看到的又分明是一颗棱角分明、结体严谨的钻石。
我们说它“棱角分明、结体严谨”，这并非一句空话，因为《巴马修道院》确实是经过作者删节压缩过的。出版前，出版商嫌篇幅太长，出版后，巴尔扎克嫌开头过于冗长。斯丹达的确认真地考虑过后者的建议，并试图做过修改，还打算增加结尾的份量，将全书分为三卷。但是，这本书终于还是我们现在看到的这副模样。不少人对此感到遗憾。现在我们知道斯丹达想要增加的内容有五个方面，其中最重要的是景物描写和克莱莉娅的爱情。我们很难设想，如果斯丹达如愿以偿的话，《巴马修道院》会是什么样子。不过，可以肯定，它不会象斯丹达所期望的那样，因为斯丹达一向对景物描写惜墨如金，过多的景物描写也许会损害他那刚劲峭拔的风格，至于克莱莉娅的爱情描写，斯丹达已有一种不祥的预感：“克莱莉娅的爱情已然陈述，这一部分可能会令人厌倦”，尽管他还想“就此写出一些情意缠绵的场面”。因此，还是法国著名学者阿兰说得有，道理：“这部小说只能以人们在结尾时感到的那些牺牲作结，这些牺牲使这个结尾的确是个了结。如同一个生命要完结了，一切都变得匆匆忙忙。他由于出版上的原因打算压缩，这是与他要向那么多的朋友告别相一致的。”开头是那样汪洋恣肆，结尾是如此“草草收兵”，从内容的需要来看，两者之间不是有着深刻的一致性吗？
一九八二年三月
(《巴马修道院》，〔法〕司汤达著，郝运译，上海译文出版社一九七九年七月第一版，1.85元)
郭宏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