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去我们所能看到的《两地书》，是经鲁迅做过较多增删和修改的。这倒不是有什么“隐私”需要藏匿，而是由于政治环境的险恶，有些话不宜明说；牵扯的人事关系过多，会招来不必要的麻烦；此外，作者在编集时恋爱的激情已趋于“沉静”，也是原因之一。然而，在今天看来，仅据已经增删的《两地书》来考察鲁迅思想和性格的原貌，就显得略有不足了。有鉴于此，作者在本书“甲编”部分，首先以“校读记”的形式，大体上恢复了原信的面貌。与《两地书》相比，原信不但更丰富、更生动，而且具有更多细致的心理活动的表现。
在对《两地书》的研究上，我们往往把它看成是杂文的一部分，很少甚至绝口不谈鲁迅的爱情和婚姻。现在看来，这当然是不够的，因为事实上，这部书真实地反映了他们俩恋爱的全过程，以及成亲后第一次离别期间的眷恋。作者由此入手，通过细致的分析，指出：鲁迅出版《两地书》，就是公开他和景宋“所经历的真相”，回答某些人们的“笑骂诬蔑”，纪念他和景宋“以爱情为基础的婚姻”的胜利。我以为，这个见解之可取，还不单单在于结论本身，更主要的是结论所蕴含的价值。它说明，象鲁迅这样伟大的思想家和革命家，感情生活是极为丰富充实的，在某些时候、某些方面还表现得相当细腻和复杂，这对于展现一个活的鲁迅是很有意义的。
在谈到鲁迅与景宋的爱情时，另一个棘手的问题是鲁迅与朱安女士的婚姻。面对这个无法回避的事实，采取讳莫如深的态度，甚至连许寿裳先生在年谱中仅仅道及的“与山阴朱女士结婚”一句也不能相容的做法，固然是不足取的；就是简单地把这说成是鲁迅对旧式婚姻的反抗，也是无法令人满意的，因为朱安与鲁迅相随颇久，鲁迅直到四十六岁方才与景宋结合。本书打破了长期以来对此所保持的缄默，从解剖鲁迅的性格入手，从鲁迅的道德观、婚姻观等方面阐述了他对“没有爱情的婚姻”的态度。著者认为，鲁迅接受母亲送给他的“礼物”，默默忍受二十年的牺牲，终于酿成历史性的婚姻悲剧，可以从鲁迅性格中的“妥协面”，报答母爱所凝聚于心头的感情力量、道德力量，以及带有殉情主义色彩的道德观等方面找到原因。这是很大胆的但确实又是很有见解的探索。它不仅比较完满地解释了鲁迅对于景宋爱情迟缓不决的原因，更重要的是通过它使人们看到了鲁迅的性格和道德观念上的演变轨迹。的确，就鲁迅性格而言，固然有强调斗争的一面，但也有“隐忍、退让”的时候，这尤其表现在亲人之间。
在论说鲁迅与景宋这两位革命者之间的结合时，人们往往从共同的理想、共同的信仰中寻找结合点，这是不错的。然而，如作者所说，“仅仅是志同道合，可以为同志，为战友，却未必就可以结为情侣”。的确，鲁迅与景宋之结合“实有深因”。著者除从共同的思想基础讨论爱情的成因外，还提出了“爱情是极富个性的，与个人命运密切相关”的观点，着重论述了鲁迅与景宋个性特征的一致、命运际遇的紧密相连。从个性特征上说，就是他俩有共同的、坚贞不渝地与黑暗势力战斗的性格，决不屈服的性格，有敢于独战多数的勇气。从命运际遇来说，双方从相知到相爱，的确是从“共艰危”的历程中走过来的。正是这些，才使得两个人的结合有了牢不可破的坚实基础。我觉得这样的分析是剀切入理的，尤其是面对象鲁迅与景宋这样稍稍带有特殊性的爱情，更见得不是浅薄、浮泛之论。与此相关的是，作者还提出了鲁迅恋爱观的一个重要思想——“牺牲论”，认为这“是一种深刻地爱惜他人的生命和幸福的思想品质”。鲁迅对待爱情的态度是严肃的、负责的，他的爱情观是高尚的、纯洁的。因此，爱情之最终突破，只有在景宋不认为自己是“牺牲”，反而认为是“遂吾志愿”，鲁迅才迈出最后一步，这说明这种结合完全是以互爱为基础，惟其具有这种自愿和相互平等的特性，才使我们更感到这一结合的美好。
《<两地书>研究》，王得后著，天津人民出版社一九八二年九月第一版，1.21元)
品书录
王嘉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