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再复是研究鲁迅的严谨的学人，同时又是一位从事散文诗创作的热情的诗人。他仅仅在一九八二年就写作了《深海的追寻》、《告别》与《太阳，土地，人》三部散文诗集，其中有近百首已发表于报刊。
散文诗可以说是在广袤的文学原野上一块面积不大的小小园地，它可以是小摆设，是一盆景，描摩微颦浅笑，一花一叶，心灵流动的吉光片羽等等。但“一花一菩提，一叶一世界”，散文诗毕竟也要反映生活的长河浪花，也要在情绪上感应生活激流中洪波巨浪的音韵和气势。它与其他文体一样，面对的仍然是整个历史和人生。
刘再复在他的散文诗集《<太阳、土地、人>后记》中说，一个“理性复<SPS=1083>的时代”要求散文诗具有更深邃的“理性境界”和“爱的境界”。这是抓住了散文诗创作的根本的。诗人的这部作品是他颇有说服力和感染力的一次艺术实践。
刘再复在创作中把历史的因素纳入形象思维的艺术结构之中，但倘若说这只是开拓了以往散文诗所未曾接纳的历史内容，显然是不够的。历史在本质上就是深刻的，“世界的历史就是世界的法庭。”(席勒语)但在文学作品中，历史因素并不可能囊括和代替诗人在思想上的独创性。
刘再复自己说过，他是“倚着长城和天安门”思考的，这就是说，他是把我们民族的历史和我们国家现实的精神需要结合起来思考的。并非浮薄的激情，而是深邃的历史使命感，使诗人唱出了深沉的爱国主义的赞歌：“祖国，在你还是贫穷的时候，我的身上不能没有重担。”对着圆明园的残迹，他抒发这样的情思：“抚摸着残迹，我不再飘浮，社稷沉重地压在心里。如果不是这些残迹，我也许会趁着年轻气盛的时候，盲目地唱起浅薄与浮滑的歌。”而对着十年浩劫后的国土，他又满怀爱情地说：“受伤的故乡需要休息”，“昨天有许多痛苦的血痕需要反思，明天有许多动人的憧憬需要安排。”这种爱，无疑是诗人产生这一本诗集的一个前提，是许多发人深思的歌曲的一个更内在的前奏曲。
对历史残迹和已经消失了的凄风苦雨的反思，对未来动人美景的向往，毕竟还不是诗人用来明辨善恶美丑的尺度。诗人自己为我们提供了理解他的散文诗的一把“心灵的钥匙”，这就是《地上有着无数太阳》：
天顶的太阳只有一个，而地上却有无数太阳……
太阳，有时从我打开的书页里升起，有时从我爱着的心灵里升起，有时从朋友辉煌的思想中升起，有时从赤诚的歌喉里升起；有时从远方珍重的祝福里升起；有时从身傍温暖的叮咛中升起；有时从孩子微笑的酒窝中升起；有时就从你滚动着暖流的手中升起。
永在的丽日使我相信：世上的道路固然有许多沟沟坎坎，但人间总有流不尽的光明与温暖。
诗人的雄辩之所以可贵，在于他自觉地不同于以往“太阳”诗篇的格局，唤起人的自尊和自豪的感情。这是一支虽然失之简略却是不同凡响的歌。但实际上正是这一支歌的基本旋律的复沓、展开和变奏，使刘再复抒写了有关“太阳，土地，人”的一支支歌。这些歌，并非即兴随感散乱无章的集合，它具有内在的思想脉络。其中最值得注意的，是臧否中外古今人物的那些诗篇，和渗透在这些诗篇中深入的思考。诗人在评述中外古今人物的时候，着眼于人的具体的内在崇高价值，即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对祖国、人民和人类所作的贡献，贡献越大，人自身的价值也就越大。刘再复与那种抽象地谈论人的价值，离开具体的历史条件侈谈“永恒的真理”是不同的，他把人的潜在的创造能力和这种创造力在实践中实现的程度结合起来加以考察，并把客观和主观中束缚人的潜在创造能力的种种因素放在现实的和理性的审判台上。当代世界上杰出的诗人埃利蒂斯说过：“我认为诗歌是充满革命力量的纯洁之源，我的使命就是要诱导那种力量，来反对我良心上不能接受的世界。”在某种程度上，也许可以说，献身振兴中华伟大事业的热望，较完满地实现人的潜在创造能力的要求，是刘再复作为诗人的一颗良心，是他的诗篇“充满革命力量的纯洁之源”。他拒绝接受这个世界经过漫长的岁月积淀在人心里的消极因素。他选取了中国历史，特别是解剖了活跃在中国近代历史舞台上的一些著名人物，(因为中国旧历史的崩溃和新历史的再造是从近代开始的，新世纪的曙光和旧时代黑暗墓穴里的阴风常常在这些人物身上交杂出现。)给这些人物的灵魂画像，不是为了制作“录鬼簿”，而是为了发掘感应现实的警世意义。写《王国维之死》，写《辜鸿铭的辫子》，写《杨光先的眼泪》等等，旨在象惠特曼那样大声疾呼：“为了给灵魂前进，一切都应让路！”诗人说：“如果活的不被死的掐住了咽喉，如果前进的不被守旧的拖住了脚跟，如果春的萌芽不被冬末的残雪压垮，活着的、前进的、萌芽的，该会散发着多少更加浓郁的芳香。”诗人痛感“我们民族前驱的路”，是被大大小小不肯前进的杨光先们的眼泪打湿的，“泥泞咬着脚步，行进起来格外艰难。”甚至连近代杰出的启蒙思想家严复，也为古旧的成法而背叛了先进的自己，结果“人生只有半截子辉煌”；王国维的悲剧在于“一半朝前向往，一半向后顾恋，在书本上驳斥着陈旧，在现实中畏惧着新生”的无法调和的矛盾；辜鸿铭充当了一场历史笑剧中的悲剧角色，是因为他头上的一条小辫子原是“几千年编织的根”，象绳索一样地把他拉回到狭笼中，唱着“荒唐而激昂的歌，做着冗长而残破的梦。”改造中国，就要改造中国民族的性格，触动民族灵魂乃至集体潜意识里的那一块抱残守缺的“息壤”。刘再复的这些诗篇不是晨钟暮鼓式的祈祷，不是哀歌，也不是挽歌，更不是满含热泪的迷恋。诗中的惋惜之情尽管丝丝动人，但终究是呼唤活的灵魂勇敢前进！
观察历史和解剖人物，自然也不是一昧鞭打和批判，刘再复散文诗的思想深度也同样表现在一般情况下难得写深的礼赞之中。他赞美林则徐在虎门海滩上燃起的那一团大火：“即使民族处于醉和麻木的时候，也总有不醉不麻木的儿女”，而“拥有这火的民族，永远不会沉落。”他歌唱杨度和溥仪：“世界不是棺木，活着的生命不是僵尸”，“血在，生命总要向前流动；微焰在，火总要作光明的翔舞”。“死魂灵里也会萌动出新生命的幼芽！”而人类神经的正常和坚韧，应归功于“充满再生力的大地”。这就把“太阳，土地，人”的关系放到了一个实在的基地上了。
刘再复非常强调人的主观因素。在他那些颂歌中，有两位伟人是他所特别推崇的，这就是鲁迅和爱因斯坦。诗人在鲁迅先生对我们民族诸多贡献中强调了“阿Q的发现”。在《奇特的跋涉》一节中，诗人则强调鲁迅先生的人格力量，这是把成败、荣辱完全置之脑后，在荒莽荆棘中夺路前进的开拓者精神，即拥有超常韧性力量的“过客精神”而对爱因斯坦的礼赞，则在形式上进行了新的尝试。他用近万字的篇幅，以四十三章的组曲来表现自己对这位科学家的敬爱。这是一支伟大生命的赞歌，整篇充满着社会人生的哲理。诗中称爱因斯坦的“良心比头颅还大”。他深情地描述爱因斯坦逃避“崇拜的风暴”，“不承认任何偶像，包括不承认自我的偶像”，突出爱因斯坦的独立人格和科学相一致的崇高品格，突出他酷爱真理和酷爱人类相统一的巨人形象。在鲁迅和爱因斯坦身上，诗人提出了一个思想：献身社会必须是带着独立人格的献身。只有带独立人格的献身，或者与真理、与历史前进方向相一致的献身，才能获得正价值，否则就是负价值。正是由于诗人认为献身与献身者的心灵都应该是闪光的，并把献身的正负价值与献身者的心灵密不可分地加以思考，使刘再复得出了人和真理应该一样地朴素和诚实，一样地不可战胜的结论。他称颂了一批学者和诗人，就“象钢铁一样结结实实”，“心未曾被庭外的喧嚣所动摇”，他称颂提出价值学说的孙冶方胸中拥有一个“灿烂的人生价值体系”，其原因在于“不是气候学家”，“不懂得随风转向”， 而“为了给孩子温饱”的人口学家马寅初，是一个“拉着沉重的真理的老<SPS=1778>夫”，翻译家傅雷则象一座“洁白的纪念碑”，他“在善的温馨中沉醉，在恶的劫波中醒着”，……
刘再复在他的颂歌中，固然看重人在事业上的创造能力，他说：“没有创造，生活就比没有盐还痛苦”(《我是山野的孩子》)，但他更看重人在奋进和跋涉中表现出来的心灵的力量。而人的心灵，他认为是比人的奉献更重要的一翼。刘再复心目中有价值的人，包括那些非常平凡的人。他在《我们一直等待着她》中写了自己小学时代的一位女同学，这位女同学后来死了。“她的死很轻很轻，广阔的世界并不会因此感到缺少了什么”，但同学们把她在课堂里的位置一直空着，天天等待着她回来。那个“空缺的座位，也许是世界上最微小的，然而永远属于她。”诗中还说，任何一个弱小而正直的人，总会在同样正直的人的心里，留下一个纪念的座位，并从空缺的座位上飞出一支支怀念的歌。正因为对人的充分尊重，因此，他感到自己在人生的行进中是必须带着美好的心灵的。他在《仁厚的地母呵，爱之神》的组曲中对“大地母亲”说：“我是在你神圣的怀里行进的。行进也该是神圣的。可以踏着沙去，可以踏着水去，可以踏着霜去，可以踏着雪去，但不能踏着无辜的花草而去，更不能踏着别人的身躯而去”。
刘再复始终从善良的愿望出发去肯定人身上的力量，发现一切可以肯定和赞美的地方，哪怕是极微小之处。他极少全面去否定一个人，他只否定那些在历史上完全处于负值的人物，如慈禧太后和魏忠贤一流角色。当刘再复抨击那些阻碍我们民族前进并积淀在民族心理结构中的因素时，表现了透视力。然而，他的透视力，并非凭空获得的。在《告别》的集子里他写了《我曾向无辜者呐喊》、《真的，我曾失落过心》、《心中的灰烬》、《假如我设置一个地狱》等许多恳切自省的诗篇。在这些诗里，他告诉我们，他在一个百花苏醒的黎明里，突然记起自己也有高贵的头颅，活泼的心，象记起被遗忘了的，曾经那样亲切的故乡的小河，故乡的青山。而为了记起这平平常常的一切，他“付出了高昂的代价，遗落过青春，遗落过时光，遗落过金子般的向往”。而今，他终于告别了幼稚的年代，告别了遗落过心的年代。在他的《太阳，土地，人》里，又深化了自省的主题。刘再复这些自省的诗篇，可以说是他关于人生思考的第三个重要内容。他说，他在鲁迅的世界里，“飞翔了整整一个青年时代，从来也没有倦意。”他膺服鲁迅的严于解剖自己，“在忏悔中，我的灵魂终于从地平线上崛起。”正是这种灵魂，才有勇气正视自己“竟在一种不真实的搏斗中失去了真实的、勇敢的双翼”。这与宗教徒那种无条件的忏悔和勿抗恶又迥然有别。
刘再复的散文诗确实是一个学者的诗篇。说他的诗“理胜于辞”，或者说他善于用诗意的语言抒发哲理内容，这不能说毫无根据。然而，我觉得以理性的光辉照耀诗的情思，增强散文诗的艺术感染力，恰恰正是刘再复力图承继鲁迅《野草》传统的一种锲而不舍的努力。诚然，刘再复的散文诗，也只是继承了《野草》的一个曾经被忽略了的方面。他的艺术风格，不是月光如水的河流山川，也不是烟雨朦胧的原野，他的散文诗是一片明朗阳光下的大地风物。
刘再复那些特别动人的诗篇，写得明朗而有层次，远景和近景都是清晰的。他不仅拥有以情感的氛围和心弦的律动组织诗篇节奏的能力，而且在诗意的捕捉上是多变化和多角度的，因而他的作品决不会使人产生那种千人一面的雷同感和单调感。而他自觉地从意象的多重组合上去追求诗的张力，增加篇幅短小的散文诗的丰富容量，可以说在当前急需解决的散文诗的艺术表现力的问题上，又是注入了他的贡献的。试以《窗口又摆满了绿色》为例。这首诗的创作得之他家的一件真实小事，他母亲出之对儿子书斋枯燥生涯的关切，为他买了几盘盆景放置到他日常工作的写字台上，诗人的心弦被触动了。但他没有停留在讴歌“慈母寸草心”和儿子报以“三春晖”上，却让母子双方的深情，凝结到两个一大一小的对比衬托的象意之中。诗中说，“沉湎于书本的枯燥的岁月，见不到青山与绿水的岁月”，使儿子的眼睛“比妈妈的眼睛还要衰老”，这是家庭小范围内老少两代人的对比；而“为了在窗口上赢得这点春天的权利，窗外曾经进行过怎样艰辛的战斗？”则是家庭和大范围内的对比；为了一点绿色还须进行殊死的搏斗？！通过小小的窗口把两个对比联结起来了。这样，母子两人热爱生命和生活的一片葱绿且不待言，更重要的是“赋予我生命的绿色的，决不仅仅是仁慈的妈妈……”这首诗之所以耐人咀嚼，是由于以情和理各为一极，并通过相反相成，紧紧串连一起的两个意象为中间环节，构成了富有艺术魅力的诗的张力场造成的。所谓含蓄，可供读者自己填补的内容也就尽在这个张力场中了。正和反，美与丑，远和近，光明与黑暗，前驱和旧臣……诸如此类的反衬对比，渗透交错，在许多篇章中是随处可见的。而这与他要表达的哲理的内涵及心理内涵是相吻合的。但我想指出的是，刘再复“理胜于辞”的缺点，并不在他的思想深沉上，而<IMG=AB83B05901>多半在于他急于要告诉读者蕴藏在生活中的真理，这样他给人造成错觉，似乎他是把提纯的酒精和盘托出，而缺少佳酿美酒仍然保留住的粮食的甘美芬芳。写纯粹的哲理性的散文诗，甚至专以警句构成充实完整的艺术世界也是可以允许的，泰戈尔的《飞鸟集》和纪伯伦的几个散文诗集就是无可辩驳的例证。
散文诗的道路仍然是漫长的，诚如诗人所说：“那崎岖的、坎坷的、弯曲的、正直的、宽广的、狭窄的道路，都在我面前伸展着……。”我祝愿每一个诗人都能寻觅到自己驰骋才华的路。我相信我的朋友一定会扬长避短，取长补短，更加矫健地走自己的路！
(《深海的追寻》，湖南人民出版社出版；《告别》，福建人民出版社出版；《太阳，土地，人》，百花文艺出版社出版)
楼肇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