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以模拟损才，不以议论伤格……苍劲中姿媚跃出，欧阳公所谓妖韶女老自有馀态者也——袁宏道《徐文长传》
十年浩劫时，我最不老实之处就是善于“木然”。没有反映，没有表情(老子不让你看到内心活动)。我有恃无恐，压人的几座大山，历史，作风，家庭出身在我身上没有影响，不成气候。
浩劫初期我倒是真诚地认了罪的。喜欢封、资、修文学、音乐，喜欢打猎，还有许多来往频繁的右派朋友。这玩意恐怕至今还在我的档案袋里。江丰同志平反后回中央美院负责工作，有一次在我家聊天时，我提起过“定案”中有同情右派江丰、彦涵等人的材料，我在上面签过字会不会使一些人为难时，江丰同志说：“让它留在里头更好！”
到了浩劫中末期，曾要我认罪的那些“接罪”朋友们的“德行”也在铺天盖地的大字报中灿烂地出现了，可真是今古奇观，妙不胜收。不要以为我看到这些大字报会手舞足蹈，喜形于色。那才不咧！我“天低吴楚，眼空无物”，我“目眇眇兮愁予”，我“起看星斗正阑干”。我世故之极，面对大字报，一视同仁，缓步而行，……心里呢？可确实痛快！好家伙！原来如此，这帮伪君子！我发现了自己，这简直值得从长计议，细细推敲。比起他们，我的天！我怎么忘记了自己是个好人？
从那天起，我开始感觉到记忆力的猛然恢复，一种善良意念在为我几十年来的师友们逐个的做着“精神平反”。用这种活动打发在“牛棚”里呆坐着的时光。
甚么狗屁罪啊！
我的那些年长的、同年的和比我年幼的受难的师友们在哪里啊？你们在想甚么？你们过得好吗？
想得最多的是绀弩。他咏林冲的两句诗“男儿脸刻黄金印，一笑身轻白虎堂”充实我那段时期全部生活的悲欢。感受到言喻不出的未来的信心。
绀弩明明年长我近二十岁，三十多年前他已不允许我称呼他做“先生”或“老师”了。“叫我做老聂吧！为我自己，为大家来往都好过些。”他说。当时我年轻，不明白为甚么免了一些尊称就会使他好过的道理。
见到他，是在抗日战争胜利后的香港了，是四八年吧！有的先生前辈，想象中的形象与名字跟真人相距很远；见到绀弩，那却是极为一致。茂盛的头发，魁梧而微敛的身材，酱褐色的脸上满是皱纹，行动算不上矫健，缺乏一点节奏，但有一对狡猾的小眼睛，天生嘲弄的嘴角。我相信他那对眼睛和嘴巴，即使在正常状态，也会在与人正常相处中给自己带来负担和麻烦。
诗人胡希明(三流)老人曾在我给绀弩的一张画像上题打油诗时也说到他的皱纹，可见皱纹是从来就有的：
“二鸦诗人老聂郎，皱纹未改昔年装，此图寄到北京去，吓煞劳工周大娘。”(周大姐那时是邮电部劳工部长)
“二鸦”是“耳耶”的变声，“耳耶”是“聂”的分析，“耳耶”这笔名却是在鲁迅先生文章中早就看到的。四十年代末，五十年代初，在香港绀弩却用了很多“二鸦”的这个笔名。那时他在香港文汇报工作，也常在大公报行走。我那时在大公报和新晚报打杂做雇工。
解放前后他正在香港。那时候的香港有如“蒙特卡罗”和“卡萨布兰卡”那种地方，既是销金窟，又是政治的赌场。解放后从大陆逃到香港过日子的，都不是碌碌之辈。不安分的就还要发表反共文章。绀弩那时候的文艺生活可谓之浓稠之至，砍了这个又捅那个，真正是“挥斥方遒”的境界。文章之宏伟，辞锋之犀利，大义凛然，所向披靡，我是亲闻那时的反动派偃兵息鼓、鸦雀无声的盛景的。后来我还为这些了不起的文章成集的时候作过封面。记得一个封面上木刻着举火的“普罗米修斯”，绀弩拐弯抹角地央求给那位正面走来的、一丝不挂的“洋菩萨”穿一条那怕是极窄的三角裤……我勉强的同意了。
五○年我回过一趟家乡，回香港后写过一套连载叫做“火里凤凰”的，说的是家乡凤凰县有如“凤凰涅<SPS=0566>”得到再生的报道。他看了说和四八年的那个连载“狗爬径人物印象记”一样有趣，要找朋友给我出版。现在想起来是的确按他的吩咐与其它杂文贴成一个本子交到思豪酒店的一间房间里去的。当然，现在才想起来，应该追究稿子的下落，但一切已经太迟了。
五○年，我爱人在广州华南文艺学院念书。我一个人住在香港跑马地坚尼地道的一间高等华人的偏殿里，高级但窄小如雀笼。朋友们不嫌弃倒常来我处坐谈。
绀弩会下棋，围棋、象棋我都不会，会，也不是他的对手；他爱打扑克，我也不会，甚至有点讨厌。(两个人大概打不起来吧？)他会喝酒，我也不会，但可以用茶奉陪，尤其是陪着吃下酒花生。花生是罐头的，不大，打开不多会儿，他还来不及抿几口酒时，花生已所剩无几，并且全是细小干瘪的残渣。他会急起来，会急忙地从我方用手掳一点到彼方去：
“他妈的，你把好的全挑了！”
他说他要回北京了，朋友们轮流请他吃饭，一个月过去，毫无动静，于是他说这下真的要走了，几月几日，朋友们于是轮流又请吃饭。总共是两轮，到第三次说到要回北京时，朋友们唱骊歌的劲已经泄的差不多了，他却悄悄地真的走了。大家原来还一致通过，再不走，就两次追赔。真走了，倒后悔说了这些过份的话。
他曾写过一篇“演德充符义赠所亚”的“故事新编”体的庄子“德充符”故事。为甚么要演“德充符”呢？大概“申徒嘉兀者也”，与老所靠着两张小板凳移步的情况相同，尤其与申徒嘉那点傲岸的美丽相同吧！他送人东西，深怕别人不要，总是用恳求的态度，甚至还耍点欺诈。帮人的忙，诚恳有甚于请别人帮忙。不在乎，懒洋洋，余韵也不留。说的是老所，其实是他自己不断奔赴不断追求的人的那点完美境界。
“德充符”所云：“不可奈何而安之若命，惟有德者能之。”也不过只触及到绀弩思想中的一点点机关而已，因为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从来就是个战斗者。这从他以后的生涯中完全得到证实。
在香港这段时间，他很寂寞。家人远在北方，在我那间小屋子里，他曾经提笔随手写过许多字。他老说他的字不好，其实是好的，这种说过没完的话一直继续到北京的六十年代。他曾经临摹过《乐毅诣》和《黄庭经》，用的是大楷的方式进行，这都是很富独创性和见地的。
在香港给我写的一张字是自己的打油诗：
“不上山林道，聊登海景楼，无家朋友累，寡酒圣贤愁，春夏秋冬改，东西南北游，打油成八句，磅水<SPS=0442>三流。”
要加以说明的不少。山林道在五十年代初是个灯红酒绿的地方。海景楼是个新开的北方饭馆。磅水二字是钱的意思，这里指的是稿费。三流即诗人胡希明老人，当时是《周末报》的编辑头目。
还给我写过一张马克思的语录，因为没有标点符号，加上自己政治水平低劣，读来读去都难得顺意。二十多年后的十年浩劫，这段语录已成为大家熟知的名言，那就明白了：
“批评的武器不能代替武器的批评，物质的力只有物质的力才能打倒。——马克思”
试把标点去掉读读看，即可知我那时领会的艰难程度。
说来见笑，甚么叫做“党”？甚么叫做“组织”？《联共(布)党史》有甚么意义？都是他告诉我的。为我讲这些道理时他也不是作乎正经，一般总是轻描淡写，言简意赅地说了就算。因为他还有别的许多有趣的话要说。
我是他离港后三年才回到北京参加工作的。他在人民文学出版社和适夷同志一起。听说他注释过《西游记》还是《水浒传》。觉得他不写杂文对人对己真是个损失；同时又觉得那时候，杂文在绀弩恐怕也是不容易写得好了。难啊！有时候去看他，有时候他也来。有时候和朋友在我家打扑克。老实说，不单我自己不会打扑克，我也讨厌别人打扑克。我当时并不了解扑克这玩意还有高雅这层意义。只是觉得把时间花在这上头有点可惜。尤其是绀弩这个人。他却搞得兴致盎然，居然还要吆喝。滞溷于这种趣味中的原由，我多么地缺乏理解啊！
反右了。反右这个东西，我初时以为是对付青面獠牙的某种人物的，没料到罩住我许多熟人，我心目中的老师和长者，好友，学生。我只敢在心里伤痛和惋惜。在我有限的生活认识中颤抖。
背着许多师友们的怀念过了许多年。六十年代的某一天，他回来了。正在吃晚饭，门外进来一个熟悉的黑影，我不想对着他流泪，“相逢莫作喈嗟语，皆因凄凄在乱离”，他竟能完好的活着回来！也就很不错了。
但是，他和苗子、辛之、丁聪、黄裳们的情况不同，还坐过牢。年纪也大得多。
在东北森林他和十几二十人抬过大木头，在雪地里，一起唱着“号子”合着脚步。我去过东北森林三次，见过抬木头的场面。两千多斤的木头运行中一个人闪失会酿成全组人的灾祸。因之饶恕一个人的疏忽是少有的。但他们这个特殊的劳动组合却不是这样。年老的绀弩跌倒在雪泞中了，大家屏气沉着地卸下肩负，围在绀弩四周……
以为这下子绀弩完了。
他躺在地上，混身泥泞，慢慢睁开眼睛，发抖的手去摸索自己上衣的口袋，掏出香烟，取出一支烟放在嘴上，又慢慢地去掏火柴，擦燃火柴，点上烟，就那么原地不动地躺着抽起烟来。大家长长的嘘了一口大气。甚至还有骂娘的……
他们会把这个已经六十岁，当年黄埔军校第一期的老共产党员怎么样呢？“凡在故老，犹蒙矜育”嘛！何况“河冰夜渡”之绀弩乎？
他还“放火”烧过房子！这当然是个“振奋人心”的坏消息！是“阶级敌人磨刀霍霍”的具体表现！
绀弩解释过吗？申诉过吗？我没好意思当面问他，因为听到消息是在他回北京之前。无声的接受现实，到头来，是个最合算的出路。何况牢已经坐过了。
实际的情况应该是这样——
右派劳改队刚到的时候，没有围墙的“窝棚”由大家自己搭建。长几十米泥糊的大炕将是这些人迷茫的归宿。只是太潮湿了。铺上厚厚的干草，不几天，零下三十度的雪天里居然欣欣向荣地长出了蘑菇。领导上关了心，大伙儿外出劳动时，绀弩负责用干草把湿炕烤干。
绀弩情愿跟大家一齐出勤，点燃几个连接炕铺的泥炉子的本领他并不在行。
“不行！不会？不会要学！”领导说。
“万一不小心烧着窝棚我怎么办？”绀弩说。
“烧着窝棚我拉你坐牢！”领导说。
结果，真的烧得精光，包括所有人的行李。
“良人者，终生所托者也，今若此……”绀弩呀绀弩！你把穷朋友哥儿们都耽误了。
引火的是湿草，塞在炉子里当然点不着。当然要吹；一吹当然浓烟四溢。当然要呛眼睛鼻子。当然要把不着的湿草拔出来再弯腰吹炉子里头的湿草。举着的那把草一见风倒认真地着起来。你不知道，你不是在鼓吹炉子吗？窝棚也是草做的嘛！你看，不是让你点着了吗？
绀弩坐了好些日子的牢。一年？两年？我闹不清楚，只知道后来给人保了出来。不久回到北京。
那时候就听到好些熟人都“脱”了“帽”。其实，右派的官司并没有完，一个更活泼可喜的名字出现了，叫做“脱帽右派”。好象右派分子只是在街上散步碰到个熟朋友，举起帽子向朋友致意又自己戴上似的。又好象原本有了一顶鸭舌帽，为了高兴上盛锡福添了顶贝雷帽。我那时颇有点天真，怀疑是不是标点符号上的误会，把“可戴可不戴，不戴。”理解为“可戴，可不戴，不！戴！”呢？所以后来这些朋友们走在闹市上总把破帽子挡着脸时，我就不认为那是一种矫揉的诗情画意了。
绀弩那时常作诗，还让我“窝藏”过他从东北带回的一本原始诗稿(这本手稿给另一位朋友在甚么时候烧了)。还写了不少给我两个孩子的短诗和长诗。非常非常遗憾，浩劫期间给抄得精光，以致《三草》与《散宜生诗》中没能发表这些好诗。记得那时是三年困难时期，孩子想吃糖饼得狠，他老人家就时常带了点来，有两句诗我是记得的：“安得糕饼千万斤，与我黄家兄妹分？……”如今孩子是长大了，可他们也只能把这两句挂在口头作为儿时的纪念。
绀弩的生日如果没有记错的话，该是在除夕那天。有一首《自寿六十》的诗中两句：“人生六十有几回？且将祝酒谢深杯……”引起了一段笑话。
我儿子那时是八岁，大概觉得这首诗读起来有味，居然摇头摆尾唱和起来：“人生八岁有几回，且将祝酒谢深杯……”
我那时整四十，感于浮浪光阴，情绪很波动过一阵，他知道了这个消息，疾风似的赶到我家。这永远是难以忘怀的。那种从没有过的可依靠信赖的严峻的目光，我接受了他的批评重新振奋起来。
一段长时间下乡，运动，又下乡，又运动，见面的机会少了。再就是“文化大革命”。
很久很久以后才听说他判了无期徒刑，送到山西一个偏僻的小县城里的牢房里。
在香港时，有一天他急着要我给他去找一本狄更斯的《双城记》，提到要查一查第一页那有名的第一段：“这是一个光明的时代，这是一个黑暗的时代……”似乎是要写篇对付曹聚仁的文章。后来，果然写出来了，不愧是一篇辉煌的檄文，革命的气势至今想来心情还不免汹涌澎湃。
《双城记》这部结体“古典”的小说，其中的人物却常使我闻到新的气息。比如那个吊儿郎当从容赴死的卡尔登，那个被压在暗无天日的死牢里的、连意识都消磨尽了的老鞋匠。
绀弩不就是这些人的总合吗？
让你默默地死在山西小县城里只有四堵石墙、荒无人烟的死牢里吧！让你连人类的语言都消失在记忆之外去吧！如果侥幸你能活着出来的话，绀弩就不是绀弩了。事实上，这一次我并不奢望真还能再见到一个活着的绀弩。
但是又见到他了。
不过，这一次，我走进门，他躺在床上。
我说：
“老聂呀：你虽然动不了啦！可还有一对狡猾的眼睛！”
他笑了。他说：
“你还想不到，我在班房里熟读了所有的马列主义的书。我相信很少有人这么有系统，精神专注，时间充裕，毫无杂念的这样读马列的书！”
这老家伙不单活过来，看样子还有点骄傲咧！
他和周颖大姐所能忍受到的人间辛苦，很多不是我们所能想象的。这样一来，他的卧床倒显得微不足道了。
绀弩已经成为一部情感的老书。朋友们聚在一起时一定要翻翻他。因为他是我们的“珍本”，是用坚韧的牛皮纸印刷的。
我曾经向一位尊敬的同志谈到绀弩，我告诉他，不要相信我会说如果他得到甚么帮助的话，将会再为人民作出多少多少贡献来，不可能了，因为他精神和体力已经摧残殆尽。只是，由于他得到顾念，我们这一辈人将受到鼓舞而勇敢的接过他的旗帜。
至于诗，我不够格“起论”。只能说，是他的诗的拥护者。绀弩晚年以诗名世，连我也是出乎意料的。
记得一个笑话：
诸葛亮，刘、关、张、赵，都已不在人世，他们的孩子倒在人间替老子吹牛。
诸葛的儿子说，没有我爸爸，国家会如何如何……
张苞说：我爸爸当阳桥前一声吼，水倒流，曹兵如何如何……
阿斗说：我爸爸是一国之主，没有他，如何如何……
赵云的儿子也说：没有我爸爸，连你(指阿斗)都没了，如何如何……
轮到关平，这家伙思路不宽，只说出一句：“……我爸爸那，那，胡子这么，这么长……”
关公在天上一听，气得不得了，大骂曰：“我老子一身本事，你他奶奶就只知道我这胡子！”
对于绀弩，我看眼前，就只好先提他的胡子了。
一九八三年一月十八日夜
(《散宜生诗》，聂绀弩著，人民文学出版社一九八二年八月版，0.41元)
黄永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