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字翻译从罗马时代就已出现。在十七世纪以前，翻译作品只是“拐棍”，供达官贵人阅读浏览，在文学界并无一席之地，关于翻译的理论研究更是一张白纸。到了十八世纪，一些学者开始关心翻译，一七九一年，英国人亚历山大·泰勒发表了《论翻译原则》，开创了翻译工作的理论探索。十九世纪初期，翻译已成为帮助作者塑造研究本国文体的有利工具，翻译家的地位也逐步提高，出现了不少从事业余翻译的外交家，他们不只是把外文译成英文，而且编译了许多著作。不过，翻译仍被认为是“原文的附庸”，不是创作，搞翻译是压抑自己的创作灵感，为别人做“嫁衣裳”，是一种“自我牺牲”。
对于翻译地位的争论在十九世纪尤为激烈。一些学者主张把翻译看作一种“艺术”，而另一派人则认为翻译充其量不过是“技巧”，还有人采取中庸的态度，说翻译“既不是创作，也不是重复，而是介于二者之间的东西”。对译文的要求主要从两点着眼：一是原文和译文的表面意思是否相符，二是在保证译文通顺的前提下是否最大限度保留了原文的风格。
对翻译的传统看法在语言教学上有很大影响。在学院里，翻译被当作掌握语言的重要途径，但着眼点却在译文是否忠实表达了原文的思想和风格，是否文字优雅，学生们只埋头于咬文嚼字，却忽视了最重要的一点，即采用什么手法表现原作。巴西内特—麦圭尔在讲叙翻译历史后提出了自己的观点，认为翻译理论不应是对译文的品头论足或对个别词句的斟酌，而应建立在对不同文体怎样做学问上。譬如，诗歌翻译就包括文字翻译、韵律翻译、将诗化为散文的翻译、反映诗歌内在含义的翻译等，有时在一篇译文中要各种技巧并用，有时则需要以某一手法为中心，如何运用的得心应手，乃是翻译家功力深浅的表现。他赞同一些学者的观点，主张不要字扣字硬译，而应把握实质，表达精神，敢于把外国的思想完全用本国的语言表达，不要搞得不伦不类。
翻译研究在国外还是新的课题，各条原则均不成熟，就连翻译的本质也尚在争论之中。近年来，电子计算机翻译也问世了，这又增添了新的题目。然而，尽管理论尚未形成，但翻译工作仍在继续。作者希望所有从事翻译工作的人士都加入这一讨论。
(Sasan Bassnett－McGuire：Tran－slation Studies，Methuen ＆ Co.Ltd，19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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