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究《水浒传》，有两个问题是最为重要的，一是它的原本究竟是多少回，一是它的主题思想是什么。最近，罗先生在中华书局出版的《文史》第十五辑上发表了长达四万字的《水浒真义考》一文，对这两个问题进行了全面、系统的探索。他认为，《水浒传》的原本是七十一回，主题思想是“替天行道救生民”。
罗先生对《水浒传》原本回数和主题思想的探索是从追寻“水浒”这一书名取义开始的。《诗经·大雅·绵篇》歌颂周朝兴盛的历史说：“古公<SPS=0006>父，来朝走马，率西水浒，至于岐下。爰及姜女，聿来胥宇。”周朝的奠基人古公<SPS=0006>父为人仁德，得到人民的爱戴，在岐下建立周朝开国的基业。水浒，指古公<SPS=0006>父来岐山时经过的漆、沮两水的旁边。罗先生指出，“水浒”一词即源于此。这样精辟隐微的取词，包含着对农民起义的赞扬和歌颂，曲折地反映了“替天行道救生民”的思想内容。
从科学的观点看来，任何一部文艺作品都与作者所处的时代相联系，又与作者的经历和思想密不可分。罗先生从考明“水浒”词义论证了《水浒传》的主题思想后，又进一步从著者罗贯中的时代和他的经历作了论证。罗贯中是由元入明的人，他所处的元朝时期，民族压迫和阶级压迫交织，当时艺坛的说话人和书会的才人为了反抗现实，采用借古讽今的方法，用梁山泊故事来表达人民的不满和抗争，产生了元人的水浒杂剧。在这些杂剧中，把水浒写成了反抗政府的根据地。康进之的《李逵负荆》中宋江说：“杏黄旗上七个字，替天行道救民生。”李致远的《大妇小妻还牢末》中宋江又说：“俺梁山聚集豪英，要替天行道公平。”时代已经把《水浒传》的中心思想酝酿成型了。据明王圻《稗史汇编》记载，罗贯中是“有志图王者”，只因为碰到了“真命天子”朱元璋，不敢与争天下，只得借说书讲史来表达他的心志。另据传说，他曾帮助过张士诚，亲身参加农民战争。有过这样经历的罗贯中，自然愿意接受元人水浒杂剧的反抗政府的思想。罗先生由此断定，罗贯中写的《水浒传》，必定是以反抗政府为中心内容的前七十一回，而不会去写百回本中后二十九回的受招安、征辽国、平方腊。
罗尔纲先生还从成书年代论定《水浒传》的原本是前七十一回。他认为，百回本的后二十九回，始终贯穿着对皇帝杀戮功臣的感慨。如第七十四回记燕青智扑擎天柱事在入回诗里对燕青后来功成身退特加赞许说：“功成身退避嫌疑，心明机巧无差错。世间无物堪比论，金风未动蝉先觉。”八十五回记宋江征辽时上蓟州二仙山参见罗真人求指迷路，罗真人戒宋江“得意浓时，便当退步，勿以久恋富贵。”这种功成身退，免遭杀戮的感慨在九十四、九十九等回中都是非常明显的。第一百回末总结全书的两首律诗，感慨尤为深沉。这两首诗的第一首说：“莫把行藏怨老天，韩、彭当日亦堪怜。一心征腊摧锋日，百战擒辽破敌年。煞曜罡星今已矣，谗臣贼相尚依然。早知鸩毒埋黄壤，学取鸱夷泛钓船。”表面上看来，作者是写宋徽宗鸩杀宋江、卢俊义的故事，发泄对宋徽宗和谗臣的不满，实际上是以此来表示对朱元璋诛杀功臣的愤愤不平。根据《明史·太祖本纪》的记载，朱元璋诛杀功臣始于洪武十二年赐右丞相汪广洋死开始的，一直到二十八年，功臣以各种借口被相继诛戮。罗贯中是元末明洪武初年人，他写《水浒传》时，还没有发生朱元璋诛杀功臣的事件，所以他根本不会产生对朱元璋诛杀功臣的不平。这就意味着，百回本后二十九回绝不可能出自罗贯中。那么，后二十九回究竟产生在什么时代呢？据罗先生分析，它是明宣德、正统以后人的补作。因为明太祖朱元璋和明成祖朱棣两代，禁忌颇多，动辄得咎，当时不会有人敢用指桑骂槐的手法去发泄对朱元璋的不满。
为了说明百回本《水浒传》前七十一回和后二十九回不是由一个人编写，罗尔纲先生还从前后两部分所表现的不同主题思想进行了讨论。罗先生指出，前七十一回的主题思想是非常明确的，作者突出宣传“替天行道救生民”，推翻宋王朝，铲除人间不平，创建人人平等的社会。对农民起义给予热情地歌颂。梁山泊主管接待四方豪杰的朱贵说：“俺这里几自要和大宋皇帝做个对头的：”十分明确的表达了梁山泊事业的政治目标。作者在七十一回以赞许的态度具体地描写了梁山泊英雄的理想社会：“八方共域，异姓一家……”。梁山泊英雄的斗争也就是为实现这一理想而进行的。后二十九回作者的立场观点显然与前七十一回不同，他反复宣传“自古江山归圣主”，“神器从来不可干”，竭力维护封建统治。对宋江着力渲染他的“忠义”，不但把他写成君命臣死，臣不敢不死的忠臣，而且写到他知道自己被鸩药死了，为防死后李逵报仇造反，还把李逵叫来吃鸩酒，使与同死。还写到他死后，显梦给足智多谋的吴用和神箭手花荣，使他们来到他的墓前自缢而死，为君王绝除后患。作者之所以如此描写宋江的“忠义”，目的完全是为了充分地倾泄对宋朝君王杀戮功臣的不满，从而达到借古讽今的目的。前七十一回和后二十九回思想观点的不同，进一步证明了这两部分不是同一人编写。
凡是读过《水浒传》的人，可能会发现，在前七十一回中，有些地方是与主题思想相抵触的。罗尔纲先生注意到了这一现象，他在进行了较为深入的研究和分析之后，得出结论说，这种矛盾是由于后二十九回的作者盗改造成的。梁山泊会议大事的大厅叫“聚义厅”。所谓“义”，就是“仗义疏财，济困扶危”。所谓“聚义”，就是“聚义举事”，“竭力同心，共聚大义”，也就是“矢言一德情坚石，歃血同心义断金”，同心同德地“替天行道救生民”。“聚义厅”之称与前七十一回的主题思想是相吻合的。但是，到六十回里，晁盖牺牲后，宋江为山寨主，就把“聚义厅”改为对封建统治者尽忠效死的“忠义堂”，从而改变了梁山泊农民军的性质，违背了原来的主题思想。是由于梁山泊或宋江本人有什么特殊的变化而导致这一改变吗？不是的。在七十一回总叙梁山泊大聚义的诗仍然说：“仗义疏财归水泊，报仇雪恨上梁山。”所表现的精神与“聚义厅”一称完全一致，而与“忠义堂”一名却是牛头不对马嘴。“聚义厅”改为“忠义堂”是件大事，作者没有作较细致的情节描写，仅用宋江说的“聚义厅今改为忠义堂”一句话悄悄带过，这又是异乎常情的。明李贽批《水浒传》说：“改聚义厅为忠义堂是梁山泊第一关节，不可草草看过。”罗尔纲先生也特别重视这一变化，他说：“我们今天也要敬告读者：‘这正是后二十九回作者盗改原本第一关节，请不要轻轻放过。’”
罗尔纲先生探讨问题是很重视证据的，为了说明百回本《水浒传》后二十九回是后人续加和前七十一回经过后人盗改，他在《水浒真义考》一文中特意定了专门章节向读者指出了一系列的证据。例如明容与堂刻百回本《忠义水浒传》第五回记鲁智深大闹五台山之后，智真长老送他上东京大相国寺去，临别时赠他偈言的事：“智真长老道：‘我夜来看了，赠汝四句倡言，你可终身受用，记取今日之言。’智深跪下道：‘洒家愿听偈言。’长老道：‘遇林而起，遇山而富，遇水而兴，遇江而止。’”“林”指林冲。“遇林而起”指鲁智深到东京大相国寺后结识林冲事。“遇山而富”指鲁智深夺取二龙山事。“江”指宋江。“遇水而兴，遇江而止”指鲁智深三山英雄会合梁山泊英雄攻破青州，见了宋江，同归梁山泊事。这四句偈言包举了七十一回本鲁智深离五台山后的全部历史，所以智真长老对鲁智深说：“你可终身受用。”这反映了罗贯中《水浒传》原本的本来面貌。但是到了后人加上受招安、征辽、平方腊等部分，这个偈言就不能“终身受用”了。所以，就不得不在九十回记征辽回来，上五台山参见智真长老时再增添新的偈言：“逢夏而擒，遇腊而执，听潮而圆，见信而寂。”这四句偈言预示鲁智深在万松林里活捉夏侯成，生擒方腊，回到杭州六和寺听闻潮声，坐在禅椅上逝世事。如果《水浒传》原本有招安以后事，当初智真长老送鲁智深去东京大相国寺时赠的“终身受用”的偈言就断不会至“遇江而止”了。这是《水浒传》原本只有七十一回，后二十九回乃后人所加的铁证。有关后人盗改前七十一回的证据，罗尔纲先生指出了三条，这里只列举一条。天都外臣序刻本和容与堂刻本《忠义水浒传》第三十三回记青州兵马都监黄信解宋江、花荣去青州事结末道：“且教大闹了青州，纵横山寨，直使玉屏风上题名字，丹凤门中降赦书。”“玉屏风上题名字”是指七十二回柴进潜入宫内，在睿思殿屏风上看见宋徽宗题的山东宋江、淮西王庆、河北田虎、江南方腊四大寇姓名事。“丹凤门中降赦书”是指第八十二回宋徽宗亲书丹诏招安梁山泊事。这两件事都是七十一回后续加的情节。在明末袁无涯刻一百二十回本、明清间芥子园刻一百回本、贯华堂七十回本《水浒传》中，上面这段话是作：“正是：生事事生君莫怨，害人人害汝休嗔。”天都外臣序刻本和容与堂刻本都把这两句移到三十四回的入回诗中，而改易为“直使玉屏风上题名字，丹凤门中降赦书”。这是一处十分明显的后人盗改痕迹。
既然《水浒传》七十一回本是最初的本子，按情理来说，在明代的文献中是应该有所反映的。罗尔纲先生从明王圻《稗史汇编》中发现了一条珍贵的资料。此书卷一百三《文史门·尺牍类·院本》条记载罗贯中《水浒传》内容，并没有受招安的故事情节。可见，王圻看到的早期《水浒传》原本是七十一回，百回本中的后二十九回肯定是后人的补作。
吴树平